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学术】杨海峥：《史记》学的形成和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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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海峥，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著有《汉唐〈史记〉研究论稿》、《中华古典名著读本》之《史记·汉书卷》、《〈史记〉》研究集成》第十三卷《史记研究史及史记研究家》（合著）等。由其点校的《史记会注考证》已于2015年出版。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伟大的纪传体通史，自问世以来，历代有不少学者对它进行整理和研究，并写下许多很有价值的专著，逐渐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史记学，自汉至清，由于各个朝代政治文化背景的不同，对《史记》的研究也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汉魏六朝时期

汉魏六朝时期是《史记》传播和史记学初步形成时期。司马迁写成《史记》后，曾表示要“藏之名山，副在京师”，这表明当时《史记》有司马迁手定的正副两本，司马迁去世后，一直到汉宣帝时，才由其外孙杨恽将《史记》公诸于世，但当时朝廷控制很严，连封国诸王也不易获得此书。据《汉书宣元六王传》载，成帝时，东平思王刘宇来朝，上书求《太史公书》，“上以问大将军王凤，对曰：‘……今东平王幸得来朝，不思制节谨度，以防危失，而求诸书，非朝聘之义也。……《太史公书》有战国纵横权谲之谋，汉兴之初，谋臣奇策，天官灾异，地形阨塞，皆不宜在诸侯王。不可予。’”由于《史记》中有一些触犯时忌之作，直到东汉前期，《史记》仍然是有限制地在统治阶级上层流行，由于卷帙巨大，再加上个人需要不同，所以当时《史记》经常是单卷别行，《后汉书·窦融传》记载光武帝赐窦融择抄“太史公五宗、外戚世家、魏其侯列传”，这是见于记载的《史记》单卷别行的开始，《后汉书·循吏传》记载东汉明帝时赐王景《河渠书》，是这种作法的延续，这也是后来《史记》篇章散乱缺失的一个原因。《史记》在民间也有流传，据史料记载，西汉末，《史记》的零章残句已传播到边郡，东汉初，在洛阳的书店中有《史记》出售，到东汉末、魏晋时期，《史记》流传渐广，士大夫家多有其书，但其地位不如《汉书》，司马贞《史记索隐序》讲“汉晋名贤，未知见重”。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史记》完成之时，正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占据绝对统治地位的时期，此时各种异端思想销声匿迹，汉初那种比较自由的学术气氛荡然无存，《史记》在正统思想家眼里，也成了离经叛道之作。虽然《史记》的体例和司马迁的史学才能受到人们的推崇，但他的一些历史观点却不能在正宗思想中得到地位，班固在其《典引》中指责《史记》“微文讥刺，贬损当世”，东汉王允更指责《史记》为“谤书”，感慨“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这反映了当时上层社会对《史记》的普遍看法。这也是《史记》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陆位不及《汉书》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汉代大赋流行，当时的文人学士，喜欢华丽工整的辞赋骈文，而《史记》则是自由平易，参差不齐的散体长短句，《史记》内容和形式上的特点决定了它在当时文化氛围中的命运。尽管《史记》在两汉受到限制，但自其问世以来，还是立即引起了许多学者的注意。刘向在其书录各序中开始引用《史记》原文，桓宽《盐铁论》也节括引用《史记》原文。高诱在注

《吕氏春秋》和《战国策》时也引用《史记》，汉代还出现了续补《史记》的高潮，续补《史记》之作有以褚少孙、冯商等为代表的十几家，这一方面反映了人们人们对《史记》的重视，同时也扩大了《史记》的影响。

