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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改革对今天的启示 安立志 王志飞在《大秦帝国》中饰商鞅 历经十年“文革”，许多历史人物也经历了一场“浩劫”，用“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封资修”这几只破筛子一过，可堪一顾者，所剩无几，而商鞅就是这屈指可数的幸运儿。此君因其法家代表人物的身份，在“批林批孔”中受到吹捧，“文革”之后，又被作为改革者的鼻祖备受青睐。 商鞅以改革者名世，又因改革惨遭车裂之祸。对于这样一个评价复杂、价值多元的历史人物，在一篇短文中，不可能作出全面评价，只能站在今天的角度，择其要点而述之。那么，商鞅当年所进行的是怎样的一场改革呢？ 首先看一下历史评价，世人通常认可司马迁的史笔。在《史记·商君列传》中，司马迁对其变法采取了“两点论”。一方面，他承认商鞅变法的客观效果，称其“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但他对商鞅本人的评价却不高，“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於秦，有以也夫！”前者讲“秦民大悦”，后者又“卒受恶名于秦”，显见其矛盾。谈商鞅变法，不能不提《商君书》。这是一部专门为秦孝公治理百姓，控制官吏，穷兵黩武，称王称霸出谋划策的不传之秘。在其后的历史岁月中，即使一些自称以儒治国的帝王，也往往内法而外儒，或者阳儒而阴法。是故有人说，这是一部戕害中华文明创深痛巨的坏书之最。 一是反智愚民。在商鞅看来，欲实现秦国的称霸目标，有效地统御百姓，控制民众，则是其当务之急。商鞅为孝公强调了“昔之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者也；能胜强敌者，必先胜其民者也”（《画策第十八》）的历史经验，即不论治理国家还是战胜强敌，都必须以制服民众为前提。他深知思想文化的重要性，他认为，“国有礼、有乐、有《诗》、有《书》、有善、有修、有孝、有弟（悌）、有廉、有辩。国有十者，上无使战，必削至亡；国无十者，上有使战，必兴至王。”（《去强第四》）这段话带有极其强烈的反智主义倾向。只要存在这些体现人类智慧和文化的结晶或载体，即使不发生战事，也会削弱国家，甚至导致灭亡；没有这些东西，即使发生战事，国家也会兴盛，甚至称霸天下。因此，他把实行思想控制，消灭文化载体作为治国的重点之一，而这竟然成为秦国随后“焚书坑儒”的政策依据。可以想见，倘使起商鞅于地下，如果他提出封堵互联网的建议，那是一点也不会奇怪的。或曰，这套做法不是“愚民哲学”吗？殊不知，“愚民”正是其治术之核心。他经验老到地告诉秦王，“民愚则易治也。”（《定分第二十六》）由此可见，他的变法，他的改革，是上层的改革，是“精英”的改革，不仅民众不得与闻，而且不许说三道四。这就是他所谓的“智者作法，愚者制焉”。为保证其变法措施的顺利推行，他毫不犹豫地剥夺了民众的言论自由，“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来言令便者，卫鞅曰‘此皆乱化之民也’，尽迁之於边城。其后民莫敢议令。”（《史记·商君列传》）说好说坏都不行，愚民议政，全部被流放边疆，识相者当然就不敢议论了。那么，如何使民众愚而易使呢？他采取了多种举措，其中之一就是禁止民众的自由流动，“使民无得擅徙，则诛愚乱农之民无所于食而必农。”“愚农不知，不好学问，则务疾农。”（《垦令第二》）禁止农民的迁徙流动，就不会受各种思想文化的影响，农民也只能“面朝黄土背朝天”地讨生活了。 二是弱民强国。以“富国强兵”相号召的商鞅变法，对于秦国而言，当然是重要的，然而，其所采取的措施却是以“弱民强国”为手段的。在这里，“弱”是动词，带有“削弱”、“弱化”、“剥夺”的含义。《商君书》的核心是“农战”二字，即农耕与作战，这有点类似“备战备荒”，然而他的“备战备荒”并不是“为人民”，而是“为称霸”。作战必须考虑综合国力，这就牵涉到国家与民众的利益格局。为此，他在《商君书》中设专章传授“弱民”之道，文中开宗明义：“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他的结论是，“以强重弱，削；弱重强，王。……故以强攻弱，削；以弱攻强，王也。”（《弱民第二十》）什么意思呢？实行强民的政策，会使兵力疲弱，就会削弱国家；实行弱民的政策，会使兵力强大，就能成就王业。为推行这种弱民强国的畸形战略，他推出了一系列配套政策，如禁止粮食买卖，垄断山林湖泽，实行户口管制，强化徭役税赋等等。这些政策，实行的初衷，无一不是通过盘剥民众而充盈国库。由此可见，《商君书》及其变法，与一般民众没有多少利益可言，只不过是实现秦国霸权的“点子公司”。仅仅从经济上“弱民”是不够的，商鞅告诉孝公，民低贱则重爵禄（“民辱则贵爵”），民孱弱则尊官吏（“弱则尊官”），民贫穷则重奖赏（“贫则重赏”）。