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卡尔·西奥多·雅斯贝尔斯（Karl Theodor Jaspers） （1883年2月23日—1969年2月26日），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神学家、精神病学家。主要探讨内在自我的现象学描述、自我分析及自我考察等问题，强调每个人存在的独特和自由性。
大学也是一种学校，但是一种特殊的学校。学生在大学里不仅要学习知识，而且要从教师的教诲中学习研究事物的态度，培养影响其一生的科学思维方式。大学生要具有自我负责的观念，并带着批判精神从事学习，因而拥有学习的自由；而大学教师则是以传播科学真理为己任，因此他们有着教学的自由。 大学的理想要靠每一位学生和教师来实践，至于大学组织的各种形式则是次要的。如果这种为实现大学理想的活动被消解，那么单凭组织形式是不能挽救大学生命的，而大学的生命全在于教师传授给学生新颖的、符合自身境遇的思想来唤起他们的自我意识。大学生们总是潜心地寻觅这种理想并时刻准备接受它，但当他们从教师那里得不到任何有益的启示时，他们便感到理想的飘渺和希望的破灭而无所适从。 我认为，大学的理想始终存在着，实现这种理想则依赖于我们每一个人，依赖于理解这一理想并将它广为传授的单个个人。 年轻一代正因为年轻气盛，所以从天性来说，他们对真理的敏感程度往往比成熟以后更为灵敏。哲学教授的任务就是，向年轻一代指出哪些是对思想史作出重大贡献的哲学家，不能让学生们把这些哲学家与普通的哲学家混为一谈。哲学教授应激励学生对所有可知事物、科学的意义以及生活的真实性持开放的态度，并通过自己对此做的彻底深入的思考的演讲，激发学生去把握和深思。
大学的建设、研究机构的设立、开设讲座、修建图书馆、增加教师的人数、关心学生的生活，以使他们能把全部精力用于学习上，上述的一切都属于物质上的问题，都可以通过必要的资金加以解决。 大学的改革涉及两项任务：首先是必要的建筑设施，教授、讲师和助教之间的分工，大学组织的改造和权力分配，以及行使职权等等；其次是重新标举大学的力量和观念，因为大学已到了自身消解的地步。这两项任务不能相提并论，重新确立大学的观念是首要的任务。 从大学改革的双重观点来说，一是大学组织和建设的外部改造，二是为赢得大学观念新形态的思维方式的内在转变。怎样正确处理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决定着大学的命运。 精神贵族是从各阶层中产生的，其本质特征是品德高尚、个体精神的永不衰竭和才华横溢，因此精神贵族只能是少数人。大学的观念应指向这少数人。大学就是要求在成绩和个性方面都十分突出的人才，这是不言而喻的，它们才构成了大学生命的条件。
大学教师首先应是研究者。他们所面对的不再是小学生，而是成熟独立和精神已有所追求的年轻人。大学教师要以身作则，知道学生，让他们学习刻苦钻研的精神。如果想把大学教师当作教书匠来用，那就错了。
如果要培养出科学人才和独立的人格，就要让青年人勇于冒险，当然，也允许他们有懒惰、散漫，并因此而脱离学术职业的自由。 假如我们希望大学之门为每一个有能力的人敞开，这就是说不要因为一些需要特别技巧应付的考试而淘汰了真正具有创造精神的人。 通过一连串考试，一步步地抵达目的地，这种方式对不能独立思考的芸芸众生来说是十分有利的，而对有创造精神的人来说，考试则意味着自由学习的结束。大学应始终贯穿这一思想观念：即大学生应是独立自主、把握自己命运的人，他们已经成熟不需要教师的引导，因为他们能把自己的生活掌握在手中。他们有选择地去听课，聆听不同的看法、事实和建议，为的是自己将来去检验和决定。谁要想找一位领导者，就不该进入大学的世界。 高等学府的本质在于，对学生的选择是以每个人对自己负责的行动为前提，他所负的责任也包括了到头来一无所成、一无所能之冒险。在学校里让学生在精神上做这样的选择是最严肃的事情。 精神贵族有自己的自由，不论是在达官贵人或工人群中，在富商人家或在贫民窟里，均可发现他们，但不论何处，精神贵族都是珍品。而进入大学学习的年轻人便是全国民众中的精神贵族。 精神贵族与精神附庸的区别在于：前者会昼夜不停地思考并为此形销体瘦，后者则要求工作与自由时间分开；前者敢冒风险，静听内心细微的声音，并随着它的引导走自己的路，而后者则要别人引导，要别人为他订下学习计划；前者有勇气正视失败，而后者则要求在他努力之后就有成功的保证。 注：节选自《什么是教育》（THE ENTEITIME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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