最早对《史记》进行评论的是扬雄的《法言》，提出了《史记》是“实录”，司马迁“爱奇”等观点。这些观点为班固所继承．在《汉书·司马迁传》中评价司马迁“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渭之实录”，此后逐渐形成了史记学史上影响很大的“实录说”。“良史之才”和“实录”也成为后代对史家及史书的极高褒奖。班氏父子还总结了《史记》的编纂体例，肯定其开创纪传史体之功。而班彪、班固父子对《史记》史学思想的评论，即“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弊也”，也成为对后代《史记》史学思想评论影响最大的观点，制约并影响着历代文人对《史记》的研究和评价，成为封建社会《史记》史学思想研究的主线，祖述班固观点也好，为司马迁辩护也好，都是围绕这个观点争论不休，其评论也成了千篇一律的陈词滥调。影响了对《史记》史学思想的进一步深入探讨。这一时期，张辅将《史记》与《汉书》进行比较，提出因“文字繁省不同”而谓“班劣于马”的著名议论，傅玄、袁宏也将《史记》、《汉书》进行比较，开后代班马异同研究的先河。这一时期，《史记》在文学方面的成就也已有学者开始提及，班彪称赞《史记》“文质相称”，班固说司马迁“辨知，达，溢于文辞”，认为西汉“文章则司马迁、相如”，《文心雕龙》中也提到司马迁，但说的是他的《悲士不遇赋》，真正从文学角度欣赏研究《史记》，是到唐代才开始的。

两汉时期，见于记载的《史记》注本只有后汉延笃的《史记音义》一卷，无名氏的《史记音隐》五卷。今均已失传，《后汉书·延笃传》没提到有《史记音义》之作，只是据司马贞《史记索隐后序》“始后汉延笃，乃有《音义》一卷，又别有《音隐》五卷，不记作者何人，近代鲜有二家之本。”柳宗元《龙城录》称汉末大儒张昶撰《龙山史记注》，也未见传本。

魏晋时期，强大的思想潮流冲击着儒家的传统思想，在新的文化氛围中，人们的认识、思想有了新的特色，西晋秘书监苟勖《中经新簿》把史学从经学的附庸中划分出来，史学在学术领域内开始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东晋著作郎李充《晋元帝书目》又把史部提升到仅次于经学的地位。人们对史学认识的提高，也使《史记》的身价得到相应的提高，学者们开始仔细研读《史记》。魏晋南北朝又是汉语由上古时期到中古时期发展的重要转变阶段，语音和词汇都有较大的变化。与此相适应，音义之学大兴，给古书注音释义的“音义”体例始于东汉，魏晋南北朝是史注兴起开拓的时期，史注体例已经音义、补遗二体兼备。司马贞《史记索隐序》说：“逮至晋末，有中散大夫东莞徐广始考异同，作《音义》十三卷。宋外兵参军裴骃又取经传训释作《集解》，合为八十卷。虽粗见微意，而未穷讨论。南齐轻车录事邹诞生亦作《音义》三卷，音则微殊，义乃更略。而后其学中废。”可见本时期的《史记》注有三家：梁邹诞生《史记音义》，徐广的《史记音义》；裴骃的《史记集解》。其中又以徐广、裴骃注更为重要，二者前后相承，关系很密切。

徐广，字野民，《隋书·经籍志》记载因避隋炀帝讳，称徐野民。《史记音义》十二卷，徐书已失传，所以只能根据《史记集解》所引进行分析。裴驷在《史记集解序》中阐发徐广作《史记音义》的本意时说：“考校此书，文句不同，有多有少，莫辨其实，而世之惑者，定彼从此，是非相贸，真伪舛杂。故中散大夫徐广，为作《音义》，具列异同；兼述训解，粗有所发明，而殊恨省略。”张守节在《史记正义·论注例》中也说：“徐中散作《音义》，校集诸本异同”。可见当时《史记》各本在文句方面已有很大差异，徐广《音义》以校勘为主，兼作训释，重点在于校定各种本子的异同，详于校勘是其主要特点和价值所在。也正因为徐广参校的本子很多，从而保存了《史记》一书丰富的异文资料，给后人研究南北朝以前的《史记》版本情况和判断《史记》文字的正误提供了依据。其训释内容涉及到人物、地理、年代、名物、典制、训诂等方面，引书较多，如《周书》、《外传》、《国语》、《墨子》、《尸子》、《随巢子》、《汉书》、谯周《古史考》、皇甫谧《帝王世纪》等。

