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篇充满英雄主义色彩。这种昂扬乐观的调子也可见于《别董大》中：“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
高适的尚武精神是率真奔放的。不似陈子昂在痛苦屈辱之后的理想寄托，也非骆宾王那郁郁不志后的呐喊。而是一个正在实现报国之举的边塞将帅的真实心声。他不隐晦曲折，而是直抒胸臆地表达自己的情感：“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穷。古人味此道，往往成老翁”（《塞下曲》）也是他尚武精神的真实表露。
同样，诗人岑参也来到了边塞实现建功立业的理想。他投笔从戎，边塞六年：“万里奉王事，一身无所求。也知塞垣苦，岂为妻子谋”（《初过陇山途中呈宇文判官》），其从军尚武之志可谓坚矣。话虽说“无所求”，但当时唐王朝制度边将可入为宰辅，幕僚亦可处高位，故岑参是怀着强烈的功名进取之心来到边塞的：“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送李副使赴碛西官军》）。他雄心勃勃：“自逐定远侯，亦著短后衣。近来能走马，不弱并州儿”（《北庭西部侯封大夫受降回军献上》）。他轻视文弱书生的生活：“丈夫三十未富贵，安能终日守笔砚”（《银山碛西馆》）。在边塞，岑参的创作亦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他以浪漫的笔调，写边塞异地的瑰丽风光，写军中将士紧张激越的战争生活，风格突兀雄奇，别有一番境界：
君不见走马川行雪海边，平沙茫茫黄入天。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满地石乱走。匈奴草黄马正肥，金山西见烟尘飞。汉家大将西出师，将军金甲夜不脱。半夜军行戈相拨，风头如刀面如割。马毛带血汗气蒸，五花连钱旋作冰。幕中草檄砚水凝。虏骑闻之应胆慑，料知短兵不敢接，车师西门伫献捷。
此首《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乃边塞诗名篇，写景则新奇惊险，写人则激荡活跃，画面极度夸张又极为逼真，犹如一组组快节奏的蒙太奇。
可惜岑参的抱负并未实现：“可知年四十，犹自未封侯”（《北庭作》），他常常感到失望、压抑：“万事不可料，叹君在军中。读书破万卷，何事来从戎？”（《北庭贻宗学士道别》）、“早知安边计，未尽平生怀（《登北庭楼呈幕中诸公》）皆为怀才不遇的慨叹。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怀才不遇的心态，往往是文人尚武精神带上悲剧色彩的主要原因。这在中下层知识分子身上尤为明显。岑参为相门后裔，自恃甚高，然抱负愈大，却愈难在这无法避免的矛盾中维持某种心态平衡。
三
唐文人有浓厚的尚侠风气。初唐诗人陈子昂，便是一个充满侠义精神的人。卢藏用《卢氏别传》载：
子昂奇杰过人，姿状岳立。始以豪家子，驰侠使气。至年十七、八未知书，尝从博徒。入乡学，慨然立志，因谢绝门客，专精坟典。数年之间，经史百家，罔不概览。尤善属文，雅有相如、子云风骨。
陈子昂性格豪爽，“资偏燥，然轻财好施，笃朋友”（《新唐书"陈子昂传》）二十一岁西入咸京入太学：
