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诗选》前言__冯至谈杜甫__附录三

《杜甫诗选》前言

 

 

冯至

    杜甫是我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诗人里的一个，他的作品是我们文学遗产中最宝贵的一部分。他生活在第8世纪，现在距离他的死年已经有一千一百八十多年，在这长久的时间内他的诗始终联系着广泛的读者，对于后代的诗歌发生巨大影响，对于人民起着积极的教育作用。

    他发展了诗经、楚辞和汉魏乐府以来的优良传统，写出时代的矛盾，采取了鲜明的进步立场。他的诗内容是丰富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因此他成为后代诗人的楷模；凡是他居住过的地方，自从两宋以来，都有碑铭或祠堂之类的建筑来纪念他；他被人称为诗圣，他的诗被人称为诗史。

    杜甫的诗流传下来的约一千四百余篇。现在选在这里的二百六十余首，仅及他全部作品中的百分之十九弱。这一部分诗能代表杜甫全部的创作吗?我们回答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希望读者能够从这部选集里读到杜诗里最主要的部分，从中能认识到他的诗人的道路：他怎样在他的诗里反映了他所处的变化剧烈的时代，他怎样对祖国和人民怀有无限的热爱，他怎样勤苦地从事创作，而成为我国文学史上一个最杰出的划时代的伟大的诗人。杜甫生于712年，死于770年。他降生时，唐帝国正发展到一个经济繁荣时期；他死时国内战乱频仍，社会秩序紊乱，人民过着难以忍受的困苦生活。在那繁荣时期，由于一百多年的国内统一，劳动力充足，许多荒地垦为良田，公私储粮丰富，米一斛或绢一匹值钱不过二百。商业和手工业发达，水陆交通便利，城市也兴盛起来。通往西域的大道上商旅不绝；南海有从大食、天竺开来的商船；东海有日本遣派来的僧侣。中国文化和外国文化互相交流，工艺、美术、音乐、舞蹈都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754年是唐代人口最多的一年，据户部统计各郡县人口的数目将及五千三百万。

    衰落的时期又是什么景象呢?在764年各郡县的人口只剩下一千六百九十余万，十年的时间内人口减少了十分之七。劳动力减少，良田生遍荆棘，米价每斛、绢价每匹都升到万钱左右。安史之乱，从755年11月安禄山在范阳叛变到763年正月史朝义兵败自杀，整整延续了七年零三个月，遭受骚扰的区域遍及现在的河北、河南、山东、山西、陕西数省。随后江南和西蜀到处都有军阀的叛乱和小规模的农民起义，这情形直到杜甫死时都没有停息。西北和西南有两个占有广大领土的新兴的民族：回纥和吐蕃。回纥即维吾尔族，吐蕃即藏族，他们现在是我们的兄弟民族，和我们共同生活在和乐的民族大家庭里，但当时和唐朝彼此保持和平的时候较少，却长期处在互相敌对的状态。

    在这急剧变化的时代里，唐代的统治阶级是什么情况，我们也需要提一提。在杜甫降生的那一年，唐睿宗(李旦)传位给玄宗(李隆基)。玄宗初年，还能励精图治，培养良好政风，社会繁荣，形成历史上所谓的"开元之治"。可是在他做皇帝的期间内，边疆上不断有战争，一方面由于吐蕃等族势力的膨胀，一方面也由于玄宗具有开拓边疆的野心，不愿与邻邦和平相处。最初如抵御吐蕃，平定契丹与灭东突厥，尚能获得胜利，但自从750年以后，无论东北对于契丹，西南对于南诏，西方对于葱岭外的大食，都是每战皆败。打败了，就需要补充兵额，人民负担着极大的征役痛苦。同时玄宗做了三十多年的皇帝，看着府库丰满，仓廪充实，觉得天下的财富取不尽，用不完，他和他的统治集团的生活也渐趋腐化。他夺取了他的儿子李瑁的妃子杨玉环，封为贵妃。贵妃和她的兄弟姊妹仰仗帝王的势力尽量享用从民间搜刮得来的财富，建筑华丽的第宅，衣着饮食都穷奢极欲，车马仪仗也各出新奇。他们丝毫没有觉到，长年的用兵会使劳动力减少，农村生产下降；他们也意味不到，这样没有止境的大量消耗已远远超过人民负担的能力。又加以水旱相继，酿成754年的关中大饥。所谓太平盛世，这时只不过像是一个果实的空壳，其中的果肉与浆汁早已干枯了。

