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键词： 汉代； 民族史观； 边疆治理策略
汉代， 统一多民族中国的历史发展超过了以往的任何时代，特别是在汉武帝时代，统一多民族中国的边疆有了很大的扩展，在新开拓的边疆设置了许多郡县，边疆的民族基本上都纳入了汉王朝的治理之中，如何治理这些民族就必须有明确的民族观。在《汉书》中，班固通过民族列传的重新排列、内容的增加，表达了自己的民族观，还通过班固自己继承《史记》“太史公曰”的体例，创新了“赞” 的体例，用“赞” 来表达自己的民族史观。在具体的列传当中，也通过汉王朝君臣的辩说来表达汉王朝君臣的民族观。对这些思想的研究，可以推进对汉代民族史研究的深度，也可以看到，今天统一多民族中国各民族的团结，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从民族历史发展的角度对《汉书》的研究不少，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许殿才在《史学史研究》发表的《〈汉书〉的民族史撰述》，目的是从《汉书》看汉代民族历史和对历史经验的总结；此外，田红文在《贵州民族研究》发表《论〈汉书〉民族史撰述结构与叙史风格》，主要是从史学史角度对《汉书》的民族史研究进行结构和叙述风格的论述。但这些论文都没有太多涉及民族关系特点和民族观的研究。因此，本文以《汉书》的相关内容作为文献依据，对汉代的边疆民族观与治边策略进行必要的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汉代， 统一多民族中国的历史发展超过了以往的任何时代，特别是在汉武帝时代，统一多民族中国的边疆有了很大的扩展，在新开拓的边疆设置了许多郡县，边疆的民族基本上都纳入了汉王朝的治理之中，如何治理这些民族就必须有明确的民族观。在《汉书》中，班固通过民族列传的重新排列、内容的增加，表达了自己的民族观，还通过班固自己继承《史记》“太史公曰”的体例，创新了“赞” 的体例，用“赞” 来表达自己的民族史观。在具体的列传当中，也通过汉王朝君臣的辩说来表达汉王朝君臣的民族观。对这些思想的研究，可以推进对汉代民族史研究的深度，也可以看到，今天统一多民族中国各民族的团结，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从民族历史发展的角度对《汉书》的研究不少，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许殿才在《史学史研究》发表的《〈汉书〉的民族史撰述》，目的是从《汉书》看汉代民族历史和对历史经验的总结；此外，田红文在《贵州民族研究》发表《论〈汉书〉民族史撰述结构与叙史风格》，主要是从史学史角度对《汉书》的民族史研究进行结构和叙述风格的论述。但这些论文都没有太多涉及民族关系特点和民族观的研究。因此，本文以《汉书》的相关内容作为文献依据，对汉代的边疆民族观与治边策略进行必要的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从民族史的角度来看， 《汉书》与《史记》关于民族历史记载有诸多异同， 但是《汉书》在许多地方是超过《史记》的。其中最主要的是多元一统的民族史观， 即认为所有的边疆民族都属于统一多民族中国， 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从《汉书》的体例来看，《汉书》比《史记》更加系统地反映了统一多民族中国边疆发展的历史过程。