裴骃是南朝史注家裴松之之子，其《史记集解》是在徐广《史记音义》基础之上增演而成的，裴骃在《自序》中讲：“聊以愚管，增演徐氏。采经传百家并先儒之说，豫是有益，悉皆抄内。删其游辞，取其要实，或义在可疑，则数家并列。”这是一本集大成的划时代的《史记》注本，裴骃对徐书的校勘成果继承极多．训释以徐广《音义》为本，并多有订补，纠正徐书错误并补其所无．我们正是借助裴注才对已失传的徐书有所了解。裴骃在《自序》中提到要“采经传百家并先儒之说”，引证丰富，多存佚书遗说也是该书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他所引古书中，后世已佚之书很多，如《汲冢纪年》、谯周《古史考》、刘劭、王象《皇览》，皇甫谧《帝王世纪》、《太原真人茅盈内纪》、《太史公素王妙论》、《吕氏剑技》、刘向《别录》、桓谭《新论》、郑玄《驳许慎五经异义》等，为辑佚古书保存了宝贵资料。《集解》原本八十卷，汲古阁翻刻北宋单行本时，按《史记》篇数析为一百三十卷，单行本至今仍有流传。

总的来说，汉魏六朝时期，文人学者们通过择抄、引用、续补《史记》及为司马迁作传等方式促进了《史记》的传播，扩大了《史记》的影响，对《史记》的体例、内容、思想及文学等方面也都有评论，虽大多是一些只言片语，零星段落，但提出了不少问题，留下许多疑案，为后代史记学研究指明了一个大致方向，后代在此基础上不断开拓，取得新成就。《史记音义》和《史记集解》对后代的《史记》注释产生很大影响。

二、唐代

唐代社会相对稳定，经济繁荣，给文化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本时期由于史学地位的提高，纪传体成为修史之宗，尤其是“正史”地位之尊，使《史记》在史学史上备受尊崇，再加上唐代以《史记》、《汉书》、《后汉书》为“三史”后，就把“三史”作为科举考试的一科，从而使努力学习《史记》的人更多了。在评论方面，刘知几在《史通》中对司马迁开创纪传体这一史书体例表示肯定，对司马迁秉笔实录的精神和出类拔萃的史学才华给予歌颂。由于刘知几主张断代为史，因此对《史记》通史体例及五体结构的批评，颇有一些偏激之辞，但总体上对《史记》持肯定态度，这是《史记》第一次在专门的史学著作中得到赞许和肯定。唐代古文运动的兴起，使《史记》蕴藏的丰富文学宝藏得到前所未有的认识和开发，古文家们为了反对六朝以来占统治地位的骈偶文，不断从《史记》中汲取力量，把《史记》的文章视为最规范的古文来竟相学习。韩愈、柳宗元等都对《史记》有极高的评价。韩愈以“雄深雅健”赞誉《史记》的语言风格，柳宗元以“峻洁”称赞《史记》的总体面貌，自此《史记》一直被视为古典散文的典范，对历代文学家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五代至隋的《史记》注本有吴张莹《史记正传》九卷(见《旧唐书·经籍志·杂史类》)，隋柳顾言《史记音解》三十卷(见司马贞《史记索隐后序》)，隋季大乱，其书散佚。《史记》传抄流行到唐代，产生了许多传本，唐代《史记》注家蜂起，并取得重要成就。唐代《史记》专家多出自弘文与崇文两馆，两馆可说是《史记》研究的中心。见于记载的有：许子儒《史记注》一百三十卷(见新旧唐书经籍志，及《通志》)；刘伯庄《史记音义》二十卷(见《史记索隐后序》，《新唐书·艺文志》及《文献通考经籍考》，《唐书》有刘伯庄传。)；王元感《史记注》一百三十卷；李镇《史记注》一百三十卷，又《史记义林》二十卷；陈伯宣《史记注》一百三十卷；徐坚《史记注》一百三十卷(以上四书均见《新唐书·艺文志》及《通志》等书)；裴安时《史记训纂》二十卷(见《通志》)；褚无量《史记至言》十二篇(见《新唐书志》)，以上注解，均已亡佚。流传至今的只有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和张守节的《史记正义》，与前代裴骃的《史记集解》一起，并称为“史记三家注”，在《史记》学史上影响极大。

