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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特异性方证”是医学的最高境界》一文中已经证明：方证是《伤寒论》的核心；“特异性方证”是方证中的精华，是医学的最高境界，也是医学的终极目标；“辨证论治”是无方可用时的退而求其次的无奈之举。 但现在中医学术界一直而且一致认为，《伤寒论》是中医学的第一部临床医学专著，其主要贡献就是确立了“辨证论治”的原则。也就是说《伤寒论》的核心是“辨证论治”。 现行的各种版本的《伤寒论》教材在概论中总结其学术成就时，第一条都是“创立了六经辨证的体系”，第二条都是“确立了辨证论治的原则”。 其根据就是《伤寒论》第16条在讨论坏病的治疗方法时所说的“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这一方法和现在所说的“辨证论治”很相似，所以，认为这是“辨证论治”的渊源。也因此，“辨证论治”变成了现在中医的核心。 如《中医基础理论》认为：中医学理论体系的主要特点，一是整体观念，二是“辨证论治”。【孙广仁、郑洪新主编，全国中医药行业高等教育'十二五'规划教材、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规划教材（第九版），中医基础理论，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2年7月第3版，第9页】 《中医基础理论》教材是所有中医院校的学生必须学的教材，也是绝大部分自学中医的人都要学的教材，而且在所有的教材中都始终贯穿这一思想，“辨证论治”成了现在中医当然的核心。 张仲景《伤寒论》的核心是方证，现在中医的核心变成了“辨证论治”，显然，中医背离了仲景的方向。 1 “辨证论治”是无方可用时的无奈之举 “辨证论治”，也叫“辨证施治”。 辨证，就是根据四诊所收集的资料，通过分析、综合，辨清疾病的病因、性质、部位，以及邪正之间的关系，概括、判断为某种性质的证。论治，是根据辨证的结果，确定相应的治疗方法。 在《伤寒论》中，凡是有方可用的证，都会直接用方，实在不能用方的时候，才提出“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 如我在《“特异性方证”是医学的最高境界》中所列举的桂枝汤证。现在认为“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是“辨证论治”的最早根据，但这在《伤寒论》中却是因为没有方证可用的无奈之举。 2 “辨证论治”是原则不是肯定的疗效 “辨证论治”只是一种具有普遍适用性的原则，并不是肯定的疗效。 就是说什么病都可以进行“辨证论治”，但疗效怎么样并不肯定，即有的可能有效，有的可能无效。 为什么张仲景不是首先用“辨证论治”，而是在没有方可用的时候才用“辨证论治”？就是因为“辨证论治”只是一个具有普遍适用性的原则，并不是肯定的疗效。 “特异性方证”是肯定的疗效，是医学的最高境界。“辨证论治”是无方可用时退而求其次的方法，其疗效的可靠性和操作性都不可与“特异性方证”相提并论。 3 不是所有的证都能“辨证论治” 有的证用“辨证论治”不能确定治疗，只能用方证。 半夏泻心汤证，在《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中运用的标准只是“呕而肠鸣，心下痞”，而根据“呕而肠鸣，心下痞”则不能辨出“寒热错杂，虚实互见”这一运用半夏泻心汤的证来，治疗过程不能完成。 大陷胸汤证用“辨证论治”也不能辨出水和热来，得不出“辨证论治”所要求的证来。 《金匮要略》中用小建中汤治虚劳也不能用“辨证论治”来完成。 《金匮要略·血痹虚劳病》第13条：“虚劳里急，悸、衄、腹中痛，梦失精，四肢酸疼，手足烦热，咽干口燥，小建中汤主之。”针对这条原文中的证，用“辨证论治”是不可能开出小建中汤来的。 4 “辨证论治”的操作误差不可避免 即便是“辨证论治”的过程很完整，对同一个证，不同的医生可能开出不完全相同的方。 这是因为“辨证论治”只是一个具有普遍适用性的原则，有很大的灵活性，却没有必要的确定性；医生的水平也不可能完全一样，在“辨证论治”的操作过程中还会存在差异，这些都会影响最终的治疗结果。 对于同一个病人，不同的医生进行“辨证论治”会开出不同的方，显然，其中只有一个可能是最好的，甚至可能都不是最好的。 张仲景的方证体系具有确定性、简单性和可重复性，这些应该是优点，而绝对不是缺点。而这些优点可能与西医比较相近而不被现在的中医重视。 现在的中医好像有意在突出灵活性（即不确定性）、复杂性（增加操作的难度）和不可重复性。给人的感觉是，中医就必须是复杂的，难以操作的，不可捉摸的，不可重复的，否则就不足以显示中医的水平。 因此中医就往更加复杂的方向靠近，并且有不断玄虚化、神秘化的趋势。 张仲景的确定的、简单的、可重复的、疗效肯定的方证体系，被各种复杂的神秘体系进行解释，如气化、运气、八卦，现在主流的规范体系就是对张仲景的方证进行“辨证论治”。 