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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我曾写下《中国呼唤教育家》的文章，肤浅地分析了中国当代教育家稀缺的原因，是中国缺乏产生教育家的土壤。这个“土壤”，是宽容个性，鼓励创新的环境，或者更直接地说，就是要给教育者以思想自由和创造天空。又过去了许多年，在我看来，诞生教育家的“土壤”并未出现，但眼前似乎遍地“教育家”了。 相比起过去对“教育家”称号的保守使用，现在可就“开放”多了。翻开报纸杂志，还有出版物，一个教育者稍微有点名气，比如写了几本书，做了几十场报告，马上就有人介绍：“这是著名教育家谁谁谁”，如果这个“教育家”年轻一些，还会说他是“新生代教育家”。如果是一个名校校长，那么“教育家”的称号会狠狠砸在他头上，想躲都躲不掉。 我说现在似乎“遍地‘教育家’”，还有一个“有力的证据”，就是有一个不知从何而来的机构，曾经连续搞了好几届“当代教育家大会”，我曾收到邀请，但我不敢去，怕露馅。同时也出不起那个会务费——普通代表每人会务费2260元（食宿自理）， 嘉宾每人6300元（可享受一顿到钓鱼台国宾馆晚宴）。参加大会有7、8百人。大会“评选”出“中国当代教育杰出人物”“中国当代教育创新示范单位”，一块奖牌三万，两块都要六万，只要交钱都能在开幕式光荣地上主席台领奖牌，只认金钱不认人，大约有100多认上台领奖牌，场面十分火爆。如果要挂大会副主席、副秘书长、副理事长头衔都有明码标价，少则几万，多则不封顶。交更多的钱可在开幕式主席台就坐。 后来听说大会煞是隆重，几百上千的“教育家”们济济一堂于人民大会堂。我的天！难道中国当今果真已经遍地“教育家”？而且“教育家”多得来居然可以每年开一次“当代教育家大会”？当成百上千的“教育家”在人民大会堂“济济一堂”的时候，当那些人蜂拥上台去领用钱买来的“中国当代教育家”的牌匾时，我感到整个民族在丢脸！ 这是当今社会浮躁之风，对“教育家”圣神称号的玷污。 曾不止一次听到有我不少我尊重的教育专家和德高望重的教育前辈说：“现在，有人唱几首歌就成了歌唱家，办了个厂就被叫做企业家……我们教育界为什么就不能理直气壮地推出我们的教育家呢？为什么要忌讳‘教育家’这个称呼呢？我们不能自己看轻自己！”我非常理解这些教育大家对推进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真诚情感和迫切愿望。但我还是要说，不能因为别人“唱几首歌就成了歌唱家，办了个厂就被叫做企业家”，我们也如此浅薄，便对办了所学校或出了几本书的人就称做“教育家”。何况，在我心目中，“教育家”这三个字，其含金量远远高于“歌唱家”“企业家”。换句话说，一个国家最根本的希望和所有事业兴旺发达的可持续动力在教育，因此“教育家”的标准或者说门槛，就是应该比其他“家”要高一些。 当年在拙文《中国呼唤教育家》中，我提出了教育家的四个条件：“有超越世俗的高远的追求。”“有属于自己的富有创见的教育思想。”“有长期的第一线教育实践。”“有百科全书式的学识素养。”对比一下，我们现在这样的教育者究竟有多少？当然，当代中国真正的教育家也确实有，但不多，或者说实在太少太少，至少不是如媒体宣传的那么多。在这个浮躁而功利的社会，很多包括我在内的教育者是很难有超越世俗的高远追求的。我们现在还缺少真正的思想自由，所以也很难有真正充满个性富有创见的教育思想。长期身处一线的教育者倒不少，但仅仅有这一点显然不能说是教育家。至于百科全书式学识素养的教育者，当今中国更是凤毛麟角。 关于“百科全书式的学识素养”，我一敲下这个短语，马上就想到我读过的《南渡北归》。这部书是20世 纪大师级知识分子的集体群雕：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陈寅恪、蔡元培、胡适、张伯苓、梅贻琦、蒋梦麟、梁思成、傅斯年……其中任何一个人，在我们今天的眼中，都堪称真正的“大师”，同时也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教育家。几年前，我一边读《南渡北归》一边有感而发写下这样的札记—— 1924年清华学校（当时还不叫清华大学）拟办国学研究院。校长曹云祥邀请1917年因新文化运动而“暴得大名”的胡适担任院长，胡适很有自知之明，立即推辞。他认为，当时大师如云，他算几斤几两？曹云祥说，院长你不愿当，那就退而求其次，担任国学研究院的导师吧！