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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汉学家杨联陞是陈寅恪的学生、余英时的老师，汉学界第一流学人。他将大量精力倾注于写书评中，并以这种特殊的学术文体驰誉学界。不少汉学家以自己的著作得杨联陞的评论为荣，何炳棣甚至因他的人口史研究未能得杨联陞的专文评介，多年后仍觉得不无遗憾。《汉学书评》一书辑录了杨先生60余篇中英文书评，其中40篇英文书评为首次翻译出版，中英文书评首次结集完璧。 杨联陞：评内藤湖南的两部遗著 杨联陞著 王存诚译 （《中国近世史》东京：弘文堂，1947年[第2版，1948年]，10+247页。 《中国史学史》，东京：弘文堂，1949年[第2版，1950年]，7+7+656页。） 这是日本最伟大的汉学家内藤湖南教授（1866—1934）的两部遗著。两书都是他克绍箕裘的贤嗣乾吉编辑的。（更早的遗著《中国上古史》[东京，1944年]也是内藤乾吉编辑的。）就《中国史学史》而言，编者感谢了著名书志学家神田喜一郎给予的许多帮助。 两书都是以学生所做内藤的讲课笔记为基础编成的。神田在《中国史学史》的跋语中说，内藤上课是从来不带讲义的，只是非常偶然地会带一张小卡片作为提示，课程都在他脑海里。这位教授不带讲义，却总是用一个布包袱把参考书带上课堂，大多是大大小小的汉文书籍。（这使人想起陈寅恪教授，他在清华大学上课的方式与此完全相同。）在讲课当中，他会不时地一边继续讨论，一边打开这些书诵读其中的段落，有条不紊且轻而易举。从这些描述中，读者就不会奇怪，学生在他课堂上做的笔记就能编成这样优秀的书籍。内藤乾吉在前言中说，《中国近世史》所根据的是从1920到1925年的讲课笔记 ；而《中国史学史》则是依据 1919 至1921年和1925年的讲课笔记。 《中国近世史》包含的是对于宋代和元代历史的概述。书名字面意思是“中国近代史”，似乎会被某些学者所误解。然而，此书的意义恰在于作者对中国历史上的“近代”时期——更确切地说，“近代”若干时期 ——所做的定义。为了证明他使用“近世”一词的合理性，他指出了宋代以来各时期的下列特征：（1）贵族的衰落与绝对皇权的崛起；（2）人民地位的上升（从贵族的奴仆、佃户变为皇帝的臣民）；（3）开始实行科举考试，它至少在理论上是对任何公民开放的；（4）出现了以政策主张或知识背景的差异而划分的政党；（5）货币经济的增长；（6）出现独立诠释经典的趋势；（7）平民文化伴随着文学艺术新形式、新媒介而兴起。内藤承认，这些特征有的起源于唐代，但他们只是在宋代才成为主导，并在明清两代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随之他又建议把宋、元两代的中国历史称为“近世前期”，而称明、清历史为“近世后期”。这种分期法在日本广为流行，似乎是可以接受的。 与《中国近代史》仅为概论不同，《中国史学史》是一部全面而详尽的论述。事实上，这是现代学者在这一课题上最宏大的著作。汉语的标准著作是金毓黻的《中国史学史》（重庆，1944），有329页。而贾德纳（C. S. Gardener）博士的《中国传统史学》（Chinese Traditional Historiography [Cambridge, 1938]）有120页，目前仍是唯一的英语著作。   内藤关于清代史学的论述（第375—584 页）尤为透彻。其中包含许多有用的评论和有趣的细节。或许是因为内藤太熟悉他所讨论的这一时期了，以致对于某些他的同代人不免过于严苛。例如，他认为王先谦（1842—1918）的《汉书补注》就没有什么价值，因为只是利用了其他学者的成果（第456页）。这似乎文不对题了，因为称作“补注”或“直解”的注疏集成之类，其主要价值恰在于它们是一些便捷的工具书。在这一段论述结尾，有几行谈到“史评”（第583页），我发现下面这些话相当奇怪：“梁启超，不知其意而妄作者。”这指的显然是梁启超1922年的《中国历史研究法》。（桑原骘藏在《支那学》2.12[1922]第883—900页上有对此书严格而比较公正的评论。）尽管有某些错误和遗漏，这本著作至少对初学者还是有用的。内藤的批评似乎不必这样粗暴。另一个疑点是关于较早17世纪的一位学者胡承诺的。他著作的《绎志》（包括在《湖北丛书》中，第79—86卷）分19章，包括65篇论文，涉及哲学、政治、文学等各种题材。第54篇题为“史学”，内藤拿来和王夫之（1619—1692）的历史论文做了对比（第391—403页）。在一定意义上，胡承诺和王夫之是可比的：胡是湖北人而王是湖南人。而且他们的著作都是在清代中叶，在他们死后许多年，才得以刊布的。不过，胡承诺关于历史的意见在独创性方面似乎远逊于王夫之，因此其影响也小得多。恰巧，恒慕义博士编辑的《清代中国名人录》（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 [Washington, 1944]）中，“王夫之传”占据了接近四栏的篇幅（第817—818页），而胡承诺和他的《绎志》提都没有提到。 （原载《远东研究季刊》第12卷，1953年。原标题：“内藤湖南：《中国近世史》和《中国史学史》”，王存诚译，选自《汉学书评》，杨联陞 著 蒋力 编，商务印书馆2016年10月出版） 汉学书评 杨联陞 著 蒋力 编 
杨先生是站在中国知识和文化向西方传递，以及西方研究中国这个交界点上。以杨先生的学历、背景和见闻，他既能兼跨两边，同时又能把握其中的失真、可闻、可传之处。虽然是一人之力，但可以看出二战以后汉学研究以及中国知识和文化在传播过程中遇到的种种曲折和推进。这是一本看上去不大、实则非常见大的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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