唐司马贞少时，跟从崇文馆学士张嘉会学习《史记》。其《史记索隐》所据何本，后人无法推测。在《史记索隐序》和《史记索隐后序》中对其写作背景和体例均有说明。在校注方面以裴骃《史记集解》为基础，并有所开创，其宗旨是“解其所未解”。《史记索隐》引证极为丰富，保存了不少佚书材料，注音释义很详备，对众家异说保存很多，精于校勘，保存了《史记集解》之后邹诞生、刘伯庄二本的异文情况，在校勘方面有一些新的见解。在其《补史记序》中提到他曾有一个很大规模的设想，要对《史记》进行全面的补作，但最后只补了一篇《三皇本纪》，这是前代众家续补《史记》的延续。

张守节生卒年不详，其《史记正义》三十卷原单行，到宋代附在《集解》、《索隐》之后散入《史记》正文句下合刻时，由于三家注所据本不同，合刻者只能根据一本，在文字有歧义的地方，合刻者就删削划一，再加上拆散变更就更不免使原来的条文零散杂乱。《正义》被删削的很多。现传三家注中的《正义》，只是保存了其基本面貌，已非原貌。张守节在自序中将《正义》注释重点及材料依据交代得很清楚。从其注文中可以看出此书与裴骃《史记集解》关系密切。《集解》之后主要吸收邹诞生、刘伯庄的《史记音义》和颜师古《汉书注》的成果。《正义》自觉继承汉魏六朝音义之学的成就，长于考证，尤详地理，是一部训诂、考证兼长的《史记》注本。

三家注各有所长，《集解》多存传本古字，《索隐》长于训诂，《正义》之长在于地理。三家注所据底本不同，最初又是各自流传的，所以有时一句之中，注释的文义就不一致，但三书都注出以前的古本异字，为后世研读《史记》者提供了可取的资料，三家注在对《史记》的观点上是一致的，注释方法也基本相同，而且依次相注，彼此互补，关系十分密切，对三家注之间的关系，很多学者进行研究，很多人承认《索隐》与《集解》，或《正义》与《集解》之间的联系，却不承认《正义》与《索隐》之间的联系。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一说：“按守节撰《正义》，成于开元二十四年。小司马《索隐》则《唐书·艺文志》注云：‘贞，开元润州别驾。’是两人生于同时，而其书不相称引”，这就完全否定了两书的关系。邵晋涵

《南江文抄》卷三《史记正义提要》说：“守节涉学三十余年，盖积一生精力为之。故能通裴骃之训辞，折司马贞之同异”。与钱氏意见完全相反。至今对三家注的研究仍是史记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尽管三家注对《史记》有许多应加注释而未加之处，对太史公著书的宗旨未能有所发明，注释也存在一些错误，但仍可称为《史记》注释的集大成之作。

自唐开始，结束了《史记》长期以来不受重视的局面，奠定了《史记》在文学史和史学史上的地位，《史记》在唐代的影响是空前的，唐代《史记》学成果也给后代极大启发。中唐以后表现出来的不守旧说，独立思考，认真考订辨伪的倾向，也揭开了宋代以疑古精神研究《史记》的序幕。

 