由于汉武帝以后整个汉王朝的东南方向、西南方向绝大部分都逐渐纳入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治理之下，不再是边疆地区，所以《史记》中《东越列传》《南越列传》《朝鲜列传》《西南夷列传》所记载的各民族，在汉武帝晚期基本都已纳入统一多民族国家， 这些民族的分布区自然也成了汉王朝的一级行政区， 他们已经不是国家战略的主要矛盾方面， 所以班固将《史记》中的《东越列传》《南越列传》《朝鲜列传》《西南夷列传》四传合为一传，叫做《西南夷两粤朝鲜传》。因此《汉书》从表面上看仅仅是体例的变化， 实际上是反映了统一多民族中国边疆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过程，也反映了汉代历史学家民族史观的变化，说明在统一多民族的中国之内，存在着众多的民族是一种历史的客观事实。 第二， 从《汉书》关于边疆民族历史发展的记述来看，《汉书》的作者班固继承了司马迁在《史记》当中认为统一多民族中国民族关系的重点在北方的思想，仍然突出统一多民族中国民族关系发展的重点在北方的思想，即汉王朝民族关系和国家战略重点都在北方的匈奴，所以《汉书》将重点放在汉匈民族关系方面。具体来说，就是将《匈奴列传》增为上下两卷，除收录了《史记·匈奴列传》的旧文之外， 还增加了李广利投降匈奴之后到淮南王刘玄更始末年（25年） 的史事， 从而使匈奴历史有了完整的记载。从简单的数量上看，《汉书·匈奴列传》共有90页， 但是照抄《史记·匈奴列传》者仅10页，《史记·匈奴列传》中没有的内容占80页。尽管如此，《汉书》仍然继承了《史记》“华夷共祖” 民族观，认为匈奴与汉民族有一个共同的祖先，都是黄帝的子孙。《史记·匈奴列传》说：“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司马贞《索引》注引乐产《括地谱》载：“夏桀无道，汤放之鸣条，三年而死。其子熏粥妻桀之众妾，避居北野，随畜移徙，中国谓之匈奴。”这至少可以认为，有部分华夏族民众进入北方与当地民族融合。因为在华夏族出现之时，北边就有民族存在， 《史记·五帝本纪》载：“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 司马贞《索隐》注曰：“（荤粥） 匈奴别名也。唐虞已上曰山戎，亦曰熏粥，夏曰淳维，殷曰鬼方，周曰俨狁，汉曰匈奴。”上述记载只能说明，北方游牧民族在遥远的时代就与黄河中下游的华夏先民有所接触。《山海经·大荒西经》也载：“有北狄之国。黄帝之孙曰始均， 始均生北狄。”结合《史记·匈奴列传》和《山海经》所载来看，匈奴与华夏族当有更为密切的关系。而《汉书》几乎没有任何变化完全引用了《史记·匈奴列传》的记载。 第三，从边疆民族历史研究的内在逻辑来看，《汉书》特别关注与汉匈民族关系相联系的西域问题，所以在《汉书》出现了《西域传》和《张骞传》。由于西域是汉王朝和匈奴争夺的重要战略重地，内容十分丰富，故《汉书·西域传》也分为上下两卷，与《匈奴列传》共同来完整地记述汉王朝国家战略的重点，而且重点强调，西域的民族也是统一多民族中国的民族之一。 第四，从边疆民族历史叙述时间的角度来看，《汉书》把汉代民族历史的时间从汉武帝时代一直延伸到了西汉末年，增加了大量的历史文献，把所有的民族列传都安排在一起，重点是在西汉当代。因此《汉书》当中的民族列传就是汉王朝的当代民族史， 正是各民族的历史构成了汉代统一多民族中国的历史。 第五，从统一多民族中国发展的整体观来看，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叙述了五帝世系，并以此为起点进一步阐述了以五帝为中心的民族大一统思想或“华夷共祖” 思想，反映出作者朴素的民族平等意识。班固在《汉书》民族列传当中，“进一步发展了司马迁认同的华夷同祖” 的意识，强调“用夏变夷” 观。