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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陶渊明，素以好酒与爱菊著称。 史料上相关的记载很多。比如，陶渊明刚就任彭泽令，就下令将公田都种秫（高粱），为的是收成后可以酿酒。还有，颜延之曾送过二万钱给陶渊明，他为了喝酒方便，竟全部送到酒家。 至于爱菊，但凡隐逸之人都好这口，北宋的周敦颐干脆直截了当地说：“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晋陶渊明独爱菊……”而陶渊明本人则认为“酒能祛百虑，菊为制颓龄。” 翻开《陶渊明集》，写喝酒的诗句比比皆是。 撇开20首《饮酒》诗不说，还有许多，比如“有酒有酒，闲饮东窗”、“在世无所须，惟酒与长年”、“舂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日入相与归，壶浆劳新邻”、“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等等，就连晚年因生活困难向人借贷时，也是“谈谐终日夕，觞至辄倾杯”，举不胜举。 跟菊花有关的，除了大家耳熟能详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外，还有“今生几丛菊，花色又新变”、“芳菊开林耀，青松冠岩列”、“ 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等。只要提及陶渊明，好酒与爱菊总是人们谈论最多的话题。 这只是陶渊明的一面，他的诗，在潇洒闲适之外，还潜藏着一股刚猛之气。 最先发现这点的是南朝梁的昭明太子萧统，他说：
萧统生活的年代去陶渊明不到百年，他的看法是有道理的。其实，只要细细品读陶渊明的诗，也能发现许多蛛丝马迹。 在《读山海经》第十首中，陶渊明写出了这样的诗句：
对于一个以隐逸著称的田园诗人而言，这是很不寻常的。 这得从陶渊明的出身谈起。他的曾祖父陶侃，外祖父孟嘉，都相当不得了。 其中陶侃曾平定“苏峻之乱”，于东晋有再造之功，官至大司马，爵封长沙郡公。孟嘉则是东晋名士，以气度恢弘，风雅洒脱著称，曾留有“孟嘉落帽”的典故。 陶渊明出自这两个家族，志趣当然不同于一般人。史载他“自幼修习儒家经典，爱闲静，念善事，抱孤念，爱丘山，有猛志，不同流俗。”可见，性本爱丘山的陶渊明，不仅爱丘山，也是个抱孤念，有猛志之人。 既然出身名门，又有才华，按理说陶渊明应该前程似锦，出将入相才对，为什么生活上却“幼稚盈室，缾无储粟”呢？这就跟当时盛行门阀制度有关了。 东汉后期，豪强地主掌握了国家的最高权力，他们在政治上把持中央和地方政权，经济上兼并土地，逐渐成为名门大族，号称士族。 为了牢牢把握住自己的既得利益，这些世家大族按照门第高下选拔和任用官吏，相互通婚，鼓吹“士庶之际，实自天隔。” 门阀制度于东晋犹甚，当时有一种流行的说法，叫“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 西晋的左思，他的《三都赋》曾令“洛阳纸贵”，但由于出身庶族，也一直得不到重用，只能发出“世胄摄高位，英俊沉下僚”的慨叹。陶侃是寒门出身，即便是立下不世之功，官做得再大，也无法加入士族俱乐部。作为陶侃的非嫡支脉，陶渊明的官路自然只能在下品中徘徊。 他不是没有奋斗过：江州祭酒、建威参军、镇军参军，一路走来，最后到了彭泽令这个节点上，他终于彻底醒悔了，在那种腐朽昏暗的政治环境下，再多的努力也是白费，还不如“复得返自然。”这不是消极的避世，而是对现实有着极为清醒认识，具有批判性的抗争。 回归田园后的陶渊明从此开始了长达23年的“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的农耕生活，人生也进入了勃发的旺盛期，他的诗歌几乎都是这一时期创作的。 但对于“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和信奉“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的陶渊明而言，在喝酒赏菊，俯仰自得的同时，不可能不关注时局的变化。 刘裕篡晋后，陶渊明怀着极大的愤懑写下了《读山海经》（第十首）和《咏荆轲》，通过歌颂刑天与荆轲对黑暗的现实进行控诉。