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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丨内藤湖南只是个历史学家?

2016-04-15  minimi221


感谢江苏人民出版社授权发布

作者:[美]傅佛果

来源:《内藤湖南:政治与汉学(1866-1934)》,图片来自互联网


▲内藤湖南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内藤湖南是日本汉学(Sinology)领域中具有代表性的学者之一。他不仅撰写了关于中国和东亚历史的主题各异的著作,而且曾经在京都大学执教长达二十年之久。他还是一位很有影响力的记者,曾写下大量评论,尤其对中国的改革问题和日本的外交政策问题表现出强烈的兴趣。


作为历史学家,湖南以其所提出的中国历史时代划分法而闻名。他认为,在唐末和宋初(大致是从9世纪末到10世纪)时期,中国在社会与文化的所有领域都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也就是说,在唐朝末年和五代时期,中世纪的贵族政治走向消亡,随之而来的是宋朝开始的“近世”时期。生于宋初的人们自身也感觉到了唐宋之交所发生的某种变化。不过,湖南所提出理论的重要性在于,他认为由于中国文化的各个领域都已经发生了全面的变化(“一变”),因而也就意味着中国在一千多年前就已经进入“近世”时期。那么,湖南的所谓“近世”究竟是怎样的一个时代呢?这也是正是本书试图深入探讨的问题之一。


在今天的西方世界,湖南的时代划分法已经成为中国历史课程中的一个公认前提。关于中国历史的最主要的英语教科书——《东亚:传统与变革》[作者为费正清(John K.Fairbank)、赖肖尔(Edwin O.Reischauer)、阿尔伯特·M.克雷格(Albert M.Craig)],以及主要的法语教科书——《中国世界》[Le Monde Chinois,雅克·格纳特(Jacques Gernet)著]都采用了湖南的观点。即这些教科书的作者们均在书中指出,中国从宋朝就已经开始进入“早期近代化”时期。湖南的宋代观为他的弟子宫崎市定、佐伯富等所继承。通过他们的进一步研究,这一观点不仅对已故的爱德华·克拉克(Edward Kracke)和刘子健(James T.C.Liu)等欧美学者产生过深刻的影响,而且激发了其他许多学者对作为中国历史重要分水岭的宋代史的研究兴趣。最近,就有一位法国的中国学家将日本的内藤学派与法国的年鉴学派进行了比较研究。


正如当时的其他学者一样,湖南也是今天日本人所谓的“意见领袖”。他是从业时间长达二十余年的记者,成为大学教授后则是一位中国和亚洲问题的专家。作为这两个领域的领军人物,他在写作有关当时中国的评论时,总是能以权威的声音提出政策性建议。湖南是一位令人敬畏的饱学之士,而世人对他的尊敬也增添了对他的政治观点的信任。因此,湖南深刻地影响了当时日本公众的中国观,对于塑造日本民众对于中国民众、文化、历史等的意象以及形成日本应当在当时的中国发挥何种作用等民间舆论方面,都曾起到重要作用。因此,与其说他是我们现在所理解的意义上的职业记者,毋宁说他是一位政论家(publicist)更为合适。这个界定的意义十分重大。因为湖南作为政论家的作用,超越了我们所一般认为的学界与报业的界限,并始终贯穿于湖南的活动之中。在明治时期,除了湖南之外,能横跨这两个领域而自由活动的人士绝不在少数。


作为一名教育家,湖南的重要性同样十分显著。在日本汉学的影响力在欧美的中国研究领域中不断上升的今天,湖南的地位尤其值得我们关注。湖南是近代日本中国研究领域的奠基者之一,参与了京都学派的创立。他和同事们于20世纪最初十年间所构建的基本学术框架延续至今。在日本,通过师生关系以及学阀的作用而使有关中国历史的一般见解和整体概念等都能够得到切实的继承。但是,西方的中国研究者们几乎全然忽视日本汉学的这些特征,即使是那些倚重日本汉学成果的研究者们也是如此。如果我们能够从当时的历史背景中来阐明湖南的学术思想活动,那么也就可以借此了解到他与同时代的众多日本学者们形成中国观的轨迹。


