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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康德（1724—1804）的墓碑上刻着其自撰的墓志铭：“位我上者，灿烂星空；道德律令，在我心中！” 这句话总结了康德对于科学和哲学的思考，而他思想的最终归宿是寻求两者的统一性。 康德不仅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也一位杰出的科学家，在1770年之前主要从事自然科学研究。1744年发表了《论对活力的正确评价》一文，首次把笛卡尔力学引入莱布尼茨的单子论，调合了两者的矛盾。1754年发表了论文《地球绕轴自转问题研究》，对“宇宙不变论”大胆提出怀疑。1755年，康德在《宇宙发展史概论》（又译《自然通史和天体理论》）一书中创新性地阐释了行星运行轨道的共面性、近圆性、同向性等特点，后经拉普拉斯（Pierre-Simon Laplace，1749—1827）等人的完善，形成了“康德—拉普拉斯星云说”（康德的学说侧重于哲理表达，而拉普拉斯则从数学和力学上进行论述）。这一理论否定了牛顿神秘的“第一推动力”，首次提出了宇宙万物都有产生、发展和灭亡的普遍规律，在形而上学僵化的自然观上打开了第一个缺口，这是自哥白尼以来天文学领域取得的最大进步。仿照阿基米德“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撬起整个地球”的口吻，康德豪迈地指出，“给我物质，我就能创造整个宇宙。” 康德的哲学思想可以分为四个时期：1740年到1769年为前批判时期；1770年到1780年是沉默时期；1781年到1795年是批判时期；从1796年直到1804年去世是后批判时期。代利刚认为，康德对于科学和哲学关系的研究在不同时期可以区分出三种观点：哲学为自然科学、数学奠定了基础；从自然科学中推演出了哲学；哲学为自然科学、数学奠定基础，同时从数学和自然科学推演出哲学。前批判时期是自然科学、数学向世界图景、人的认识能力的单向推演；沉默时期则以先天认识能力为科学奠定基础；批判时期是科学形象和人的先天认识结构双向推演；后批判时期科学和哲学是相统一的。 因为数学和几何学是牛顿力学的基础，康德在前批判时期试图用牛顿力学来改造形而上学，以使该领域获得确定性。1764年发表的《关于自然神学与道德的原则之明晰性研究》中，康德认为只要形而上学学习数学、几何学的方法就能找到自身的确定性，“一旦分析帮助我们达到被清晰地和详尽地理解了的概念，综合就可以像在数学中那样把复合的认识置于简单的认识之下”。在总结当时最新自然科学成果（牛顿力学、拉瓦锡化学和欧拉的数学等）的基础上，在调和唯理论与经验论的尝试中，康德竭力挽救陷入危机的形而上学，并首次明确了科学和哲学的界限。 1781年5月《纯粹理性批判》出版，康德进入了批判时期。他试图回答：我们能知道什么？答案是：我们只能知道自然科学让我们认识到的东西，哲学除了能帮助我们澄清使知识成为可能的必要条件，就没有更多的用处了。实质上，这意味着康德颠倒了柏拉图以来西方哲学的传统问题。 康德认为，自然科学理论中的基本命题应当是先天综合判断，一方面能够不断扩大我们的已有知识，具有综合的特征；另一方面它所建立的事物、概念之间的联系又是必然的，不同于经验的综合。在《纯粹理性批判》的“先验感性论”中，康德回答了先天综合判断在数学上如何可能的问题。在“先验分析论”中，继而回答了先天综合判断在自然科学上如何可能的问题。最后康德得出结论，凡是科学知识必然包括感性经验材料和普遍必然性的形式。实践理性是对哲学的人文理解，使哲学成为真正的智慧之学，不仅追求科学知识，还探求尽善尽美。理性为自然界立法，为人自身立法。 1794年之后，康德仍在对自己的理论进行修正和完善，遗憾的是尚未最终形成体系，康德就去世了。留下的大量手稿较为凌乱，但其中心论题是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如何向物理学转移。纵观康德的一生，其贯穿的主题就是解决自然科学、数学和哲学之间的矛盾。1740年到1769年的前批判时期，他深受老师和环境的影响，试图以牛顿力学等方面的知识解决一些形而上学问题；1770年到1780年的沉默时期，试图应对休谟问题对自然科学和数学的挑战；1781年到1795年的批判时期，专注于自然科学、数学和形而上学的关系问题；从1796年直到1804年去世的后批判时期依然关注自然科学的最新成果，继续努力寻求统一自然科学、数学和形而上学的途径。从某种意义上说，“灿烂星空”和“道德律令”代表着康德追求的纯粹理性和实践理性。康德开创了主体哲学时代、理性批判时代和科学哲学时代。他的科学研究充满着哲学的洞见，他的哲学研究有科学研究的积淀。 （作者单位：中原工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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