上面所说的虚实，以有象者为实，无象者为虚，是从视觉感知来区别的；倘若从思维判断来区别，有象者也可能是虚，无象者也可能是实，所谓“真情实意”，就是虚而实者。然则，从这个角度来看化虚为实，便有以虚象达实意以虚景写真情的意象。慢亭过客《西游记题词》说：“文不幻不文，幻不极不幻。是知天下极幻之事，乃极真之事；极幻之理，乃极真之理。故言真不如言幻，言佛不如言魔。”说的是小说中的虚构，故事是幻的，情理却是真的，也就是以幻写真，以虚写实。清代章学诚《文史通义》说：“睽车之载鬼，翰音之登天，意之所至，无不可也。”《易·睽》有所谓“载鬼一车”，《易·中孚》又有所谓“翰音登于天”，都是心造的幻象，因为是“意之所至”，幻象的构成，也就无不可了。诗人也常以人心营构出来的幻象，表现真情实意。谢臻《四溟诗话》说：“写景述事，宜实而不泥乎实。有实用而害于诗者，有虚用而无害于诗者。此诗之权衡也。”写实，如果不能以少总多，便不能空灵，就会缺少诗味，这就是所谓“泥实”而害于诗；虚写，如果是超越时空而有所寄托，真正意在言外，这就是所谓“虚用”而无害于诗。在诗中，时空可以虚拟。屈原《离骚》有所谓“朝发轫于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极”，朝发夕至，在历来的诗作中成了常用的时间套语，事实上这里的早晚，并非真正表现确定的时间，而是主观心态的一种表述。时间是虚的，心情是实的。空间可以虚拟。楚辞《招魂》有所谓“魂兮归来，东方不可以托些”，下面依次写南方、西方、北方，这里的方位，也是虚拟的。汉乐府《江南》之所谓鱼戏莲叶的东、西、南、北；《木兰诗》之所谓东、西、南、北市，也是虚拟的，都是为了加强内心情绪的宣泄而悬拟的，并无实际意义。所以当我们读到与四方相关的上下、左右、前后等对举的方位词，不要以为都是实写，应当说这种方位的套语，多数是虚拟的。数量可以虚拟。杜牧《江南春》的所谓“南朝四百八十寺”，《寄扬州韩绰判官》的所谓“二十四桥明月夜”，引发许多人考证得不亦乐乎，其实，在我看来，也是虚拟。古人常以三的倍数，表示很多的意思。杜牧就喜欢把虚拟的数字，写得像实数，其实也是三的倍数，极言其多而已。景物可以虚拟，史事也可以虚拟，这类诗例随处可见。这里以李商隐《重有感》诗为例稍加说明： 玉帐牙旗得上游，安危须共主君忧。 窦融表已来关右，陶侃军宜次石头。 岂有蛟龙愁失水，更无鹰隼与高秋。 昼号夜哭兼幽显，早晚星关雪涕收。 从诗的生活画面看，显然是把不同时代不同地点不同人物拼凑在一起的。窦融是东汉人，做过凉州（地处关右，即函谷关以西）牧，他向光武帝刘秀上表，表示愿意效命，参加讨伐隗嚣的叛乱。陶侃是东晋人，晋明帝司马绍时，苏峻谋反，他和温峤、庾亮等出兵石头城（今南京），杀了苏峻。这两个人，两件事，在不同时代，也在不同地点，却同写入这首诗中，如果“泥乎实”，就无法理解；蛟龙在水，鹰隼在天，上下相距很远，却合成一个画面，如果“泥乎实”，也是无法理解的。就是说，这里构成画面的象，是虚的；然而所要表现的情，却是实的。唐文宗李昂大和九年（835），文宗和李训、郑注谋诛宦官，事情败露，李、郑被杀，文宗被挟持，这件事历史上称为“甘露之变”。事变发生后，李商隐写了这首诗，希望昭义节度使刘从谏出兵长安，清除宦官，使文宗摆脱被控制的处境。用窦融、陶侃两个典故，都暗示刘从谏应当像窦、陶平隗、苏叛乱那样，出兵讨伐宦官。蛟龙指唐文宗，意谓文宗不会长期为宦官所控制；“鹰隼”句是说，难道没有鹰隼高举秋空击杀鸟雀吗！用反激的语气鼓动刘从谏出兵。诗中以忠君之情，把各不相干的事象和物象统一起来了。事象和物象，按思维判断说，非现实的，是虚的，而忠君之情，却是真的实的。刘师培《论美术与征实之学不同》一文说，“庾信《枯树赋》以桓温与仲文同时，此立词之爽实者也，而后世不闻废其词。……则以词章之文，不以凭虚为戒，此美术背于征实之学者”。（见《刘申叔先生遗书》卷十三）刘师培的所谓“美术”，是指文学艺术，说的是文学不同于史学，可以用虚象表实意。黑格尔《美学》说：“诗艺术是心灵的普遍艺术，这种心灵是本身已得到自由的，不受为表现用的外在感性材料所束缚的，只在思想和感情的内在空间和内在时间里逍遥游荡。”也就是说，外部材料是为表现心灵而被运用的，有可能被扭曲，被虚化，外在时空，有可能被化为内在时空，这时，就像歌德说的，艺术家成了“自然的主宰”（《歌德谈话录》），以虚化之象，表现真实之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