迄今为止对于内藤湖南的研究,或者关注他作为记者的一面,或者关注他作为学者的一面,总不免令人觉得有失偏颇。另外,在战后日本对战前汉学进行重新评估与反思时,湖南经常被视为一位帝国主义者,有时甚至被指责为以其学术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亚洲大陆进行美化粉饰。但是,湖南的整个学术工作绝不是“帝国主义”这样一个过于单纯化的概念所能够概括与评价的。因为,这种观点不仅把湖南思想的复杂性过分简单化了,而且也根本不能从整体性上来把握他的学术思想活动。但是,我之所以这么说,并非是为了否认湖南与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而是试图在思考问题的时候超越这种狭隘层次上的评价。


因而,在开展本研究之际,我提出了如下的一个前提假设,即只有从一个广泛的视野来把握湖南的学术,并从中揭示其思想发展变化的源流,才可能对他有一个整体性的理解。为此,我将着眼于湖南的汉学与政治观之间的联系,来进行论证说明。这项研究可谓工程巨大,而且对于我来说,这样的尝试或许是一件鲁莽的行为。首先,因为湖南的著作数量庞大,阅读这些著作需要读者具备一定的历史学和语言学能力;其次,要理解湖南的学问,不仅需要具备有关日本德川末期、明治、大正、昭和等时代以及中国的晚清、民国等时期的深厚历史知识,而且还要对中国的其他历史时期有最起码的认识。在这些方面,我当然不敢奢望可以超过日本的学者。但是,在日本学者中也的确存在着不能从整体性的角度来理解湖南,而仅仅注重于湖南的史学方面的研究倾向。其中的原因之一,也许是因为学阀的影响力依然持续着,致使弟子们难以批评自己的先生,以及先生的先生,而另一方面,在战后日本历史学界也存在着这样一种倾向,即将战前日本汉学的遗产定罪为日本政府的帝国主义政策的羽翼。但是,我认为,为了明确湖南在学术上的主要业绩和基本弱点,并深刻理解其有关中国史方面的最为著名的学术观点等等,就必须从一个整体性的角度来把握湖南的学问。



在1880年代后期与1890年代,首先引起湖南关注中国政治问题的原因,一是日本的对华外交政策(伊藤博文与李鸿章围绕朝鲜问题的谈判、甲午中日战争),而另一则是中国国内的政治改革(戊戌变法、台湾问题)。湖南主要关心的是中国的改革问题,他认为不管这种改革是通过日本的军事介入来实现,还是由中国人自己来完成,日本都要有相应的对华政策,即日本都必须在中国的改革中发挥作用。日本的这种作用存在于两个层面:第一是日本政府针对中国大陆的外交政策和军事行动;第二,区别于政府层面,由与中国有关系的各阶层人士开展有关活动。站在中日文化同一论的立场上,湖南认为日本的对华政策与欧美诸国相比,应该以更深刻的中国理解为基础,因此其重要性也应该更大。出于其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即在明治、大正、昭和时代的日本所流行的普遍意识,湖南甚至在行文中把本应当用“我”的地方都以“我们日本人”的措辞来表述。在他提出与当时中国有关的各种主张时,都以“我们日本人(不管是否为官方人士)应该(对中国)如何去做”的语气来描述。


在湖南的这些观点背后,是他对作为改革典范的明治维新所具有的深刻自信。湖南属于一般所谓的明治时期第一代人,或者说是肯尼思·派尔(Kenneth Pyle)所谓的“明治日本新生代”。这些人出生于1850或者1860年代,他们虽然没有亲身参与明治维新,但是受到了讨幕勤王思想的深刻影响,并且认为日本业已实现的明治维新是改革的典范。当湖南观察中国的变革并思考日本在其中所应发挥的作用时,日本的明治维新模式成为向他提供思想借鉴的主要来源。尽管湖南从未明确地表示过对他而言明治维新的意义是什么,但显而易见的是,他认为这是一种体现了无私无欲精神的理想改革模式。一般而言,人们会认为明治维新意味着受压迫的下级武士之反抗与专横的德川幕府之破产。曾几何时,日本人集结在作为民族象征的天皇周围,团结一致地顽强抵抗欧洲列强,实现了一系列彻底的社会和政治改革,从而把人民统合于国家之中,并最终开设了国会。他们认为,这些举措是日本谋求自强的唯一途径。总而言之,日本正是通过明治维新这一场变革而最终使自己摆脱了封建制度与锁国状态。