以刑罚治民，小民易被驱使（“以刑治民则乐用”），以赏赐治民，则民敢于牺牲（“以赏治民则轻死”）。（《弱民第二十》）因此，弱民乃是役民驱民之要术。两千多年前的秦国政权，不过是群雄逐鹿中的一个捕猎者，人们自然不能奢望他们“利为民所谋”，然而，并不等于当时的人们不懂得这些道理，“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是《尚书》中的话，如果认为此书在成书年代上有不同意见，那么，管仲作为春秋时著名的政治家，他不仅是“以人为本”的提出人，而且明确要求“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民贫则难治。”（《管子·牧民》）而这与商鞅的做法，可谓天壤之别。商鞅重敛天下，以充府库，发动战争，谋求霸权的从政思路，只能使秦国强盛于一时，却并不能保证“始皇”于万世。 三是残民以逞。如果以为商鞅是法家，自然以法治国，那就大错特错了。他明白无误地告诉秦王，“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所以备民也。”（《定分第二十六》）“故善治者塞民以法，而名地作矣。”（《画策第十八》）在他眼里，法令是用来防备百姓、收拾百姓的，只有实施有效治理百姓的法令，才能获得名声和土地。他的法学理论是，“民胜法，国乱；法胜民，兵强。”（《说民第五》）即民众如果高于法律，国家就会混乱；法律如果高于民众，军力就会强大。也就是说，作为秦孝公“家法”的法令，必须高于民众的利益与意志。任何凌驾于这些法令的群体和行为都是不符合秦孝公的“家国”利益的。商鞅的变法在废井田、开阡陌，重农抑商、奖励耕战之外，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弃礼任法，轻罪重刑，什伍连坐。他崇尚严刑峻法，取死之刑多如牛毛，施用凿顶、抽筋、车裂、镬烹等多种残忍至极的杀人方式。还首设连坐之法，一人犯罪，亲邻株连，大量无辜民众被其残害。由于秦国实行了商鞅这一系列辱民、贫民、弱民、刑民的残暴政策，秦国的民众在饥饿、耻辱、愚昧、恐惧的威胁之下，只能如同兵马俑一样，成为面无表情，残暴冷酷的战争机器。“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李白诗句)史书称秦为“虎狼之国”，并非毫无道理。然而，这样一个历史人物，这样一个阴狠残暴的改革者，在当今的电视剧《大秦帝国》中，竟然被奉为“万古法圣”和“法圣天神”。 商鞅及其推行的变法，在历史的长河中，也往往是褒贬并存，毁誉同在。相互矛盾的评价，似乎又有某种规律，凡是具有改革倾向或矢志社会改革者，往往对其加以肯定或同情；凡是主张仁政治国或强调社会平衡发展者，往往对其加以否定或指斥。前者如王安石、毛泽东。王安石曾诗赞商鞅：“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商鞅》）王安石是北宋熙宁变法的推动者，他的赞扬，不免有惺惺相惜的况味。年轻时的毛泽东，受欧风西渐之影响，抱持着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宏大愿望，也曾写道：“商鞅之法，良法也。今试一披吾国四千余年之纪载，而求其利国福民伟大之政治家，商鞅不首屈一指乎？”（《商鞅徙木立信论》） 反之，王安石变法的政治反对者苏轼，对商鞅则是全盘否定的，他在《商鞅论》中认为，商鞅的改革成效，“皆战国之游士邪说诡论”，《史记》肯定商鞅之功，“此司马迁之罪也。”“而秦之所以见疾于民，如豺虎毒药，一夫作难（指陈胜、吴广起义），而子孙无遗种，则鞅实使之。”秦虽统一了六国，但其实行酷民政治，终致天怒人怨，民众揭竿而起，秦国二世而亡，商鞅实在是祸根。苏轼进一步指出，商鞅之术，“用于世者，灭国残民，覆族亡躯者，相踵也。而世主（历代帝王）独甘心焉，何哉？乐其言之便己也！”苏轼毕竟是苏轼，穿过历史迷雾，他看透了历代帝王阳儒而阴法，对商鞅之术阳讳而阴用，对孔孟之道，阳奉而阴违的隐秘！这眼光是犀利而独到的。 北宋时的司马光，在政治上，虽然也是王安石变法的反对派，但他对商鞅的评价上则采取了相对客观、公允的立场，褒其当褒，贬其当贬。一方面，他反对商鞅“弱民强国”的思路，指出其“不加赋而上用足”的虚伪，“天地所生财货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则在官。……不加赋而上用足，不过设法阴夺民利，其害甚于加赋也。”（苏轼《商鞅论》）另一方面，他在《资治通鉴》中则对其取信于民的做法予以肯定：“商君尤称刻薄，又处战攻之世，天下趋于诈力，犹且不敢忘信以畜其民，况为四海治平之政者哉！” 评介一个两千多年前的古人是困难的，“至于往昔是非，可为来今龟镜”（《旧唐书·杜佑传》），正是本文的目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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