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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时候，当我们习惯于站在教育的立场上去看待或谈论教育时，我们会发现很难说清楚究竟。建国以来，我们的基础教育已经经历了七次改革，第八次改革（俗称“新课改”）也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分析历次教改不难发现，有三条规律性的认识：一是社会的变革始终影响着教育的改革; 二是任何一次教育课程改革其实质都是为了回应培养什么人的问题; 三是教育是文化的一部分，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对教育的影响非常深刻。 理解了以上这些，我们再来看目前进行的新课改和新高考，就会理性得多。 当前，我们正在经历第八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这一轮课改注定将是一场全面的、系统的、深刻的、旷日持久的变革。这场变革的主要动力是为回应面向21世纪的后工业化、经济全球化时代到底应该培养什么人的问题。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能让他顺利地在21世纪生存、生活与发展？这个问题犹如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在我们头上拷问着。 进入到21世纪以来，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事实上，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觉得我们的教育非改不可。中国基础教育（包括高中）已经具备了由精英型的预备性教育转向大众化的预备性教育的基本条件，学校的办学价值理应由选择适合教育的学生转向选择适合学生的教育。全面普及高中教育的愿景正呼唤着个个成才教育理念的觉醒，学生潜能的多样性呼唤着教育的多样性，而现实中整齐划一要求的教育显然是遏制人的发展的。 显而易见，中国乃至世界经济社会的发展潮流要求教育的改革跟进。然而，新课程改革已力推十多年，比过往任何一次课改经历的时间都要长。但我们会发现，我们的教学方式变革进程还是比较迟缓，学生个性发展空间还是比较狭小，我们的教育管理应试倾向明显，学生学业负担仍然较重。 如前所述，教育是文化的一部分，在改革进入“深水区”时做一些文化性思考显然有利于进一步明晰利害，相辅而行。在世界文明长河当中，中华传统文化无疑是优秀文化的佼佼者。中华文明的DNA渗透在每一位中华儿女血液里，赋予我们民族强大的统一性、内聚力和不屈的执拗性格。它也蕴育了我们传统教育思想的博大和精深。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以及价值观的变迁，我们不难发现，其中有些文化遗存，譬如科举思想，譬如攀比文化，甚至是师道尊严观念等等，这些遗存在其他方面可能并不会产生太多的负面影响，但在教育领域，在推进现代教育领域课堂教学变革以及育人模式转型方面却会带来很大的掣肘，且犹如雾霾一般挥之不去。 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我们其实就一直在思考并尝试解决学生过重课业负担问题，然而，一直到现在这一问题都没能解决好。根子究竟在哪？在中国很多老百姓心目当中，读书的目的从来就是“学而优则仕”，这已经变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从不会有“学而优则工”等其他想法。成绩不好才读职校、读书就是为了改变社会阶层的功利思想根深蒂固。德国教育专家卢旺克认为“中国的教育不是为了孩子，而是为了满足一种被社会承认的标准”。这种论调虽有些偏颇，但深层去想也不无道理。再加上各种攀比文化的作祟，难怪有人感叹：上至数十年从事教育的著名专家、神通广大的有权之人，下至普通公民，大多在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应试教育这个怪物面前俯首称臣，敢言而不敢怒，不敢越雷池半步。众多的家长，唯恐自己的孩子在“应试教育”的体系中上了差校、差班，成为差生，所以他们一边诅咒应试教育，一边顺应应试教育，全然不顾诅咒落在了自己身上。这是一种被“裹挟”的任性。 从宏观视野审视，现实的任何存在必有其合理性。希望孩子拥有成功的人生是人之常情。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无视基本的教育规律，打着“为孩子负责”的旗号，任性地将成人的意志强加给孩子。以牺牲孩子快乐成长为代价，意图换来眼前功利的“考高分、上名校”愿景的同时，贻误的却是影响孩子终身发展的综合素养的培养。基础教育是“打底子”的教育，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对现代人才观、质量观以及教育规律的深刻认识逼使我们要有改革的自觉，但当改革避无可避地触及文化和思想遗存的瓶颈，那注定会是一场惨烈的治理攻坚。文化是一个互为依存的整体，“去其糟粕，取其精华”，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很难，这就是为什么有些带有封建主义瘢痕的文化遗存总是依附在社会肌体上。但是不论有多么困难，我们必须面对这个时代课题。在新的时代和历史背景下提升国人文化选择和文化转型的自觉能力，这也是一种文化自信的坚实基础和保障。教育改革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社会过程,它是理念、政策和体制结构、历史和文化的大杂烩。当改革进入深水区，它早已经不是教育一家的事。就文化性反思而言，它要求国人觉醒，有更多的人有变革的愿望和自觉。当然，它也要求改革的推动者多从源头上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和方法，多些配套体制、机制的更新，全力推进优质教育资源的均衡，打好综合治理的“组合拳”，更注意对顶层设计科学性的审视，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出现“应付——做表面文章”以及“折腾——搞不清方向”等情况的发生。 （作者王新伟，系浙江省义乌市第六中学校长，浙江省基础教育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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