班固强调“用夏变夷”，说明他把《汉书》民族列传当中提到的绝大多数民族都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成员，即汉王朝边疆的每一个民族都属于统一多民族中国，因此我们可以认为，班固的民族历史发展观，使汉代边疆民族历史呈现出发展的整体性，对于今天研究中国国家发展历史是有积极意义的。 二、从《汉书·匈奴传·赞》看班固处理汉匈民族关系的基本观点 中国古代的历史研究有一种文化传统，就是作者要对文献所记载的历史进行评述，阐述文献立意、评价文献的得失，对历史事实进行评述，甚至还进行价值判断。这种传统最早在《左传》当中有“君子曰”，后来司马迁在《史记》当中有“太史公曰”，到了班固的《汉书》当中有“赞”，这些就形成了中国历史学当中的一种文体，可以称为赞序体。在《汉书·匈奴传》中的“赞” 里就具体表达了班固对于汉匈关系的历史观和民族观。 《汉书·匈奴传》的“赞”，首先对先秦时期历史文献当中的民族观和民族政策进行了简要的归纳，认为：“ 《书》戒‘蛮夷猾夏’，《诗》称‘戎狄是膺’，《春秋》‘有道守在四夷’。”由此说明，在农耕文化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华夏族的文化心理当中，华夏族周边的民族与华夏族是有区别的。在相互的交往过程当中，因为华夏族周边的民族曾经攻击过华夏族，甚至是“掠夺”过华夏族，所以华夏族认为自己的周边民族——“四夷” 是华夏族的心腹之患。此外，由于农耕民族不断积累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比较丰富，所以也有一种文化自豪感，因此就有了对周边民族的歧视，这是产生华夏族以及后来的汉民族“贵华夏， 贱四夷” 民族观的文化心理基础。 正是在这样的文化心理背景下，班固在《汉书·匈奴传·赞》中具体表达了对于处理汉匈民族关系的基本观点。 第一， 班固系统地总结了汉王朝与匈奴的和亲历史由来及其得失，认为和亲是汉王朝建立之初的一种策略，是由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决定的，在汉高祖时代，“天下初定， 新遭平城之难，故从其言，约结和亲，赂遗单于，冀以救安边境”。即平城之战后，汉王朝没有能力反击匈奴，汉王朝在汉匈关系方面处于劣势，所以采取了和亲的策略，而且这种策略一直到了“孝惠、高后时遵而不违”。尽管汉王朝采取了和亲的策略，但是匈奴仍然寇盗不止，“而单于反以加骄倨”。到了汉文帝的时候，仍然“与通关市，妻以汉女，增厚其赂，岁以千金，而匈奴数背约束，边境屡被其害”。显然，班固认为汉王朝初期与匈奴的和亲是汉王朝迫不得已的一种策略，即“和亲无益， 已然之明效也”。事实上，汉王朝在汉匈关系当中之所以处于劣势，主要还是因为，刚刚经过楚汉相争之后建立起来的汉王朝，没有强大的国家力量去对付匈奴，同时对于匈奴的民族性、民族心理不了解，片面地认为匈奴是一个贪婪的民族，没有看到在生计方式不同的前提下，农业民族和游牧民族有着文化的差异性、有着民族心理的差异性。 第二，到了汉武帝时代，董仲舒曾经站在“贵华夏， 贱四夷”的民族观立场，认为汉王朝与匈奴关系的策略要有变化。因为匈奴是一个贪婪的民族，不能以义和他们相处，其原因是“义动君子， 利动贪人”。而匈奴是不能“以仁义说也”，仅仅是“可说以厚利，结之于天耳”。因此必须要“与之厚利以没其意，与盟于天以坚其约，质其爱子以累其心，匈奴虽欲展转，奈失重利何，奈欺上天何，奈杀爱子何！”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对汉王朝有好处，具体是加强边境的防护，最终的目的是“赋敛行赂不足以当三军之费，城郭之固无以异于贞士之约，而使边城守境之民父兄缓带，稚子咽哺，胡马不窥于长城，而羽檄不行于中国，不亦便于天下乎’”。