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化运动孝文帝时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进行汉化运动。 禁北语。鲜卑人原使用本族语言，北魏军中也用鲜卑语。朝廷上则鲜、汉语杂用。孝文帝在迁都后的第二年六月正式下诏：“不得以北俗之语，言于朝廷，若有违者，免所居官。”在具体实行上，因为三十岁以上者不能一下改变，尚不强求；三十岁以下者，在朝廷上必须使用汉语。[30] 禁胡服。鲜卑旧俗披发左衽；妇人冠帽著夹领小袖短袄。迁都之同年，下令禁胡服，服装一依汉制。[30] 改姓氏。鲜卑人多是二、三字的复姓，如拓跋、独孤、步六孤等。姓氏与汉人不同，标志着民族的差异，影响“胡”、汉贵族合作。[30] 因此，迁都的第三年，孝文帝下令把鲜卑族的复姓改为单音汉姓，如拓跋氏改姓元氏，独孤氏改姓刘氏，步六孤氏改姓陆氏，丘穆陵氏改姓穆氏等。[30] 文学文学方面，北朝民歌充分体现了北方民族大融合的特征，风格刚健，语言质朴，感情真挚。《敕勒歌》《折杨柳歌》《木兰诗》就是当时民歌的代表。杨炫之的《洛阳伽蓝记》，既是一部地理名著，又是一部文学作品，同时又是一部佛教著述，提供了北魏迁都洛阳40年间的佛教史料。《水经注》从文学角度看，也不愧为一本文字优美的游记。[34] 雕塑雕塑艺术，集中表现在当时的石窟寺中。它继承了秦汉以来中国的艺术传统，也受到国外，特别是古代印度艺术的影响。摩崖石窟分布很广，西起今甘肃，东至今辽宁，保存至今的著名的有大同云岗石窟，河南洛阳龙门石窟，甘肃敦煌石窟，以及甘肃天水的麦积山石窟、永靖的炳灵寺石窟，山西太原的天龙山万佛洞，河南巩县的石窟寺等（参见彩图插页第39、40页）。在这些石窟寺中有古代艺术工匠所塑造出来的数以万计的佛像，代表了当时中国雕塑艺术的最高水平，至今仍是驰名世界的艺术宝库。[34] 宗教北魏经历了游牧部落联盟而迅速转移到国家的历史，拓跋鲜卑人有自己的语言而没有文字。北魏时期的主要宗教是佛教、道教和琐罗亚斯德教，其中最重要的是佛教，僧尼的人数曾发展到二百多万。北魏道教，主要是经过寇谦之改良的天师道。当时佛道两家的斗争十分激烈，太武帝拓跋焘曾经大举灭佛。琐罗亚斯德教教在中国称为祆教或拜火教，主神被称为“胡天”，主要在入华的粟特人当中传播。孝文帝在平城（大同）开凿了云岗石窟。[68] 北魏大部分时期，由于国家及私人赞助，佛教艺术十分兴盛。云岗佛教石窟约兴建于公元460年，由上千位工匠历时约三十五年后完工，洞窟内有雕塑及与绘画。之后，北魏孝文帝亦于龙门兴建石窟。[69] 云岗石窟的佛像属较静态的罽宾风格，龙门的造像形式则较流线飘逸，开始展现中国风格的影响。北魏的陪葬陶器亦受到佛教影响，强调“正面性”（frontality） 及对称。与此同时，位于敦煌的莫高窟也在北魏时期发展较快，如第243石窟北魏时代的释迦牟尼塑像，巍然端坐，身上斜披印度袈裟，头顶扎扁圆形发髻。[70] 农学北魏末年贾思勰所著《齐民要术》[71] ，是中国现存最古、最完整的农书。《齐民要术》系统地总结了6世纪以前黄河中下游地区农牧业生产经验、食品的加工与贮藏、野生植物的利用等，对中国古代农学的发展产生有重大影响。[34] 贾思勰，益都（今属山东）人。他曾经做过高阳郡（今山东临淄）太守等官职，非常重视农业生产。中年以后，他开始经营农牧业，亲自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和放牧活动，对农业生产有了亲身体验，掌握了多种农业生产技术。大约在北魏永熙二年（533年）到东魏武定二年（554年）期间，他写成农业科学技术巨著《齐民要术》。[72] 《齐民要术》全书十卷，共九十二篇，集周秦至北魏农业生产知识之大成。全书内容十分丰富，其中包括土壤整治，肥料施用，精耕细作，防旱保墒，选种育种，粮食和蔬菜栽培，果树的培植和嫁接，畜禽的饲养和医治，食品的加工和储藏，以及野生植物的利用等，反映了当时中国北方的农业生产技术水平。其中许多技术直到现在还在应用。[72] 地理北魏还出现了一位地理学家、散文家——郦道元，他以《水经》为纲，写成地理名著《水经注》[73] 。《水经注》全书三十多万字，全书四十卷。详细介绍了中国境内1250多条河流以及与这些河流相关的郡县、城市、物产、风俗、传说、历史等。该书还记录了不少碑刻墨迹和渔歌民谣。《水经注》在中国长期历史发展进程中有过深远影响，自明清以后不少学者从各方面对它进行了深入细致的专门研究，形成了一门内容广泛的“郦学”。 《水经注》文笔雄健俊美，既是古代地理名著，又是山水文学的优秀作品，是一部具有文学价值的地理著作。郦道元，字善长，范阳涿鹿（今河北省涿县）人，大约出生在公元468年或公元472年。据史书记载，郦道元为官素以严猛著称。他执法很严，不畏强权，因而不少权势人物都憎恨他。因为如此，他被陷害致死。[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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