子昂初入京，不为人知，有卖胡琴者，价百万，毫贵传视，无辨者。子昂突出，问左右曰：“辇千缗事之”，众惊问，答曰：“余善此乐”，皆曰：“可得闻呼？”，曰：“明日可集宣杨里”。如期偕往，则酒肴毕具，置胡琴
于前。食毕，捧琴语曰：“蜀人陈子昂，有文百轴，驰走京毂，碌碌尘土，不为人知。此乐践工之役，岂宜留心？”举而碎之，以其文轴便赠会者。一日之内，声华溢郡。”（《唐诗纪事》）
此乃“重金邀名”之举，不过子昂的豪爽可见一斑。他最静穆的也是“赤丸杀公吏，白刃报私仇”（《感愈》）的义士。陈子昂的豪侠性格，不能不说对他后来那卓尔不群的遒劲诗风和诗歌改革理论有着极大的影响。
唐代诗人中，写侠客最热情的莫过于李白。似乎李白本人一度也曾是个游侠。有记载说这位诗人曾亲手杀死过好几个人。李白少年时习剑术，当时梓州赵蕤“任侠有气，善为纵横学，著书号《长短经》”（《唐诗纪事》），李白喜与之交往。李白早年行事待人皆具侠义气概，后来李白在诗篇中每每写及侠客义士（《如《白马篇》、《东海有勇妇》、《秦女行》等》，皆虎虎有生气，流露出真心的赞美和向往之情：
赵客曼胡缨，吴钩霜雪明。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侠客行》）
这样大胆的游侠诗连唐代也不多见。此诗取典于《庄子》，原意在誉美剑锋之利，而李白却转为对勇武无情的游侠的无所顾忌的赞颂。李白重侠客而轻儒生：“儒生不及游侠人，白首下帷复可忆？”（《行行游且乐篇》）直言对“白首下帷”的董仲舒等的轻蔑。另一首〈少年子〉赞美少年游侠并讥讽了饿死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
青云少年子，挟抬章台左。鞍马四边开，突如流星过。金丸落飞鸟，夜入琼
楼卧。夷齐是何人，独守西山饿？
李白在少年时代便具有的尚侠心态，对他终其一生所表现出来的傲岸不羁的性格，对他那纵姿奔放的豪荡诗风，有着极大的影响。
号称“诗佛”的王维，也用轻松愉快的笔调写过游侠诗，最出名的便是那首〈少年行〉：
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相逢意气为君饮，系马高楼垂柳边。雅致、飘逸，富有现实气息而少理想色彩。
中唐有位具有行侠尚义秉性的诗人刘叉。此人少年时便“尚义行侠，因被酒杀人亡命，会赦乃出，更改志从学”（〈唐才子传〉）虽从学，但傲岸性格不改。其《偶书》一诗，风格粗犷，立意奇警，些无文雅之气：
日出扶桑一丈高，人间万事细如毛。野夫怒见不平处，磨损胸中万古刀。
与别的文人之作迥异。“磨损胸中万古刀”，体现一种矛盾痛苦的复杂心理，一种因压抑而生的刚烈情绪。
而中唐孟郊的《游侠行》却表现出一种由怀才不遇生的无可奈何的自嘲：
壮士性刚决，火中见石裂。杀人不回头，轻生如暂别。岂知泪有眼，肯白
头上发。平生无恩酬，剑闲一百月。
侠客甘于献身，却终生无人赏识。这似乎是一类文人命运的写照。早已准备完毕，却无人起用，计算着虚度的岁月而颇不耐烦。唐代后期此类作品的情感与前期作品的率真爽朗有所不同。贾岛的《剑客》似有同感：
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今日把示君，谁有不平事？
直吐胸臆，表达出一种更为急迫的心情。
四
刚刚经历了开元盛世的辉煌，唐王朝便遇上了一场大祸——安史之乱。公元755年，兼领三镇的安禄山在范阳起兵叛唐，先后攻占洛阳、长安。太子李亨逃至灵武，即帝位，是为唐肃宗，年号至德。整个安史之乱延续了八年，唐社会由此发生了巨变，唐王朝从此由盛世走向衰败。