对于董仲舒处理汉匈民族关系的观点，班固认为与事实相比较并不全面，“乃知其未合于当时，而有阙于后世也”。因此班固指出，在汉武帝的时候虽然对匈奴的战争也有胜利，但是为此付出的也不少。即“虽征伐克获，而士马物故亦略相当；虽开河南之野，建朔方之郡，亦弃造阳之北九百余里。匈奴人民每来降汉，单于亦辄拘留汉使以相报复，其桀骜尚如斯，安肯以爱子而为质乎？” 因此董仲舒的理论与基本事实不符合。因为如果不把匈奴的王子作为质，和亲只是一句空话，“是袭孝文既往之悔，而长匈奴无已之诈也”。此外，如果在边境不部署汉王朝的军队，不修筑军队驻防要塞，是不可能抗击匈奴的。与此相反，如果一味地“赋敛于民，远行货赂，割剥百姓，以奉寇雠”。其结果将是，“信甘语，守空约，而几胡马之不窥，不已过乎？”可见班固认为处理汉匈民族关系的策略，应该是在和亲的同时也要进行积极的军事防御与进攻， 即处理汉匈民族关系要有多维视角。 第三，班固认为，汉匈民族关系的发展是有阶段性的， 虽然汉王朝初期遭到匈奴的攻击， 处于劣势， 但是汉王朝与匈奴的关系到了汉文帝时代开始发生变化。当时汉文帝“赫然发愤，遂躬戎服，亲御鞍马，从六郡良家材力之士，驰射上林，讲习战陈，聚天下精兵，军于广武，顾问冯唐，与论将帅，喟然叹息，思古名臣，此则和亲无益， 已然之明效也”。显然，汉文帝已经看到，不进行军事反击，仅仅是靠和亲来解决汉匈矛盾是不可行的。班固进一步指出，到了汉宣帝时代，汉匈关系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汉宣帝继承了汉武帝对匈奴政策，“承武帝奋击之威，直匈奴百年之运 因其坏乱几亡之厄，权时施宜，覆以威德，然后单于稽首臣服，遣子入侍，三世称籓， 宾于汉庭”。从这个时期开始， 在汉王朝的边疆是这样一种安详的情况：“边城晏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亡干戈之役。”总之， 在汉宣帝以后，匈奴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处于守势， 常常是被动的， 匈奴对汉王朝的进攻亦常常是在生活困苦的情况下发动的，如果进攻无效，则希望与汉王朝和亲，而且这还成为了规律。 第四，班固认为，汉匈关系不是一个短时间能够解决的问题，而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因此对于汉匈关系要有长期的思想准备。例如，关于如何处理匈奴单于朝贡的问题， 班固认为，大臣萧望之等人没有长期治理匈奴的思想是不足取的。当时萧望之说：“戎狄荒服，言其来服荒忽无常，时至时去，宜待以客礼，让而不臣。如其后嗣遁逃窜伏，使于中国不为叛臣。”对此班固认为，应该一方面加强汉王朝的边塞建设，同时也要处理好与匈奴的关系，做到“盛不忘衰，安必思危，远见识微之明矣。至单于咸弃其爱子，昧利不顾，侵掠所获，岁巨万计，而和亲赂遗，不过千金，安在其不弃质而失重利也”。
三、汉元帝、汉哀帝时期 汉王朝君臣关于治理匈奴的策论经过汉武帝几次对匈奴的强势攻击之后，汉匈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汉王朝处在强势的位置，因此如何制定针对匈奴的策略，是汉王朝的君臣必须要面对的问题。于是在汉元帝、汉哀帝时有过两次关于汉民族与匈奴的关系的策论，我们可以把在这两次策论当中所反映出来的关于如何治理匈奴的讨论称为“后汉武帝时代汉王朝治理匈奴的策略”，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汉王朝君臣的民族观和治理边疆民族的策略。 第一次是汉元帝（前48年～前33年）时期对于汉王朝是否接受匈奴呼韩邪单于的和亲请求，以及是否“罢边备塞吏卒” 的讨论。