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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君，原名公孙殃，因其变法，秦国从一个未受教化之地变成战国七雄之首，秦孝公之后六代君主均奉行商君之法，最终灭六国，而四海一。今就其毕生心血《商君书》直译于此，以示敬意，因个人古文语言能力极差且对这位伟人睿智思想理解太过于肤浅，故译文多有不妥，亦算抛砖引玉，望有雅人居士更为书其辉煌。 一日，秦孝公欲谋治国之计策，公孙殃、甘龙、杜挚三位大夫侍于君侧。共同商讨应对国际形势风云变化的计策，寻求打造法治社会的方法，力求全国人民在公元前371年共同奔小康，达到民主、富强、文明国家的水平。 秦孝公历来是稳中求胜，凡事必三虑，但凡决定之后，便毅然而行，纵然刀斧丛生、荆棘满地，他亦往矣。孝公思虑良久，开口道：“继承父辈基业而不忘国家社稷乃是为君之道；普法治国须要严明公正却是为臣之行。当今秦国，积贫积弱，被中原之国视为蛮夷，吾深以为然耻。思虑再三，吾欲求变法之道以强秦国，又恐天下人议论纷纷，阻力重重，最终得不偿失。” 公孙殃义正言辞道：“我听说：对要做的事过多疑虑，事便不会成。现今您首要的就是定心，下定变法的决心，完全不用顾忌世人之论。而且大凡是高人行事，必然会做出违背常人理解的事；独立思考的智者，需有傲视俗人之气度，一力行之，无需顾虑其他。（小小设计师评：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成大事者，无需在意众人之看法。若行动之前就要让所有人满意，岂有成事者？且商君言独立思考之智者，需有傲视俗人之气度，实属高见，此傲非骄傲之意，而是当自己的思想在别人无法理解的情况下，亦能泰然自若、坚持己见、一如既往。纵观智者，如庄子、亚里士多德、爱因斯坦等等无不是傲视俗人之人。商君真乃恢弘大气、气吞山河也。） 公孙殃继续说道：”俗语说得好：智者可于事前预测到结果，而愚者在事情结束后尚不知道原因。民众根本不会听你说要怎样做，却只会看你做成什么样，只要做得好，他们就非常乐意和你共享成果。郭偃的观点是：讲究崇高道德的人，不去附和那些世俗的偏见；成就大事业的人不去同民众商量。 所谓法令，是用来治国爱民，让民众安居乐业；所谓礼法，是为了教化民众，文明国度。所以圣人治国，大凡可以强国利民，根本就不用遵循古法礼制，只要能富国强兵，就可以独辟蹊径。” 听商君洋洋洒洒、恢弘一气的言论，孝公顿觉身心舒畅，豁然开朗，连连称好。 众所周知，根据易理，有阴必有阳、有正必有反，公孙殃之语乃是治国之良策，字字千金，而总有反面角色出来反对，且辩论之时，语言犀利，逻辑清晰。还好商君也是获得全国大学生辩论比赛冠军十次的人，何以惧之？老甘龙，你尽管放马过来。 甘龙沉吟片刻，慢条斯理地说：“厉害了我的哥。你人太年轻，还是不够稳重啊，我听说圣人治国不改变民之习俗，智者理政不随意改变国家历来的传统法制。顺着民意而教化，不用费太多神思，就可以收益颇大；因循以前的法制传统而治国理政，则官吏办事效率高，民众也能安居乐业。如若突然变法，不遵循秦国历来的传统法制，变更礼法来教化民众，我担心天下人，无论官民，皆对大王你有看法，势必会议论纷纷，怨声载道，还请大王深思啊！”（小小设计师评：甘龙之言，争锋相对，一阵见血，其意有无为而治的意思。为何西汉初年，无为而治可成功，而在战国时却断不可行。西汉初年，三百年战乱初定，天下民众只求安定，修养生息，且当时是大一统的国度，普天之下，莫与之争，朝廷无需引导，任由民众农商自由，此乃大乱之后，宜修养之故。三国时，刘备初到蜀中，民众懒散、盗贼猖獗、军民不治，故严酷刑罚，约束民众，乃反其道而行之，其法不同，其理一也。然秦国积贫积弱数百年，处大争之世，外有强敌虎视，内有民不聊生，若再不变法图强，何以得存？看官，你道甘龙不懂其理乎？非也。甘龙亦知秦若欲强，必变法，然若变法，则对贵族阶级产生最大程度的伤害，且其认为一国确需靠贵族阶层精英来支撑，黎民乃是草芥，不足为虑。退一万步讲，就算秦国被其他国家灭了，秦国的贵族阶层依然盘根错节，实力犹存，故甘龙是最反对变法之人，并不是其愚蠢之故。） 甘龙的反驳极具逻辑，且分析厉害关系，从心理上给秦孝公施加压力，非常具有攻击性。一般人难以辩驳，还好公孙殃非常人也。公孙殃听了甘龙条理清晰的反驳，连三秒钟的思考时间都没留给自己，便侃侃而来，说道：”龙哥，你说那些，全是凡夫俗子的见识。那些屌丝弱者喜欢安于现状、恪守故制，读死书的人境界也就停留在他所见闻过的东西，这些人，最多让他当个古板的小官，执行一下以前的法律，但是你要给他们讲变法这种大事，他们却弱爆了！（小小设计师评：商君先不说理，一些列的人生攻击和鄙视对甘龙形成狂轰乱炸之势，让甘龙恼羞成怒，乱了阵脚才好继续收拾他。说到桑骂槐的气势，我只服商君。）公孙殃接着反驳：“龙哥，估计你历史不太好，我来告诉你：夏商周三代全是不同的礼法，却三代各自称王。春秋五霸，每个君主制定的法令各不相同，不也各自称霸天下？也没见商承继夏的法，周遵循商的法。更没见五霸依照周的法。真正的智者善于制定法令，而愚蠢之人也就只能执行接受。不善于创新、拘泥古法的人，我根本不屑跟他讨论变法这样的大事。大王，你不用多想，拍板就是。” 这一番雄言大论夹杂着入骨的人生攻击，甘龙估计也是气的说不出话来，一时接不上。