    755年，安禄山率领着他主要是胡人组成的队伍在河北起兵，纵横中原，洛阳、长安相继沦陷。玄宗逃往西蜀，他的儿子李亨(肃宗)在灵武即位，把郭子仪的朔方军作为基本的反攻队伍；后来虽然配合着回纥派来的援军，收复两京，但是国家元气，已伤耗殆尽。政府开支，无法维持，758年以后，一再铸造"一当十"、"一当五十"的钱币，造成唐代立国以来不曾有过的通货膨胀。但是无论人力、物力，都要从人民中间榨取，壮丁没有了，老人和儿童也被官吏们抓去，赶上前线，粮租交不出，身边的用具都被征去作为抵偿。在这样情形下，中央政府不但还要维持它的空架子，点缀太平，而且玄宗旧臣与肃宗朝廷的新贵中间还时常互相摩擦，不能合作；各地方的节度使也各自占据一方，作威作福，不顾全局，无限度地吸取人民的血汗。

    这是杜甫时代一般的情况。经济从繁荣到衰落，政府从中央集权到对地方失却统治力量，社会从安定到紊乱，军事从胜利到失败，都是逐渐形成的，但是这些情形发生突变的转捩点是在安史之乱爆发的那一年，755年，这时杜甫四十四岁。现在我们能够读到的杜甫的诗十之八九是这一年以后写成的，其中大部分都丰富而深刻地反映了他的时代。

    在谈到他的诗以前，我们先看一看他的同时代的几个诗人。我们一向把李白和杜甫并称。李白生于701年，比杜甫大11岁；死于762年，比杜甫早死八年。和杜甫相反，他的作品大部分都是写于755年以前。他虽然也经历了安史之乱，但安史之乱对于他的影响没有像对于杜甫那样深刻，因为755年以后七年的岁月他都是在江南度过的。所以他的诗里反映的主要是经济繁荣时代健康的豪迈的精神。那时由于商业发达，商品交易的关系增加，社会上往往产生些不平的事，使游侠的风气盛行一时，许多通都大邑成为侠客们驰骋的场所。还有一些知识分子不满于平庸的生活，想用炼丹和修道来超脱尘俗，追求自我的解放。游侠和求仙便成为一时的风尚，这也是李白诗中的两个重要的主题。此外他对于他的时代也抱有无限的关怀，反抗世俗，有时甚于杜甫；至于安史之乱在他的诗里没有留下像在杜甫诗里那样多的痕迹，主要是由于时间和地点的限制。当时因为边疆上不断有战争，从军边塞也成为这时代诗歌中的一个主题，诗人们在塞北和西域发现了新的世界，对着风沙弥天的旷野发出悲壮的或苍凉的歌声。李白和早期的王维(701-761)都写过一些不朽的、歌咏边塞的诗。但不凭借臆想、有更多体验的边塞诗人要算杜甫的朋友高适(7027-765)和岑参(715-770)。因为他们有较长的时间在边疆的幕府里工作，他们所写的边塞是亲身经历的。但是安史之乱后，他们都回到国内，高适身居要职，岑参也过着一连串的官吏生活，边塞诗成为他们过去的作品，而眼前人民的困苦也没有能够引起他们的注意。

    至于一些歌咏山林与田园生活的诗人如晚年的王维、储光羲(707-7597)等，他们的诗大都脱离了时代，社会的变动很难在里边得到多少反映。我们可以这样说，杜甫同时代重要诗人的主要作品，多半是在安史之乱以前完成的，它们的现实性在于反映了富庶时代生气勃勃的、健壮的精神，安史之乱以后，他们的创作都进入末期。杜甫却和他们相反，他的作品里反映的正是从繁荣到衰落以及衰落社会中的种种矛盾。