从表面上看呼韩邪单于和亲的请求是主要的，但是实际上的核心是希望汉王朝“罢边备塞吏卒”。在郅支单于被诛之后，匈奴呼韩邪单于请求与汉王朝和亲，而且还上书提出“愿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传之无穷，请罢边备塞吏卒， 以休天子人民”。对此，汉元帝命令朝廷的官员讨论呼韩邪单于的请求。绝大部分人都觉得匈奴已经没有力量发动对汉王朝的攻击，所以没有必要再在边境地区设置要塞，同时也没有必要在要塞驻扎军队。但是郎中侯应因为长期在边境为官，所以对边境地区的情况十分熟悉， 认为不能接受呼韩邪单于“请罢边备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的建议，汉元帝问侯应为什么这样考虑，侯应进行了系统的回答，颇能够代表汉王朝对匈奴的治理策略。侯应认为：第一， 从历史的角度看，自先秦以来，匈奴就对华夏族和后来的汉族发动不断的侵扰，特别是汉王朝时期更加突出，即“周、秦以来，匈奴暴桀，寇侵边境，汉兴，尤被其害”。匈奴作为北方的草原游牧民族，其不断发动对汉民族攻击的历史，是必须引起高度重视的，这是汉匈民族关系的焦点，所以对匈奴要有所防备，不能轻易地“罢边备塞吏卒”。 第二，从自然地理的角度来看，从汉民族分布的北部边疆一直到辽东，是匈奴民族兴起和发展的空间，“外有阴山，东西千余里，草木茂盛，多禽兽，本冒顿单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来出为寇，是其苑囿也”。同时这也是汉匈两个民族争夺的空间，所以“至孝武世，出师征伐，斥夺此地，攘之于幕北”。正因为汉王朝在漠北边疆“建塞徼，起亭隧，筑外城，设屯戍以守之”，所以汉王朝的北部边疆才得以安宁。然而，漠北的地理条件方便匈奴游牧民族的机动，而进入其以南地区，情况就有所变化，“从塞以南，径深山谷，往来差难。边长老言匈奴失阴山之后，过之未尝不哭也”。正是因为如此，还是不能“罢备塞戍卒”，要做好随时反击匈奴进攻的准备。 第三，侯应从匈奴的民族性特点进行分析，认为呼韩邪单于现在与汉王朝的力量对比已经不是汉初的情况，是因为“天覆匈奴，匈奴得蒙全活之恩，稽首来臣”。但是“夫夷狄之情，困则卑顺，强则骄逆，天性然也。前以罢外城，省亭隧，今裁足以候望通烽火而已”。 所以汉王朝对边疆要塞建设是必需的。 第四， 从游牧民族的生计方式、文化传统来看，“中国有礼义之教、刑罚之诛，愚民犹尚犯禁”。而作为草原游牧民族，是难以保证他们不在社会困难的时候向汉王朝边疆发动进攻，因为游牧民族在困难的时候是把掠夺作为一种生产方式，这与农业民族的价值观有着根本的差异，所以不能“罢备塞戍卒”。 第五，中国自古以来都有建立关隘的传统，目的是“以制诸侯，所以绝臣下之窥欲也。设塞徼，置屯戍”。所以在边疆建设要塞，“非独为匈奴而已，亦为诸属国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旧逃亡。近西羌保塞，与汉人交通，吏民贪利，侵盗其畜产、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畔，世世不绝。今罢乘塞，则生嫚易分争之渐”。因此，建设边塞除了防备匈奴之外，还可以防止人员的随便流动，造成边境地区的动乱，即“往者从军多没不还者，子孙贫困， 一旦亡出，从亲戚。又边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曰‘闻匈奴中乐，无奈候望急何！’然时有亡出塞者。盗贼桀黠，群辈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则不可制”。 