三、宋 代

 宋初的史注，主要是继承汉唐之余绪，到宋仁宗万历年间，风气大变，无论义理学派还是考据学派，无不具有怀疑精神，出现了怀疑注疏乃至经书，以及探求义理的普遍倾向，传统所说的宋学即指此而言。对此应一分为二地看，用新见冲破旧说往往反映着学术的进步，思想的解放，但如果刻意苛求，否定一切便不可取了。受当时学风影响，宋人以疑古精神研究《史记》，但一般都是经过考据辨析后，才得出自己的结论。宋代文人嗜好古书，又勇于辨伪，长于议论，所以宋代出现了既有一定广度，又有一定深度的《史记》评论新局面。或论史彝，或评人物，或谈文章，有褒有贬，不宗一家。大部分学者对《史记》持肯定态度，使其在史学史和文学史上的地位进一步巩固。宋代虽然专门研究《史记》的著作不多，但针对《史记》而发的议论很多，象郑樵、欧阳修、叶适、黄庭坚、朱熹等都对《史记》作过认真的分析评论，涉及《史记》研究的各个方面。其中郑樵在《通志·总叙》中对司马迁首创纪传体通史予以极高的评价，对进一步提高《史记》地位起了很大作用。宋人对《史记》人物的评论很多，而且很多是和传统观点相悖的，这引起了后人对此的重视，到明清两代，这方面的评论更加丰富多彩。南宋黄震对《史记》颇为推崇，其《黄氏日钞》中对史记有专门评论，议论重点主要放在义理和历史人物的评价方面，对史实略有涉及，他的一些论述，重在挖掘《史记》一书的宗旨，并结合现实作进一步发明，对后人有所启发，朱熹道学思想的影响在其中也有所反映。南宋永嘉学派的集成者叶适的《习学纪言》中有两卷是专门评论《史记》，他与宋代许多学者相同，崇孔子而黜汉儒，对《史记》刻意苛求，有很多指责失之偏颇。明人叶倒毂曾说：“不细推其所以然之故而发明之，而务以我为是，而古人胥受裁焉，此宋人之大病也”切中了他的要害。金代王若虚的《史记辨惑》分采摭之误、取舍不当、议论不当、文势不相承接、姓名冗复、字语冗复、重叠载努、疑误、用虚字多不安、杂辨十类对《史记》进行辨惑，受宋学影响，他重视分析义理，不满汉学的桎梏，但又反对宋儒的穿凿附会，主张折中汉宋，取长补短，用正确的方法和原则分析义理，是其最大的成就。其中对《史记》记事疏略、重迭等项的辨惑，较有参考价值，但其对《史记》的诘难，有很多偏激之辞。此书为历代《史记》研究者所重视。

宋人评论《史记》，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两个重要课题，一是苏洵首先发明司马迁写入叙事的“互见法”，二是苏辙、马存认为，司马迁壮游天下的阅历对其文章风格的形成产生很大影响。这两个观点的提出，开拓了《史记》研究的新领域。文学方面，以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为代表的古文大家，继承唐代古文运动传统，大力提倡学习《史记》，使《史记》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有了进一步提高。自汉魏时期王充、张辅等开始评论司马迁、班固的优劣开始，到宋代，班马优劣论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班马异同”成了专门的学问，出现了倪思的《班马异同》，娄机《班马字类》这样的专门著作，运用比较方法研究史书，对丰富传统史学方法有一定贡献。

《史记》最早刊刻始于北宋太宗淳化五年(994年)，在此之前，《史记》都是以抄本传世，宋代刊刻的《史记》本子多达三十余种，版本繁多，随处可见，给研究者提供了极大便利，也为后代提了研究《史记》的精善版本，刻《史记》和评《史记》是宋代《史记》研究最重要的两个方面，二者相辅相成，扩大了《史记》在社会上的影响，促进了《史记》的传播，使宋代的《史记》研究比唐代更进一步。宋人评论《史记》的方法，及他们正确或不正确的观点，都对后代《史记》研究产生很大影响。

