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寓居于大地却向往天空之轻灵，有着修齐治平的理想却纵情于山水，酣畅于竹林，浸润于儒家传统中却'越名教而任自然'，魏晋时期的竹林士人一直处于儒道思想的纠缠中，对于整体性存在做非此即彼的选择，在诗意逍遥的同时，也经受着这种选择所带来的不可承受之轻。 无论是在嵇康《琴赋》之'含至德之和平'的音乐中，还是在阮籍《大人先生传》之'奋乎太极之东，游乎昆仑之西'的大人先生身上，我们都能体悟到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且与尘世无涉的逍遥之境。但同时，阮籍的'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返'又似乎显示出这种诗意逍遥的不可承受。这种不可承受是泰山般重负，还是离缺传统之后的无根之轻？为何两种截然不同甚至相互对立的情感体验能够并存于这一特殊时期的特殊群体身上？ 不可否认，竹林士人中不同个体间的性情不尽相同，思想风格也有差别，如'师心以遣论'之嵇康与'使气以命诗'之阮籍，但他们'越名教而任自然'的追求是一致的，其情感与生命体验上的两极纠缠即根源于此追求中。竹林士人遵循魏晋时代对'名教'与'自然'的理解，将'名教'与儒家思想、'自然'与道家思想分别勾连起来，但他们对二者关系的理解与以往不同，由此带来的选择及践行也不同。 儒家与道家对生活世界的基本态度主要体现在对'名教'与'自然'的关系，也即'应然'与'自然'的关系的看法上。儒家眼中的生活世界是一个伦理-人文型世界，故对生活世界有着化'自然'为'应然'的要求。道家眼中的生活世界是一个道运行于其中的世界，儒家化'自然'为'应然'的要求，在道家看来恰恰是对本然生活世界的伤害，故道家不对生活世界做无用之化成，且反对已有之化成的成果，而是以自然无为的态度去审视并生活于当下世界。魏晋士人以'何为理想人格'为思考主题，而儒家式态度与道家式态度被视为理想人格的两个构成要素。由于具体生存境遇的不同，在魏晋不同时期，士人对此两种要素的强调也不尽相同，但其选择都是非此即彼的，直至郭象，儒家式态度与道家式态度方圆融地体现于个体身上。 那么，分别与儒家和道家思想相联并且指向理想人格的'名教'与'自然'的具体内涵是什么呢？ '名教'之'名'往往与官员选拔与业绩考核相关，具有政治色彩。'名'之所以能担当此任，是因为'名'与一个人内在的'德'紧密相联，可以说，'名'就是'德'在社会上所引起的效应。'名'与'德'的关系使'名'与一个社会的传统联系在一起，因为只有具备传统所认可的行为才可被称为有'德'。儒学在汉代被定为官学，自此，儒家思想在构成中华民族的传统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所以，'名'与儒家思想的关联也成为不争的事实。 '名'与官员选拔及业绩考核的紧密联系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些负面影响，一定程度上失去了与'德'的内在关联，从而带有种种伪饰性，并由于日渐沦为一种外在的规范律令而成为对人格的束缚。针对这一问题，来源于道家思想的'自然'被汉末至魏晋的士人用作对'名教'的补偏救弊，与'名教'相对，以消除'名教'的种种不良后果。在竹林士人那里，'自然'不仅指由万物构成的生活世界的运行方式，并且指向生活世界中个体的生活态度--'无为'，以及此种生活态度所开显出来的精神境界。基于道家元气自然宇宙观，天地万物由于具备了相同的构成基质而呈现为统一性的存在，为迷失于儒家'名教'的士人向本然生活世界的回归开启了道路。于是，竹林士人似乎通达天人合一式的逍遥之境，将修齐治平的理想连同'名教'一起超越。 但是，'名教'不仅仅只是一种政治性的'名教'，还与儒家传统一起构成士人生命的重要内涵，因此，越'名教'之后的纯任'自然'、理想的暂时被遗忘，使得浸润于此理想中的士人时时处于一种无根状态，与逍遥相伴而来的是不可承受之轻。所以，放达与牵挂、笑与泪一并贯穿于竹林士人的生命历程。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7-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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