第六，从经济的角度来看，边疆的要塞建设已经经历了几百年的时间，耗费了无数的钱财，不能随便废弃；此外，边塞是以农业为根本的汉民族防备北方游牧民族的重要工程，也不能随便放弃，“恐议者不深虑其终始，欲以一切省徭戍，十年之外，百岁之内，卒有它变，障塞破坏，亭隧灭绝，当更发屯缮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复。如罢戍卒、省候望，单于自以保塞守御，必深德汉，请求无已。小失其意，则不可测。开夷狄之隙，亏中国之固。非所以永持至安，威制百蛮之长策也”。 侯应的建议得到了汉元帝的采纳，因此汉元帝不准再说“罢边塞事”，与此同时，还派遣“车骑将军口谕单于曰：单于上书愿罢北边吏士屯戍，子孙世世保塞。单于乡慕礼义，所以为民计者甚厚，此长久之策也，朕甚嘉之。中国四方皆有关梁障塞，非独以备塞外也，亦以防中国奸邪放纵，出为寇害，故明法度以专众心也。敬谕单于之意，朕无疑焉。为单于怪其不罢，故使大司马车骑将军嘉晓单于”。汉元帝的回答，是有说服力的。即汉王朝的边疆建设，不仅仅是针对匈奴的，而是在所有的边疆都要进行边塞建设。 第二次是汉哀帝（前6～1年）时期关于是否接受匈奴单于朝贡的策论。汉哀帝建平四年（前4年），匈奴单于上书请求在次年到长安朝贡，而这个时候汉哀帝刚刚出现身体不适的情况。有人对汉哀帝说在汉宣帝黄龙元年、汉元帝竟宁元年时， 因为匈奴单于来朝贡， 所以这两位皇帝就去世了，因此汉哀帝十分为难，问计于大臣。绝大部分官员认为没有必要让匈奴单于朝贡，应该让匈奴单于的使者返回。就在这个时候，黄门郎扬雄上书阐释了不同的观点 从中可以看到汉王朝后期对匈奴的治理策略。即对于匈奴，要认识他的民族特性，不能把治理南越等农业民族的策略用来治理匈奴。扬雄认为，儒家的政治观点是要在没有发生动乱的时候进行治理，军事家最高的胜利是“贵于未战”。在匈奴单于上书求朝贡的时候， “国家不许而辞之，臣愚以为汉与匈奴从此隙矣”。作为农业民族的汉民族，与北方的游牧民族长期以来不能很好地处理好民族关系，“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甚明”。于是扬雄对秦朝以来的汉匈关系进行了分析论证。扬雄认为，在秦始皇时代，“以秦始皇之强，蒙恬之威，带甲四十余万，然不敢窥西河，乃筑长城以界之”。到了汉王朝初期，虽然“以高祖之威灵”，但是仍然有“三十万众困于平城，士或七日不食。时奇谲之士石画之臣甚众，卒其所以脱者，世莫得而言也”。汉高祖之后，“高皇后尝忿匈奴，群臣庭议，樊哙请以十万众横行匈奴中，季布曰： 哙可斩也，妄阿顺指！” 由于没有采取以武力相抗争的战略，而是以和平的方式来解决与匈奴的矛盾，即“于是大臣权书遗之，然后匈奴之结解，中国之忧平”。 扬雄接着又说，在汉文帝时代，“匈奴侵暴北边，候骑至雍甘泉，京师大骇，发三将军屯细柳、棘门、霸上以备之，数月乃罢。”到了汉武帝时代，虽然汉武帝不断发动对匈奴的攻击，“设马邑之权，欲诱匈奴，使韩安国将三十万众徼于便地，匈奴觉之而去，徒费财劳师，一虏不可得见，况单于之面乎！其后深惟社稷之计，规恢万载之策，乃大兴师数十万，使卫青、霍去病操兵，前后十余年。于是浮西河，绝大幕，破寘颜，袭王庭，穷极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禅于姑衍，以临翰海，虏名王贵人以百数”。则汉武帝的武力攻击使“匈奴震怖，益求和亲”，但是匈奴仍然“未肯称臣也”。对此，扬雄感叹道： 且夫前世岂乐倾无量之费，役无罪之人，快心于狼望之北哉？以为不一劳者不久佚，不暂费者不永宁，是以忍百万之师以摧饿虎之喙，运府库之财填卢山之壑而不悔也。 到了汉宣帝时代，汉王朝与匈奴的关系更加复杂，匈奴开始与汉王朝争夺西域。 匈奴有桀心，欲掠乌孙，侵公主，乃发五将之师十五万骑猎其南，而长罗侯以乌孙五万骑震其西，皆至质而还。