    杜甫有三十多年之久生活在繁荣富庶的社会里，从二十岁起，他在江南和山东度过将近十年的裘马清狂的生活。那时期内他不是没有写过诗，却都没有流传下来，现在我们能够读到的他的最早的诗是他三十岁左右时写的。这少数的早期的诗，是对于壮丽的自然与动物中马与鹰的歌咏，同时也带有当时的豪迈的风格。他自从 746年到了长安以后，本来希图通过政府中当权者的推荐得到一个官职，不料在长安一年一年地住下去，官职不能到手，而自己的生活却日渐贫困。这也正是唐代的社会渐渐从繁荣趋向衰落的时期。他住在长安城南，走遍长安的近郊和坊巷，看见统治阶级的豪华生活日出新奇，而人民的生活却日见降低，致使贫富的悬殊一天比一天加剧。他面对这些现实，他的创作态度起了变化：他关怀到国家的前途、人民的困苦，他写的《登慈恩寺塔》、《兵车行》、《丽人行》等诗篇，在前一首里还隐约其词，用比喻的方法，表示他对于时代的忧虑；在后二首里就是直接的诉苦和毫不容情的揭发了。到了唐代历史转捩点的755年，杜甫写出来无论对于他的诗或是对于唐代社会都有划时代意义的名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从此杜甫的诗便和他同时代的诗人们的诗划了一条界线：他们表现了繁荣时期豪放的精神，杜甫却起始叙述时代的艰难、国家的危机、人民颠沛流离的生活。我们并不能因为杜甫有这样的成就，而贬低其他的诗人们，尤其不应贬低对于李白的评价。这些人之所以没有和杜甫一样向前进了一步，是由于时代限制了他们，因为除了岑参外，他们都比杜甫早生了十年左右；是由于地位限制了他们，因为除了李白以外，他们后来都成为政府中重要的或较为重要的官吏。--当时也有在创作方法和态度上和杜甫相近的诗人，如元结(723-772)和他的朋友们，但是他们的才力远远赶不上杜甫。

    杜甫是一个政治性很强的诗人。他实际的政治生活却非常短促：他在756年的春天在率府里管了几个月的兵甲器仗，从757年5月到758年6月在肃宗身边做了一年的左拾遗，随后在华州做过不到一年的司功，764年6月到次年正月初在成都严武的节度使署中做了半年参谋，一共算起来，还不满三年，并且这都是不关重要的职位。但他自从746年到长安一直到他临死的前夕，他时时刻刻都在关怀国家，关怀人民。在他刚到长安时，他说他要"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这里还多少带有一些夸大的口气。在755年《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中所说的"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已经完全是为人民着想了。这心情他始终没有改变过，他晚年在夔州也是"不眠忧战伐，无力正乾坤"，直到他死前最后的一首诗，写得凄惨而悲凉，其中还是念念不忘"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

    这精神贯串了他二十多年的创作生活。他拿这种态度来观看现实，来写诗，他的诗的内容自然会丰富起来，给唐代的诗歌开辟了广大的国土。我们几乎可以说，当时政治上、社会上的许多变动和问题，杜甫的诗没有接触不到的。

    在安史之乱以前，杜甫已经注意到社会民生，写出像《兵车行》、《丽人行》那样的诗篇，但多半是客观的叙述。安史之乱后，他对于许多事物有了逐渐加深的体会。潼关失守后，他曾经参加流亡者的队伍，在风雨和饥寒中前进；他曾经在沦陷了的长安，亲眼看着胡人屠杀抢掠，使壮丽的京都变成一座死城；他曾经躲避胡人的耳目，只身由间道逃出长安；他曾经在洛阳道上看见一些老翁老妪、征夫怨妇在官吏的横征暴敛下是怎样断绝了生路；后来无论是在陇右，在蜀中，或是在荆湘，他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过丧乱中的人民。他虽然没有长期实际参与政治，但他对于政治上的许多问题，都表达了他自己的意见。他困居沦陷的长安；随时都在注意敌人势力的消长、长安附近的战争，以及芦子关地势的重要；他在凤翔任左拾遗，曾经不顾一切，疏救房瑁；他对于借用回纥的援兵抱有无限的隐忧；对于肃宗朝廷的滥赐官爵与点缀太平给以沉痛的指责；后来他到了秦州，又深切地感到吐蕃的威胁；他晚年寄居西蜀，流浪荆湘，一方面不满意地方官吏作威作福的生活，另一方面时时刻刻都在怀念中央，关于内政、外交他都提出许多意见。吐蕃攻陷长安以及各地的变乱都在他的诗里得到反映，至于官军收复河南河北、河北节度使入朝和吐蕃败退等消息都使他唱出兴奋而快乐的高歌。他的诗不但写了他的时代的社会和政治，而且也描画了他亲身经历的祖国一部分的山川。陕北的路程、入蜀的山道、成都的花木、川北的山水、夔州的风土，都在他的诗里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这些描写自然的诗没有一首是从想象、从抽象的概念出发的，都是他亲眼看到的、双足走过的。因此每一首诗都有它的特色，在读者面前，陕北的山与川北的山迥然不同，成都的江和夔州的江也不是一样形势。所以杜甫的诗不只被人称为"诗史"，而且也被人称为"图经"，使我们感到，只有热爱祖国的人才能把他祖国壮丽而优美的山川写得这样真实、亲切。他对于艺术怀有无限的爱好。从杜甫的诗里我们可以了解不少当时绘画发展的情形，名画家如吴道玄、曹霸、韩干、韦偃、王宰等人的壁画、山水障、画鹰、画马......都引起他的注意，他都给他们一定的评价。此外如公孙大娘的舞蹈、李龟年的歌曲，也由于杜甫的歌咏，使我们认识到唐代音乐和舞蹈的高度水平。