南宋大理学家朱熹说： 陶渊明诗，人皆说是平淡……《咏荆轲》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说得出这样言语出来？ 中国文人一般都有隐士情结。 如《三国演义》里，弹琴故弄玄虚的司马德操，雪中骑驴吟诗的黄承彦和村边野店喝酒唱歌的那帮文人，无不姿神潇洒，超逸出尘。还有一些话本中所谓的“高士”、“逸民”，也大多具备经天纬地之才，好像只要世道清明，个个都能成就一番伟业。 作为隐逸诗人的宗师，陶渊明自然少不了后世的吹捧。南宋的辛弃疾就曾经写道：“把酒长亭说。看渊明，风流酷似，卧龙诸葛……”夸的是陈亮，举的却是陶渊明的典故。 义熙元年（公元405年），陶渊明结束最后一次出仕，辞去彭泽令的职务，回到柴桑老家，开始了长达23年的隐士生涯。 说到隐士，陶渊明并非头一个。上古时代的许由、巢父，传说尧要把天下让他们，他们不肯接受，就跑到深山里躲了起来，这大概是隐士的始祖。还有义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春秋时自耕自足的长沮、桀溺和骂孔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荷蓧丈人，应该也属这一类。 这些隐士历来以追求精神自由和保持独立的人格而享有盛誉。但隐士名声虽好，却不是人人可当的。 “士”本来是最低级的贵族，后来慢慢演变成一个阶层，必须进入这个阶层，才有做官的资格。当了官的，叫“出仕”，不做官或辞了官隐居起来就称为“隐士”。普通山野村夫，是没有资格被称为隐士的。 做隐士的人一般有两种，一种是真的避世不出，叫真隐士。另一种则是想做官，却没有门路，想通过走“终南捷径”提高知名度，好让朝廷发现。前者少之又少，后者数不胜数。 像陶渊明这种，有官不当回去种田，在我们这个以做官作为人生最高成就的国度里，就显得很另类，知名度一下子大增。 根据史料，没有辞官前，记载陶渊明的笔墨少之又少，辞官归隐后，他的很多逸事都出来了。这一点也不奇怪，近来有个人好端端的副市长不做，偏要辞职下海，不也上了新闻了么。 当然，陶渊明并非作秀。在《归去来辞》的序中，他毫不隐瞒地表示，出去做官就是为了让家庭富裕些，改变耕植不足的局面。只不过当官令他觉得扭曲的了他爱丘山的本性，“深愧平生之志”，所以才做了八十几天的彭泽令，就毅然辞官归田。 这跟他在《归田园居》（其一）中所表达的志趣是一样的。一个是“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一个则是“久在樊笼里，复返得自然。” 这是其一，另一个原因恐怕就是“帝乡不可期”了。 帝乡，皇帝居住的地方。一直都是儒生们梦寐以求，实现自己政治抱负的地方。对于自幼修习儒家经典，又心存猛志的陶渊明来说，富贵可以不要（事实也如此），但帝乡是不可能不期的。 只是，在门阀制度盛行的魏晋，他一介寒族子弟，能治国平天下的机会微乎其微。就算颜延之或王弘想提携他，无非只是作个参谋幕僚罢了，在士族集团垄断权力的局面下，陶渊明在政治上是不可能有所作为的。 再者，自司马氏集团当政以来，整个国家的政治昏暗，西晋建国不到五十年，就被胡族所灭。到了东晋，世家大族乱政，地方军阀造反的事时有发生，即便是朝中的公卿大臣，也很可能随时死于非命。 对此，陶渊明是有着深刻认识的。只是世人大多只看到他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高洁，却忽视了他对时局判断的高度敏锐。 最能体现陶渊明思想的莫过于《桃花源记》。 文中，他虚构了一个“不知有汉，无论魏晋”，“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的与世无争，自耕自足的“乌托邦”。这里面，既有他对儒家大同社会的渴望，也带着“小邦寡民，无为而治”的道家色彩，跟五胡乱华以来的现实形成巨大的反差。 更难得的是，陶渊明最后安排了一个最终无人问津的结局。除了艺术上故意营造出的缺陷美之外，也隐含着他对无法改变现实的无奈与迷茫。 因此，陶渊明的作品，在描写隐逸生活的同时，往往带着一种个人理想的坚守和对黑暗社会现实的批判。他说“衰荣无定在，彼此更共之”、“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好爵吾不索，厚馈吾不酬”，即便是陷入饥寒交迫的困境时，尽管也彷徨过，但最终还是没有屈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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