时鲜有所获，徒奋扬威武，明汉兵若雷风耳。虽空行空反，尚诛两将军。故北狄不服，中国未得高枕安寝也。所以扬雄认为，汉王朝与匈奴关系的变化是从汉宣帝元康（前65 ～ 前62 年）、神爵（前61 ～ 前58年） 年间开始的，变化的起因，不是来自汉王朝，而是匈奴内部的矛盾斗争引起的：“匈奴内乱，五单于争立，日逐、呼韩邪携国归化，扶伏称臣，然尚羁縻之， 计不颛制。” 扬雄还认为，要想解决好与边疆各民族的关系，必须认识他们的民族特性，因为“外国天性忿鸷，形容魁健，负力怙气，难化以善，易隶以恶，其强难诎，其和难得”。由于汉王朝君臣没有能够很好地认识匈奴民族的民族特性，“故未服之时，劳师远攻，倾国殚货，伏尸流血，破坚拔敌，如彼之难也；既服之后，尉荐抚循，交接赂遗，威仪俯仰，如此之备也”。之所以这样，就是因为没有很好认识匈奴的民族性格。 最后扬雄指出：“唯北狄为不然，真中国之坚敌也。三垂比之悬矣，前世重之慈甚，未易可轻也。”扬雄的言论，虽然没有明确指出汉王朝治理南越等农业民族比较容易，是因为农业民族没有匈奴那样的军事机动性，对土地具有极强的依赖性，对于农业民族如朝鲜、南越的治理是相对容易的，即“往时艾朝鲜之旃，拔两越之旗，近不过旬月之役，远不离二时之劳，固已犁其庭，扫其闾，郡县而置之，云彻席卷，后无余灾”。但是由于北方民族的机动性，汉王朝难以对付，所以他们是“真中国之坚敌”。对于汉王朝如何处理好与匈奴的关系，扬雄又进一步指出，目前匈奴单于希望归附汉王朝“怀款诚之心，欲离其庭，陈见于前，此乃上世之遗策，神灵之所想望”。虽然汉王朝为此付出了一些财富，但是也不能“距以来厌之辞，疏以无日之期，消往昔之恩，开将来之隙！”因此如果汉王朝拒绝了匈奴单于朝贡的请求，汉王朝首先就失去了道义，“夫款而隙之，使有恨心，负前言，缘往辞，归怨于汉，因以自绝，终无北面之心，威之不可，谕之不能，焉得不为大忧乎！夫明者视于无形，聪者听于无声，诚先于未然”。这样一来，历史上所有为了对付匈奴而进行的成果都成为泡影，所以，应该接受匈奴单于朝贡的请求，“不然，一有隙之后，虽智者劳心于内，辩者毂击于外，犹不若未然之时也。且往者图西域，制车师，置城郭都护三十六国，费岁以大万计者，岂为康居、乌孙能逾白龙堆而寇西边哉？乃以制匈奴也。夫百年劳之， 一日失之， 费十而爱一， 臣窃为国不安也。唯陛下少留意于未乱未战， 以遏边萌之祸”。最后，扬雄的意见得到了汉哀帝的采纳，于是“召还匈奴使者，更报单于书而许之”。从汉匈民族关系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正是因为有扬雄这一类人的民族策略，使进入黄河流域的匈奴在下一个历史时期渐渐融入汉民族，给汉民族增加了新鲜的民族活力和新的民族基因。 四、结语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整个汉代统一多民族中国民族关系的发展趋势，主要是围绕汉族与北方匈奴的关系展开，因此在《汉书·匈奴列传》和《汉书·匈奴传·赞》以及汉元帝、汉哀帝时期汉王朝君臣关于治理匈奴的策论当中，都可以清晰地看到班固处理统一多民族国家民族关系的基本观点，即解决民族关系的矛盾冲突，应该因时、因地而改变民族治理的方针和策略，而且还要认识各民族的民族特性。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到了后汉光武帝时期，统一多民族中国的民族问题得到了较好解决，边疆进一步扩大，边疆民族与王朝国家的向心力增强，民族边疆对统一多民族中国的认同也在增强，这样的历史文化遗产，对于统一多民族中国的发展是有深远影响的。 来源：《思想战线》2016年6月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