如对《伤寒论》中的第35条的麻黄汤证，本来有前面的证，直接用麻黄汤就可一服汗出病瘥。但现在却要将这一过程变成“辨证论治”的五个步骤，将确定性变成了不确定性，将肯定的疗效变成可能的疗效。 “特异性方证”所获得的药到病除的特效是医学追求的终极目标，所有的医学活动和努力都是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所有的医生都应该为达到这一目标而努力！ 但中医的现状却与此相反，“特异性方证”被忽略了！ “特异性方证”被忽略的主要原因可能是对经典的忽视。真正愿意读经典，有能力读经典的人并不多。 现在读经典的人也多是带着“辨证论治”的框框在读，我自己早期也是这样，把张仲景的“特异性方证”都读成了“辨证论治”。 另外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特异性方证”的数量较少。到现在为止，绝大部分的治疗达不到“特异性方证”的境界，能够达到“特异性方证”的境界的少，因为少而直接被忽略了。 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特异性方证”的用法太简单了，完全没有技术含量，似乎不能体现出中医的技术水平。 现在绝大多数的医生不知道有“特异性方证”的存在。对于张仲景已经为我们确定了的，经历了近2000年验证疗效肯定的“特异性方证”在中医界消失了。 无论什么原因，“特异性方证”都不应该被忽略。能够达到药到病除的“特异性方证”不能因为数量少而被忽略。因为少才显得更加弥足珍贵，好的东西从来都没有多过。 “特异性方证”的精准、快捷、高效，体现的不是没有水平，恰恰相反，没有深厚的医学理论功底，没有丰富的临床经验，没有艰苦卓绝的努力，不可能找到并确定一个“特异性方证”。 张仲景对医学的卓越贡献就是他在前人的基础上，凭借超凡的智慧，为我们留下了这么多的“特异性方证”。从我们对小柴胡汤证的分析可以看出，发现、确定一个“特异性方证”有多么复杂、多么困难！ 现在治疗疟疾可以直接用青蒿素，这个过程确实简单，确实没有技术含量。但是从发现到提取到能够用到临床的过程却漫长、复杂、充满艰辛。 以屠呦呦教授为代表的团队，历经几十年才做出了我们现在可以直接用的这个简单的方法，屠呦呦教授也因为这个我们可以简单的用的方法获得了诺奖。 虽然说这是西医针对病因寻找特效药的过程，但中医寻找针对证的特效方并不会比这个过程简单。 医学的目的是什么？ 不就是治好病吗？！不就是希望每个病都有特效药吗？！ 如果每个病都有特效药，每个证都有特效方，能药到病除，医学才真正达到了目的。 医学的全部目的都是为了寻求针对病的特效药和针对证的特效方。并不是为了寻求像支持疗法、替代疗法、对症疗法、“辨证论治”等这样一些方法，这些方法是对那些尚无特效药的病、尚无特效方的证而采取的权宜之计。 如果对已经有特效药的病、已经有特效方的证，还要用这些权宜之计，那就是本末倒置了。 “特异性方证”是经过反复验证疗效肯定的治疗方法；“辨证论治”是在没有“特异性方证”可用的前提下才不得已而为之的方法，可能有效，也可能无效。 “特异性方证”是肯定的疗效，是鱼；“辨证论治”是可能有效的方法，是渔。“特异性方证”是已经形成的成果，“辨证论治”还只是方法。 有“特异性方证”还用“辨证论治”是一种倒退，是变肯定疗效为可能疗效、舍简就繁、放弃疗效而纯粹追求过程的盲目的行为！ 如果医学从张仲景的以追求“特异性方证”为目标的方证体系，变成了张仲景在无方可用的无奈之时才用的权宜之计“辨证论治”，则医学就失去了目标。 追求“特异性方证”，则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异性方证”的不断增加，而不断接近所有的证都能药到病除的目标，最终征服所有疾病。 追求“辨证论治”，医学最终能得到的也只是一种具有普遍适用性的原则，医学能达到的境界永远都是可能有效，也可能无效。 全面掌握已有的“特异性方证”，不断发掘新的“特异性方证”，努力提高“辨证论治”的水平。 医学的正确方向是，先学习掌握张仲景为我们提供的“特异性方证”。每个医生都应该在透彻理解《伤寒论》的基础上，根据张仲景的原意，结合自己的临床实践，不断的摸索、拓展“特异性方证”，尽量多的寻找、挖掘特异性方证。 如果在张仲景的基础上，每个医生在其一生中，能够摸索、总结出一两个“特异性方证”，经过若干代人的努力，就有可能对所有的证都找到特效方，都有“特异性方证”可用，人类就能达到征服所有疾病的终极目标。 在医学发展的过程中，对尚无“特异性方证”可用的则用“辨证论治”，并且要努力提高“辨证论治”的水平，因为“辨证论治”的水平决定这些尚无“特异性方证”可用的证的疗效。 再一次强调，中医不应该抛弃“特异性方证”！但是，强调“特异性方证”并不是抛弃“辨证论治”，而是正相反，必须努力提高“辨证论治”的水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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