四、明 代

元代除了在评论方面继承前代并有所发展外，主要贡献在于把《史记》中的历史人物、历史书件搬上舞台，扩大了《史记》的影响。到明代则进入了《史记》评论的兴盛期，明人对《史记》研究非常重视，并且继承了宋人评论《史记》之风，到万历年间此风更盛，文人学者致力于《史记》的摘抄和评论，甚至达到泛滥的程度，受当时空疏学风的影响，明代评论《史记》也用评论时文的方法，所以有许多荒诞不经的议论。其品评重点在于文字叙述和篇章结构等写作技巧方面，出现了大量评点《史记》之作，董份、王鏊、凌约言、茅瓒、王维桢等都有《史记评钞》，茅坤有《史记评钞》91卷，对《史记》几乎篇篇都有评论，把论史和论文结合起来．大多言简意赅，提纲挈领。非一般寻章摘句或琐屑考证者所能及。《史记评林》也有多家，其中凌稚隆《史记评林》1 30卷，对历代《史记》评论网罗甚富，清代藏书家对凌氏此书多不重视，认为它没脱明人空疏议论的旧习，但此书重视校勘，考订诸本差异，后来陈仁锡刻《史记评林》，清梁玉绳撰《史记志疑》都以此本为依据，所以不能凶为其名为评林就轻视它，此书对明末《史记》研究影响也很大，万历邓以讚本，天启钟伯敬本。崇祯陈仁锡、朱东观等作评林都取材于此。叫代著名文学家杨慎有130卷的《史记题评》，其论《史记》主要集中在历史文学方面，详析《史记》的叙事风格和语言特点，对前人的错误也有所纠正，各家《史记评林》对此书广为著录。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明代前后七子掀起了一股复古模拟之风，其领袖李梦阳提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对《史记》极为推崇，扩大了《史记》的影响。接下来的唐宋派对《史记》也是推崇备至，主张师法《史记》的“精神命脉骨髓”，其代表人物茅坤、唐顺之、归有光等人都评点过《史记》，对《史记》从文章学的角度进行分析，对其审美价值、艺术方法、刻画人物方法等方面都进行了有益的探讨，今传《归震川评点史记》一书，对《史记》从叙事特点，文章气势等方面进行评点，明清两代文学家对此书评价极高，清方苞、吴汝纶对《史记》的评论，大多继承其观点，并发扬光大。明代小说的繁荣，使许多学者把《史记》与小说进行比较，金圣叹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位，他把《史记》、《庄子》、《离骚》、杜诗、《水浒传》、《西厢记》并称为“六才子书”，用读《水浒传》的方法读《史记》，又用读《史记》的方法读《水浒传》，把两者紧密地结合起来，发前人所未发，令人耳目一新。

由于印刷技术的提高，明代刻《史记》者多至数十家，保存下来的也很多，以明中叶为限，嘉靖以前刻书，一般比较谨严，万历以后虽不无佳刻，但改窜之风颇盛，有些改变《史记》原书体例，如降项羽于世家，黜孔子于列传等。这与学术上空疏之风的兴起是同步的，是明代学风在刻书业上的反映。

明代也有一些考辨性著作，在一些笔记著作中，如王鏊《震泽长语》，焦竑《焦氏笔乘》等都有对《史记》史实的纠谬，此外，柯维骐有《史记考要》10卷，有感于《史记索隐》、《史记正义》等书的不足，要对《史记》重作考辨，以纠正前人之失，对《史记》所载史莽、论议以及某些字句词义均有所考释，广引经传诸子及汉至宋的文籍，用功颇深，对天官、律、历的考释尤为详尽。明代几种《史记评林》及日本人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都对此书详加著录。明万历进士郝敬有《史记愚按》四卷，对《天官书》、《律书》、《封禅书》、《平准书》有很多新的见解和发明。可惜限于名位，其书刊印不多，流传不广。

总之，明代《史记》研究主要是采用评点形式进行文学方面的评论，并做了大量《史记》辑评工作，搜集整理各家评论，汇为一编，给研究者提供了极大便利，但有些评论流于空洞浅俗。