    杜诗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杜甫运用了他那时所有的诗的一切形式；这些形式对他不曾有过任何限制，相反，他使每个形式在他手里都得到新的发展，发挥它最大的功能。他在五言古诗里善于记载个人的流亡、艰险的行程、社会中的一些现象、人民的生活以及许多富有戏剧性的言谈动作}他写得是那样生动，我们读了，感到的不是五言的拘束，而是语调的自然，其中最显著的例子是《羌村》、《三吏》、《三别》、《遭田父饮美严中丞》等诗。他在七言古诗里最长于抒写他豪放的或是沉痛的情感，以及对于时代和政治的意见，如《悲陈陶》、《悲青坂》、《洗兵马》、《同谷七歌》都可以代表。五律、七律，在唐代诗人中很少有人能超越了他，他深厚的感情在五律中得到凝练，在七律中得到充分的发挥，《春望》和《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是最好的说明。绝句，从数目上看杜甫写得不多，但他和当时的绝句名家如王昌龄、王之涣等人相比，也没有逊色。成为问题的是那些长篇的五言排律，杜甫用这形式主要是投赠权贵，或是寄给远方的友人，有一定的组织，好像是代替信札，这形式在杜甫手中虽然得到大的发展，有的长到干字，但由于里边往往堆砌着过多的典故，掩盖了丰富的情感，不能说都是成功的作品。所以这类的诗我们选的最少。总之，一般说来，杜甫的诗是高度地达到了内容和形式的统一。

    杜甫在五古、七古，甚至在一部分的律诗里大量地提炼了人民的语言。他叙述人民的生活，抒写人民的情感，只有用极自然的语言才能表达出来。所以我们读这一类的诗，格外感到亲切，它们把散文里所能达到的语调的自然，完美无缺地溶铸在整齐的诗句里。另一方面，他也沿用了大量的古语，这些古语自从六朝以来就生存在诗歌里，没有僵化，到了杜甫手里，更获得了新的生命。此外方言、俗语，以及民间流传的谚语，也常常被杜甫点化为诗中的警句，如《前出塞》里"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就是很显著的例子。