诗人杜甫正生活在这个急剧转变的时代，他极为关切国家的军事形势。杜甫既经历了安史之乱前的“开元全盛日”，亦目睹了安史之乱中“流血川原丹”的全过程。在度过了动乱中的流离颠沛之后，他看到的是唐王朝的一蹶不振、江河日下的衰败景象。安史之乱前后几乎所有的国家军事大事皆反映于他的诗中：至德二年（757）九月，长安收复，他写《收京》三首，“沾涌望青宵”，兴奋得流泪；洛阳收复，他又写了情绪昂扬的《洗兵马》。当局势恶化，二十万大军溃于相州时，诗人目睹国家之危机，人民之灾难，作著名的《三吏》、《三别》；广德元年（763）春，安史之乱最后叛将史朝义兵败自缢，历时八年的安史之乱至此全部平息。远在梓州的杜甫喜极而泣，写下了这首著名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剑外忽闻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
首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湘阳向洛阳。
安史之乱平定后，唐朝廷对降唐的叛将行姑息之策，皆授节度使之职。不少地方节度使拥兵自重，形成藩镇割据的局面，最早起于“河朔三镇”，继扩至现在的山东、河南及安徽边境，甚至长江以南的浙江及四川也有节度使起而效尤。拥藩兵造反，易放难收。曾经历战乱的杜甫感受犹深。此外，唐曾借吐蕃、回纥兵力对付叛军，动乱中又从西北边境撤回大量边防军队。故吐蕃、回纥日益张狂猖獗，不断进扰。杜甫此时更加关切国家的军事形势，并深感国家武备的重要。他曾于大历元年作《诸将》五首，历陈自己的军事见解，时距安史之乱平定仅四年：
汉朝陵墓对南山，胡虏千秋尚入关。昨日玉鱼蒙葬地，早十金碗出人间。见愁汉马西戎逼，曾闪西戎北斗殷。多少材官守泾渭，将军且莫破愁颜。（其一）
韩公本意筑三城，拟绝天骄拔汉津。岂谓尽烦回纥马，翻然远救朔方兵。胡来不觉潼关隘，龙起犹觉晋水清。独使至尊忧社稷，诸君何以答生平。（《其二》）
洛阳宫殿化为烽，休道秦关百二重。沧海未全归禹贡，蓟门何处尽尧封？朝廷兖职虽多预，天下君王不自供。稍喜临边王相国，肯销金甲事春浓。（《其三》）
迴首扶桑铜柱标，冥冥氛祲未全销。越裳翡翠无消息，南海明珠久寂寥。殊锡曾为大司马，总戎皆插侍中貂。炎风朔雪天王地，只在忠臣翊圣朝。（《其四》）
锦江春色逐人来，巫峡清秋万壑哀。正忆往时严仆射，共迎中史望乡台。主恩前后三持节，军令分明数举杯。西蜀地形天下险，安危须仗出群才。（《其五》）
“五首凡论五处，皆举当时备御重地而言，故曰《诸将》”（浦起龙《读杜心解》）《诸将》其一所写的的局势最为急迫，此当是对防备吐蕃将领而作的。此时，吐蕃是唐代最大的近患，广德元年（763）已攻下过京师长安。永泰元年（765）再度逼近京师。此时正是诗中所谓“见愁汉马西戎逼”的局势，且情势危急：“已见朱旗北斗殷”，已经望见贼旗之盛了。故诗人告诫：“将军且莫破愁颜”，不可半点放松；《诸将》其二写回纥之患。安史之乱时唐曾借五千回纥兵来收京讨叛，回纥籍此益纵，至永泰元年竟合吐蕃入寇。诗中点出回纥之乱是安史之乱留下的后患，而“独使至尊忧社稷，诸君何以答升平”，亦有一丝无奈的嘲讽。《其三》、《其四》、《其五》则是言对付藩镇之祸的。《其三》中“沧海未全归禹贡，蓟门何处尽尧封？蓟门何处尽尧封“指藩镇之祸最烈的河北，提出了屯垦之策；《其四》认为地处荒远而为患略轻的南方诸镇，认为宜用安抚之计；《其五》言蜀地，谓形势险要不可轻视，故“安危须仗群才”。一介贫寒文士系国之安危于心，切实关注着国家的军事防略，与那些高阔激昂的尚武之声相比，杜甫的尚武心态朴素现实，自有其不凡境界。