那么,对湖南来说,“汉学”究竟意味着什么呢?乍看之下,似乎这仅仅意味着是对中国的研究而已。然而,西方学者往往发现无法在湖南的中国史研究中寻找到与自己的共通之处。这是因为湖南的研究可以分为两大类别:一类是关于宏观的历史观的研究,这类研究视野广阔,比如他的时代划分法;另一类是微观的考据问题,主要是对文献史料进行缜密的考察。然而,这两类研究在今天的欧美学界都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毋宁说湖南更像是一位中国的学者。直到目前为止,中国历史学家仍然像湖南一样从事着这两大类别的研究工作。


为了理解湖南的“汉学”,我们必须首先考察自德川末期到明治中期的日本所普遍流行的中国观以及中国人观是怎样的。尤其必要的是了解湖南自身的教育背景,以及他在汉学方面所受到的训练。“汉学”从字面上来看就是“与中国有关的学问”的意思。不过,在以新儒学(朱子学)为其深厚根基的德川幕府时代,汉学在日语里的意思相当于博学,即意味着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历史和哲学思想等有关的广泛学识。与中国的朱子学一样,在日本的汉学中也存在着对学问与方法有着不同理解的流派。而湖南最先受到的是折衷学派的影响。该学派强调,要广泛阅读各种不同学派的著作,甚至包括对经书有着异端解释的学说。


不过,对湖南而言,他更为看重的是学问的实用性。他的这一看法源自其父亲以及祖父,可谓祖传之法。重视“实学”的传统在朱子学中也同样具有悠久的历史。湖南也许是出于对折衷主义和消极主义的反感而倾向于实学的。但必须铭记的一点是,重视实学绝非意味着拒绝汉学。最初,日本的实学重视的是人际关系中最基本的道德价值与规范。但是,从19世纪初开始到湖南所处的时代,随着欧洲列强在东亚海域的出现,日本民族的危机意识不断抬头,并最终导致了明治维新的发生。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实学逐渐强调实用才是学问的目的,而学问必须成为实用的基础。


当我们试图全面考察湖南的学术成就时,“实学”正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了解湖南的重要的关键词,并可以贯穿于始终。首先,实学教给了湖南这样一个道理,即学问必须具有时代性和积极性。其次,实学的训练培育了其作为政论家的使命感,并且在这种工作中,他的学问与实用性也得到了很好的结合。湖南对汉学的传统有着自己的理解,并且由此形成了对于当时中国的改革以及日本在其中所应发挥的作用等现代政治问题的关心。在1890年代,即当湖南的记者生涯处于巅峰的时候,他始终在摸索中国改革模式的问题。他试图以此来回答自己心中的疑问,即日本应该如何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于是,被称为经世学者的中国改革家们曾经构想的改革方案引起了他的注意。所谓经世学者,就是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具有代表性的积极的改革主义者,所以湖南很自然地将自己的实学兴趣与他们的立场联系起来。



近年来,许多学者倾向于低估辛亥革命的历史作用。但不可否认的是,对湖南而言,辛亥革命是一个意义极其重大的历史事件。因为作为记者的湖南虽然一直在探究清朝不断尝试的改革努力及其屡屡失败的历史轨迹,然而正是以辛亥革命为契机,湖南开始正式着手从事学术性的研究,而研究的结果最终使他能够从一个更为广阔的历史视野来理解这次革命的意义,即辛亥革命意味着中国皇帝政治的结束与新的共和政治的开始。湖南清楚地表明了诞生中的共和政治正是中国历史进程的自然产物,确信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一大进步,并且对这一革命有着强烈的共鸣意识。尽管湖南对中国共和政治的理解与分析不够充分,也存在着不足之处,但是我们不能忘记的是,那些“共和制下的革命家们”同样在对共和制的理解上存在着局限性。