五、清代

清代随着考据学的兴盛和史学的昌明，《史记》研究出现又一个高峰，研究《史记》者增多，研究范围也超过了以往历代，据不完全统计，清代研究《史记》的学者有300人左右，论文160多篇，专著几十部。清人对《史记》研究的最大贡献是在考据方面，无论史学家还是文学家都不废考证，他们对《史记》文字的脱衍讹误，对史事的错谬矛盾，以及地理职官的沿革变化，三家注的错误，太史公生卒年等都详加考辨。在考订、辨伪、校勘、训释、补作、辑佚等方面都出现了一些力作。在清代三大考史名著——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赵翼的《廿二史札记》，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中，有关《史记》的内容占了相当篇幅，不乏真知灼见，《廿二史考异》表现出宗汉排宋倾向，精于校勘，在音韵训诂方面卓有成绩，是清初以来考据学的集大成者。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将传统的考据学方法运用于史书的整理和研究，他在自序中说：“改讹文，补脱文，去衍文，又举其中典制事迹，诠解蒙滞，审核蝽驳”，表现出重视训诂考证，排斥议论褒贬的倾向。而赵翼《廿二史札记》在考证同时也重视评论。梁玉绳的《史记志疑》，钱坫《史记补注》，王念孙的《读史记杂志》，杭世骏的《史记考证》，张文虎的《校勘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崔适的《史记探源》，方苞的《史记注补正》等都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这一时期《史记》的研究成就。这一时期由于许多学者在文字考订方面匡谬正疵，下了很大功夫，所以出现了较前代更为精善的《史记》版本，如同治九年金陵书局刻本是张文虎在王念孙、钱泰吉等人校勘研究的基础上，汇集宋、明许多古本悉心校勘而成，要比明、清许多官刻本高明得多。

清人研究《史记》虽以考据为主，但也不废评论，许多考据学大家，也是考中有评，兼及史事，兼论人物，只是非其重心所在而已，还有一些学者则重在分析评论《史记》，如清康熙时进士何焯，世称义门先生，著有《义门读史记》，此书除校正《史记》汲古阁本的字句音义错误外，还从辨识史法的角度，来探寻《史记》文章的微旨。清代桐城派代表方苞提出的“义法说”本于《史记》，他在《古文约选序例》中说；“序事之文，义法备于《左》《史》”，对《史记》称赞不已。其《读史记》一书收《史记》评论22篇，以《春秋》义法评论《史记》，阐发司马迁作史旨意，但有时失之牵强，刘成批评此书片面讲求“古文义法”“每失凿幻”。吴见思《史记论文》对《史记》行文运笔之妙多有阐发，但有时为论文而论文，没有更多接触司马迁的写史思想。汤谐的《史记半解》既论文也注意论史，重在揣摩“古人神理”，对明代杨慎等人虽有所批评，但更多借助他们的评论，有时流于空洞浮泛。清雍正时进士牛运震有《史记评注》12卷，评论《史记》文笔，也评议史意，多引前人之议，以辨是非，对方苞的见解尤为推重，可视为《史记》评论的小汇。

综上所述，《史记》问世以来，经过汉魏六朝的传播，到唐代形成“三家注”，《史记》学初具规模，宋代在整理前代成果的基础上在《史记》评论方面又有所开拓，明代则将宋代评论之风发展到极至，做了大量的辑评之作，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方便。清代则是《史记》研究的集大成时期，在考证和评论方面都取得了超过前人的成就。如何整理和利用前人为我们留下的丰富的《史记》研究成果，将《史记》研究进一步深入，发前人所未发，是我们今天要做的书情。陈直先生《史记新证》中已经用甲骨文、金文来证明《史记》记事的可信及其史料价值，今天随着考古发现的不断增加，利用出土资料来考证和校读《史记》，以考古资料与文献资料互证，对《史记》学研究也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

本文摘自《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集刊（二）》，北京大学出版社，177—1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