五
中唐诗人李贺曾作《南园》组诗，其中一首尚武色彩极浓：“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南园》其五）
清人姚文燮曾有注解：
裴度伐吴元济，蔡、郓、淮西数十州至是尽归朝廷。贺盖美诸将之功，而复羡其荣宠，故不觉壮志勃生。（《昌谷集注》四卷清刻本）
李贺诗名远扬，才华横溢，然仕途却极为坎坷。虽为唐宗室后代，但关系已极疏远。父亲在边地做个小官吏，因其名“晋肃”，与“进士”讳，故李贺连考进士的资格也被取消了。时韩愈作《讳辨》为他鸣不平：“父名晋肃，子不得举进士，若父名仁，子不得为人乎？”（《昌黎先生集》：四部备要本）。李贺的功名之路就这样被堵死了。他曾在《出城》诗中自比中弹之鸟，沮丧之极。时中唐社会国势日衰，出现了烽火连天、战乱不已的局面。国之多难激起青年诗人的报国之心。尤其是眼前诸将的赫赫战功，更引起他心绪的波动：进士当不了，何不当武夫？“男儿何不带吴钩”便表达了诗人不甘沉沦的焦急心态。李贺的尚武精神在这里体现为对以才学入仕的失望，对以功名扬名的向往。因国家战乱不断，朝廷益发重用武士而轻视儒生，李贺也清楚这点，“若个书生万户侯”和“文章何处哭秋风”（《南园》其六）便无可奈何地承认了这个现实。事实上，文人的这种尚武心态似乎总是处在一种矛盾之中，他们于精神上向往佩军刀、驰沙场，立身扬名。但这种慷慨之志却极难梦想成真。且莫说李贺仅活了27岁便抑郁而终，即便他活到72岁，恐怕也无缘去搏得“收取关山五十州”的功名。文人尚武心态的这种矛盾，在后来南宋诗人陆游身上也很明显。从李贺的其他诗作中，亦可看到这种矛盾心情：
秋风卷地百草干，华容碧影生晚寒。我当二十不得意，一心愁谢如枯兰。衣如飞鹑马如狗，临岐击剑生铜吼。旗亭下马解秋衣，请贳宜阳一壶酒。壶中唤云天不开，白昼万里闲凄迷。主人劝我养心骨，莫受俗物相填齀。（《开愁歌》）
在不得意的现实中，临岐击剑，借酒浇愁。在豪烈狂放的举动中求得一种精神上的解脱。李贺的许多诗作皆极有气势，如“秦王骑虎游八极，剑光照空天自碧”之类，也许都是年轻气盛的的诗人在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中进行某种心理转换。李贺的尚武心态中有较多的怀才不遇之叹。在《马诗》中，诗人通过那些强壮出色而又遭遇偃蹇的马来比喻有奇才异质而不遇于时的人才。马自是出色非凡：“此马非凡马，房星本是星”；“何当金络脑，快走踏清秋”。然却不被赏识重用，居则“夜来霜压栈，骏骨折西风”，行则“午时盐坂上，蹭蹬溘风尘”，故诗人仰首长叹：“无人识锦詹，谁为织金鞭？”；“君王今解剑，何处逐英雄？”这种慷慨不平的心情与《南园》中的表露颇为相似。
六
诗人杜牧生活在由盛世走向没落的中晚唐。
大和七年（883），31岁的杜牧应淮南节度史牛僧儒之邀到了繁华的都市扬州，任掌书记。常去青楼娼馆游赏，牛僧儒当时对他的“风流不节”之行似乎也有过规劝。后来杜牧忆及扬州生活，写下了广为人诵的《谴怀诗》：
落拓江南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倖名。