胡适依然觉得自己学问肤浅，哪敢冒充“国学导师”？ 今天，稍微会说几句论语孟子，加上年长一点，立马就被媒体称作“国学大师”，相比之下，胡适简直就是“文化昆仑”了。但胡适当时很清醒，因为他怎么也不能无视当时真正的学界泰斗的存在。他谦虚而真诚地对曹云祥说：“非一流学者，不配做研究院导师，我实在不敢当。”他还向曹云祥推荐了几位大师。 最后，根据胡适的推荐，曹云祥正式聘请的“四大导师”是：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 和近一百年前的大师们相比，说现在的我们简直就是“文盲”一点都不夸张。从学问上说，我们现在究竟哪一点比前人强？想去想来，也就会点计算机操作，会点“爱疯”“爱拍的”而已！ 特别让我感慨的是，那年头真的看重的是真才实学，而非虚名，更不轻信文凭。“四大导师”之中，只有赵元任是美国哈佛大学的博士，而王国维、梁启超和陈寅恪三位学贯中西，却均无博士、硕士文凭。陈寅恪海外留学十几年，分别在柏林、哈佛等欧美名校攻读，却终没拿回一张博士文凭。 试看今天的中国，“博士”“硕士”何其多也！中学甚至小学早已本科化，每年的硕士也如过江之鲫涌入中学，但恕我直言，现在不少博士硕士其学问还不如民国时期的高中毕业生。 所以，我从不敢在我的名片上印“博士”二字。不是虚心，而是心虚。 我再次想到—— 和老一辈大师相比，我们连学者都算不上！
我特别想到蔡元培。他的教育思想，不但改造了北京大学，而且催生了改造中国的思想摇篮，从后来的历史发展看，说“没有蔡元培就没有新中国”，一点都不夸张。 也许有人会说：“你动辄就拿蔡元培这样的大教育家做参照，是不妥的。教育家也分不同层次嘛！”我同意教育家有“大教育家”和“普通教育家”之分。但无论是在哪个层次说教育家，有追求，有思想，有实践，有学问这“四有”标准恐怕缺一不可吧？再以“学问”而论，不能达到蔡元培的高度，至少应该博览群书因而有书卷气吧？但现在我看好多校长更像商人或老板（现在果真许多校长是被称作“老板”的，连不少教授博导也乐于被学生叫“老板”）而不是学者，学者当然不一定是教育家，但教育家绝对应该是学者。 近年来，一些地方的教育行政部门推出了类似“教育家培养工程”之类的教育发展项目，投入大量经费，遴选对象，确定人选，定点培养，定期考核，宣传推广，出版专著……应该充分肯定的是，教育行政部门的良好初衷是可贵的，而且围绕“培养教育家”这个目标的不少举措也是值得称道的。由过去简单地抓升学率，到现在培养教育家，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但是，不能因此就认为教育家能够通过类似“工程”的做法成批地“打造”出来。教育家更多的是在自己持之以恒的实践与反思中成长起来的，是一种社会的公认，不是谁“任命”的，不是谁刻意“培养“出来的，更不是“自封”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上面我所列教育行政部门的那些值得称道的做法，与其说是“培养”不如说是为教育家成长提供良好的服务更为准确。 其实，要让更多未来的教育家健康成长，还有比投入巨额经费提供物质条件更重要的“服务”，那就是为一切有教育家追求的教育者以宽松的土壤、自由的气息和创造的天空。为什么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能够诞生教育家群体？原因很多，但在我看来，“思想自由”是第一原因。 在此，我想重复多年前我在《中国呼唤教育家》一文中的呼唤—— 教育家无一不是心灵自由的人，培育教育家就应该尊重教育者的心灵自由。创造性总是与个性相联系，没有个性，就绝对没有创造性。当然，尊重个性，并不是取消统一的教育指导思想——无论是“三个面向”教育方向，还是“四有”新人教育使命，都是我们教育者应该遵循的指南。但任何高屋建瓴的宏观决策，都不能取代千千万万第一线的教师富有创造性的实践；而凡是具有创造性实践精神与能力教育者往往都是个性鲜明的人，他们有自己“标新立意”的思想，有自己“与众不同”的做法。如果我们扼杀了教育者的个性，也就扼杀了教育者成长为教育家的可能。 请允许我“偏激”一点说，只要尽可能给教育者以思想和创造的自由，中国的教育家自然源源不断，群星璀璨。
2011年12月27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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