    杜甫的诗有这样伟大的成就，无论是内容或形式都给中国的诗歌扩大了领域，这是和他爱人民、爱祖国的热情与从中产生的矛盾分不开的。他出生于一个官僚家庭，家族亲戚都属于统治阶级，这样的家庭在社会中享有特权，不服兵役，不纳租税。他在四十岁以前，个人的生活和社会情况都还没有发生多大变化，所以这时他的诗和当时一般的诗并没有多大差别，也就是没有超过他的阶级给他限定的范围。这时他感到的矛盾只是当时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内心里常常有的一种矛盾：在城市里从事政治生活呢，还是在山林中度自由的岁月?他个人的要求以及家庭的传统都促使他在长安获得一个官职，同时他亲自看到过李白豪放的生活，也听到过孟浩然的行径，在他官职求不到手时，对于那些在江湖间过着自由生活的人们自然起些向往的心。他在长安初期，他常常感到这种心理的冲突，就是在他四十岁以后，在他写《赴奉先县咏怀》时，他还很痛切地提到过。但是在这种矛盾中间，从事政治的心总是居于主要的地位。他四十岁以后，个人的生活日渐贫困，社会的繁荣也逐渐衰落，他才通过个人的饥寒看见人民的痛苦，当他的目光转向人民时，他一方面认识到统治阶级的腐化，一方面想到自己虽然贫困，在社会中还是享有许多特权，若是和那些被兵役和租税压得无法生存的人们相比，他个人的痛苦究竟还是可以担当的。在他认识到统治阶级的腐化时，他毫无顾虑地揭发他们腐化的生活；在他想到自己还是属于特权的享用者时，他的思想提高了：他无论是面对着刚刚饿死的幼儿，或是从陇入蜀在极端艰险的途中，他的悲哀都不曾停在自己身上，都扩展到比他

    更苦的人民。所以他的茅屋为秋风所破，下了一夜雨，满屋漏得没有一块干净的地方时；他也曾希望有广厦千万问，好使无处安身的人们有了住所，一旦在他眼前出现了这样的房屋，他自己就是冻死也甘心。这时爱人民的心超过了个人的怨诉。同时，国家又遭受到极大的危机，随着安史之乱的爆发是回纥的骄横、吐蕃的入侵，以及各地方小军阀的骄奢淫逸。杜甫这时感到国家的危机比人民的痛苦更为重要。

    怎样才能挽救国家的危机呢?他只有把一切希望寄托在皇帝身上。他希望皇帝善于运用国内存在着的力量，迅速平复安史之乱，他希望不要过于依靠回纥的支援，他希望对待吐蕃要采取和平政策，他希望那些割据地方的军阀们把皇帝当作皇帝看待，他希望当前的皇帝能有唐太宗那样英明。但是他对之抱有无限希望的皇帝，在国难时期，既不能抵御外侮，也不把人民放在心上，只是想尽方法维持自己的地位与特权，他摄于强悍的外族不惜委屈求全，反过来更是毫无限制地向人民搜刮物资，乱征兵役。他们并不能解除灾难，反而增添灾难，并不能减轻人民的痛苦，反而加重人民的痛苦。杜甫究竟是一个官僚家庭出身、受儒家影响很深的人，他对于皇帝只有时而歌颂，时而规劝，时而讽喻，他不可能进一步否定这封建社会的体系和皇帝的地位。在这中间他感到极大的矛盾：若是强调人民在征役和赋税上感受的痛苦，就无法抵御胡人；但他面对着人民身受的统治者的压制与胡人的摧残，又不能闭上眼睛不看，保持静默。这矛盾的心情在"三吏"、"三别"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在洛阳的路上他看见一群不成丁的孩子、子孙都在战场死尽的老人、刚结婚一宵的青年，都被征入军中，官吏对这些人的残酷无情，使人难以忍受。杜甫若是不念及国家的危机，他很可以像写《兵车行》一样直接叙述他们的痛苦，但他不能这样，他念及国家的危机，不得不对他们说些勉励和安慰的话。只是《石壕吏》里的老妪，景况太凄惨了，勉励和安慰都无从说起，他只好以一个见证人的身分把当时的景象描述出来，在千千万万后代的读者的面前对残暴的统治者提出严正的控诉。

    这个矛盾他始终无法解决，这也就是他所能发展到的最高点，把这矛盾反映得最尖锐的诗歌往往是他最成功的作品。他看见人民的痛苦，只是希望皇帝减轻租税，疏远小人。但是这个希望是徒然的，丝毫不能解决当时的问题，致使他晚年有许多诗句流于感伤，含有断念的情绪。虽然如此，他却不曾取任何一个方式，逃避现实，像我们前边提到的，直到他最后一首诗，他还念念不忘国家的不幸。

    这部诗选就是希望读者能够从这些诗中体会到杜甫在他的时代里所具有的进步性，这进步性是十分宝贵的，它使杜甫继承了中国诗歌中从诗经、楚辞、汉魏乐府以来的最优良的传统，并且发扬了这个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