显然，这位诗人在人们眼中是位著名的风流才子。事实上，他同时也是一位胸有韬略，极喜谈兵论政，具有尚武精神的文士。他曾注《孙子兵法》，其《罪言》、《原十六卫》、《战论》、《守论》、《上司徒李公论用兵书》诸文，论用兵方略，对削平藩镇，巩固边防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这种既胸怀大略而又风流不羁的双重气质，在唐代文人中原本是很普遍的。唐代自开国以来，文人们在精神上的自由程度就比较高，他们的政治眼光开阔，思想敏锐不群，生活上亦洒脱不羁。形成具有时代特点的独特风度，这也许是他们具有较开放的尚武心态的原因之一。唐代文人的这种豪放心态一直持续到晚唐。
杜牧论兵，较多地讨论了有关削平藩镇的方略。穆宗长庆中，河北三镇叛变，朝廷不能制，再失河朔。杜牧痛感于此，后来作《感怀诗》、《罪言》，直到晚年的《上周公书》，皆批评长庆的用兵之策。杜牧尤其反对朝廷自大历、贞元以来对叛乱的姑息之策：
国家不议诛洗，束兵相守，反条大历、贞元故事，而行姑息之策。是使逆辈益横，终唱祸患。（《守论》）
那些年在扬州，杜牧也并非只做个风流才子，他提出了对付藩镇的具体方策。《原罪》一文，便分析了对付藩镇的“三策”：“上策莫如自治”、朝廷要改善政治，检讨自己的法令制度；“中策莫如取魏”，魏之地势险要，“常操燕赵之生命”；而下策则为“浪战”，“不计地势，不审守势也”，极不可取。杜牧在扬州还写了《原十六卫》，认为割据的原因是“府兵内铲”，“边兵外作”，形成“尾大中乾”的局面。故提出了恢复府兵制的主张。他还强调领兵应该识兵。在《上周公书》中，杜牧力陈宰相不知兵之害。杜牧认为治军要治“五败”，即为病“不嵬练”、“不责实科食”、邀功“赏后”和宦官监军等。（《论战》）
晚唐回纥、吐蕃经常侵袭西北地区，河西陇右又被吐蕃占领。杜牧力主收复河湟失地，作《河湟》诗赞赏宪宗、元载收复河湟的愿望，叹息他们功未尽而身先丧。会昌初，回纥骚扰北方边境，后李德裕决定讨伐。杜牧呈《上李太尉论北方边事启》，献征讨方略，曰：胡人入寇，常在秋冬之间，盛夏无备。如能在五月中以精兵击之，将能取胜。李德裕称善。河湟收复，杜牧大喜，赋诗曰：“听取满城歌舞曲，京州声韵喜参差”。杜牧议政论兵有正义感且实事求是，理智而讲求实效。他指责唐玄宗后期“玩边师汉武”的侵略战争；反对宣宗时边将贪财邀功，扰掠党项，致其复叛。
北宋欧阳修令其子读《新唐书藩镇序传》，自己卧而听之。当听罢其中录入的杜牧《守论》中一段文字时，叹曰：“若皆如此传序，笔力亦不可及”（费衮《梁溪漫志》卷六）。得到欧阳修这位散文大家的称赏，可见其行文论述之出色。
杜牧作了不少咏史诗，往往能从历史战争史实中引发自己的独特见解：
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弟子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题乌江亭》）
折戟沉沙铁未消，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赤壁》）
杜牧的尚武精神基于政治上的远大抱负。他胸襟开阔，性情豪迈俊爽，“刚直有奇节，不为龌龊小谨，敢列论大事，指陈病例尤切至”（《新唐书杜牧传》）。确实,如此胸有韬略，纵横捭合地议兵论策,可谓唐代文人尚武的又一范例。
唐代诗人的尚武心态体现出极为丰富的内容,本文分析的只是几个层面,权作引玉之砖,以期对此课题展开更深入的研究。
（又，92年（91？），写作时看到贾晋华翻译的斯蒂芬欧文的《初唐诗》，为其清新独特所吸引，启发很大，后知就是哈佛著名学者宇文所安，和田晓菲是一家子，极具才华的夫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