众所周知,在辛亥革命之后的数年间,共和国根本就没有正常实现。事实上,接下来在政治上发生的是持续不断的混乱,以及袁世凯(1859—1916)篡权并图谋复辟帝制等等。尽管湖南始终确信中国的未来必定是共和制的。但是到了1914年,他也开始意识到自己早先认为历史进程在辛亥革命中达到顶点的理解是不够充分的。这促使他进一步从中国历史中去探索在中国文化和社会中那些业已存在的“近世”要素,结果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即从文化上看,中国在北宋时期就已经进入“近世”。正如湖南所理解的那样,这个结论进一步证明了中国将朝着共和主义发展的历史必然性。那么,湖南所谓的“近世”究竟意味着一个怎样的时代呢?此外,发现宋代的“近世”特征对于理解当时的中国又具有怎样的意义呢?


在1890年代,湖南曾将日本明治维新看作改革典范。此时他试图理解唐宋变革的时候,明治维新依然不失其重要性。湖南将宋代看作中国“近世”的开始时期,认为清朝时期所呈现的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形态早自宋代就已经开始成形了。湖南所提出的“近世”特征之一是平民的抬头,这是我们可以接受的。不过,湖南指出“近世”的另一特征是君主独裁政治,这与我们的理解是恰恰相反的。然而在辛亥革命之后依然存续的,也仅仅是前面的一个特征吧?那么湖南所谓的“近世”概念究竟包含着怎样的意义呢?或者说,在考察一般的所谓“近代”之时,他的“近世”说又具有怎样的意义呢?本文将对湖南“近世”说中所提出的规定性要素与说明性要素进行明确的区分,并以此为基础对以上疑问做出解答,这也是本书的主要课题所在。另外,本书还必须探讨的另一个问题是,自宋代以来持续了一千多年的“近世”,究竟是否意味着中国的停滞性?为了解答这些疑问,有必要在思考问题时始终记住如下一个事实,即湖南是为了正确认识辛亥革命所引起的清朝灭亡及其后的政治混乱局面,并试图在中国发展史或者说近代化进程中给其一个历史定位,而开始上溯中国史追寻和探究中国近代化的历史前提的。


然而,虽然湖南提出了中国的“近世”始于宋代的主张,但是这并不能使1910年代和1920年代中国存在的那些堆积如山的问题迎刃而解,中国依然存在着众多需要改革的领域。湖南在关于近代化问题的文章中曾经指出,随着一个国家近代化的进展,政府对于人民的重要性将逐步减弱。这一观点在他的“近世”说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如果整个世界的发展与中国程度相当,那么这一观点将不会产生问题。然而不幸的是,现实的情形恰恰相反。在湖南看来,当时的中国为了有效地应对外国势力,需要改善其在政治和财政方面的运行机制,并协调其国内市场与外国贸易之间的关系,而在这些方面,中国都有接受外国援助的必要。正因为如此,日本可以在中国的改革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在此后数年内,湖南始终主张日本应当发挥这一作用,并且认为日本的这一作用是有助于中国的长期发展的。


湖南确信在中国的近代化进程中,像明治维新这样的历史经验是值得参考的,而且日本也是能够提供援助的。这种确信源自其更为深刻的中日文化同一论的信念。一般而言,与湖南同时代的人们年轻时都学习过中国文化,而湖南的汉学教育背景则使之特别对中国文化和学术传统怀有一种由衷的敬重。在他看来,尽管中国文化当然起源于中国,但是能享受其文化价值的绝非仅限于中国人而已。毋宁说,它是东亚共有的财富,事实上,这也正是东亚的伟大之处。