旁边的反角二号见势头不对，赶紧接上，却不知与商君辩论，甘龙尚且捉襟见肘，何况你杜挚？ 比起甘龙的老谋深算，杜挚明显功力不够，勉强说了一句：“我听说，没有百倍的利益，就不改弦更张。我还听说效仿古制，便不会有太大过错。大王，你自己思考。” 甘龙的辩论逻辑清晰，论证严明，极具深度。而杜挚则是小丑跳梁，干巴巴两句话，大而无当，完全没有说服力，而且态度上对领导也是不够尊重，此番言论，恰给了公孙殃再一次碾压的机会。 公孙殃立即反问：“小杜，我问你，秦朝以前哪个朝代的法令礼制是一样的，我们如何遵循古法？每个朝代的帝王都不一样，你让我们的秦王去承继谁的礼制？伏羲、神农教化民众却不诛杀；黄帝、尧、舜虽然诛杀却是依法而来，不会轻易动怒而杀人；到了周文王、周武王时期，都是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灵活的制定法令。法令，要因不同的时期，针对不同的情况制定。所以我一直主张的就是：治国理政，没有一成不变的方法，只要有利于国家富强，就不必拘泥古法。商汤、周武之王，不遵循古法，不也大兴天下；殷、夏不懂得变通，遵循古法，不也是分分钟就灭亡了么？所以，反对古法的不一定错；遵循古制未得好结果的却大有人在。前车之鉴啊。所以，请大王你不用再犹豫了！” （小小设计师评：公孙殃关于变与不变之论可谓偏僻如理。引古之帝王，论遵法与变法之利。其言凿凿，掷地有声。后人观之，无不应验，秦因其变法而兴，灭六国后，天下之势已翻天覆地，而秦皇仍遵循其法而亡。可悲可叹） 听了公孙殃这番辩论，甘龙和杜挚均已哑口无言，秦孝公已下定决心，痛快的说：“好！我听说穷巷外路多鬼怪，歪学杂论多诡辩。愚蠢的人笑话的那些真理，恰恰是智者所担心并感到悲哀的。那些拘泥于世俗偏见的议论，我今后不再因其而疑虑了。'于是全国颁发变法的第一条法令《肯草令》。至此，秦国开始了漫长的自强之路。 原文： 孝公平画，公孙鞅、甘龙、杜挚三大夫御于君。虑世事之变，讨正法之本求使民之道。 君曰：“代立不忘社稷，君之道也；错法务明主长，臣之行也。今吾欲变法以治，更礼以教百姓，恐天下之议我也。” 公孙鞅曰：“臣闻之：‘疑行无成，疑事无功。’君亟定变法之虑，殆无顾天下之议之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见负于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骜于民。语曰：‘愚者暗于成事，知者见于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郭偃之法曰：‘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法者所以爱民也，礼者所以便事也。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 孝公曰：“善！” 甘龙曰：“不然。臣闻之：‘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因民而教者，不劳而功成；据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今若变法，不循秦国之故，更礼以教民，臣恐天下之议君，愿孰察之。” 公孙鞅曰：“子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夫常人安于故习，学者溺于所闻。此两者，所以居官而守法，非所与论于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故知者作法，而愚者制焉；贤者更礼，而不肖者拘焉。拘礼之人不足与言事，制法之人不足与论变。君无疑矣。” 杜挚曰：“臣闻之：‘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臣闻：‘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君其图之！” 公孙鞅曰：“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伏羲、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及至文、武，各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兵甲器备，各便其用。臣故曰：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汤、武之王也，不修古而兴；殷、夏之灭也，不易礼而亡。然则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礼者未足多是也。君无疑矣。” 孝公曰：“善！吾闻穷巷多怪，曲学多辩。愚者之笑，智者哀焉；狂夫之乐，贤者丧焉。拘世以议，寡人不之疑矣。”于是遂出垦草令。 文/小小设计师，历史百家争鸣特约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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