在中日文化同一论的基础上,湖南还进一步得出了中日两国是某种意义上的命运共同体的观点。当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在东亚的侵略活动达到高潮时,许多日本人的内心也充满了对未来的恐惧,担心列强一旦在中国站稳脚跟之后,是否会将矛头指向日本。即使当西方列强不再成为东亚的主要威胁之后,湖南依然深信中日两国的未来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然而事与愿违,从1910年代到1930年代初期,日本却将其帝国主义侵略的矛头指向中国,由此激起了中国抵抗日本侵略的民族主义浪潮。就湖南个人而言,这种政治事态的发展是一个巨大的悲剧。然而,当时湖南对中国民族主义所表现出来的不理解态度,同样源自其对于中国文化的深切敬爱之情。


湖南所谓的“文化”,在某种程度上相当于西方语言中的“culture”,指的是当一个社会从野蛮向文明进化的过程中所产生的艺术、文学、道德和习俗等等。然而,欧洲的“culture”(文化)概念中同时还包含着在土地上“cultivate”(耕种),即人类对自然进行征服与控制的意思。然而,在湖南的思想中则没有这一层含义。湖南的“文化”观中还包含着这样一层思想,即随着近代发展过程的推进,社会对战争以及国家统治的关注会越来越淡漠。因此,在宋代以后的中国,朝廷选拔官员的依据不是其行政能力和技术才能,而是对儒教经典知识的掌握程度。与其他批判者的观点不同的是,湖南并不将之看作是中国的不合理性的证据,反而认为这是一个先进社会的标志。但是,这种中国社会官僚制度的性格犹如一把双刃剑。从其优点来说,在中国的“近世”,真正的“文化人”,即有德之士,其所谋求的是如何与自然和谐相处。但是,这些游离于战争与政治等尘世生活的人们,在中国处于所谓临战体制时,是绝对不能为国家发挥作用的。


在湖南的思想中,历史学家对社会的作用与publicist(政论家)相类似。在这里,我所谓的publicist,指的是那些不会时时卷入现实政治的漩涡之中,而始终就公共事务发表自己见解的人们。湖南确信,历史学家应该置身于政治世界之外而起到社会批评家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史记》的作者,在中国被奉为历史学家之祖的司马迁(135?—93B.C.)对湖南的思想影响最大。因为湖南认为,司马迁体现了不为国家最高权力者所左右,能就历史真相发表自己一家之言的精神的历史学家。对司马迁来说,历史学家与皇帝一样神圣,因为其所做出的具有历史性的价值判断地位崇高,不是那些试图篡改历史以颂扬自己及其家族的政治家们所能侵犯的。


湖南不厌其烦地讲述《左传》(《史记》中也有记载)中关于崔杼杀害齐王的故事。事情大概是这样的,由于当时齐国的史官记载了崔杼杀害齐王的事情,所以崔就谋害了他。然而,这个历史学家的弟弟继承了他的衣钵,再次记载了这一事件的真相,于是他也被崔杀害了。然而,他们更年轻的弟弟仍然如实地记载了崔的恶行。于是崔不得不放弃继续杀人的念头。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的这个故事,曾经被湖南引用过多次,可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证据,表明了湖南多么强烈地坚信历史学家的正直性。这也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湖南既激怒了那些埋首于象牙塔中而毫不关心现实世界的历史学家,又激怒了那些把自己和自己的历史知识随意地(或者说廉价地)出卖给政治家和军国主义者的历史学家。


实际上,湖南就中国和日本历史上的所有时代和领域的问题都曾有所著述。然而,在本书中要涉及所有这些著作实在是力所不逮,尤其是没有余力就中国史学史、中国绘画史、日本史以及亚洲大陆史等有关方面的著作做深入的讨论。但是,本研究仍然试图通过对湖南的生涯和学问作一个尽可能整体性的理解,来阐明在青少年时期的实学教育中所培育起来的政论家性格如何贯穿了湖南的整个生涯,如何在他学术思想的发展过程中与其政治观和汉学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对于确信学问必须以实用为目的的湖南来说,日本的亚洲政策不应该任由职业政治家与军国主义者来制定。就这样,湖南以自己独特的中国文化和历史传统学识为基础,始终就中国的改革与近代化问题,以及日本在其中的作用等现代的政治课题发表着自己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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