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剡录》于沈约《金庭馆碑》后，载唐裴通《金庭观晋右军书楼墨池》。文曰：  越中山水奇丽，剡为最；剡中山水竒丽，金庭洞天为最。洞在县东南，循山趾右去，凡七十里，得小香炉峰，峰则洞天北门也。谷抱山阙，云重烟峦。迥互万变，清和一气。花光照夜而常昼，水色含空而无底。此地何事，常闻异香；有时值人，从古不死，真天下绝境也。有晋代六龙失驭，五马渡江，中朝衣冠尽寄南国。是以琅邪王羲之领右军将军家于此山，书楼墨池，旧制犹在。至南齐永元三年，道士禇伯玉仍思幽绝，勤求上玄。启高宗明皇帝，于此山置金庭观，正当右军之家。书楼在观之西北，维一间而四徘徊，高可二丈；墨池在殿之东北，维方而斜，广轮可五十尺。池楼相去，东西计之才可五十余步。虽形状卑小，不足以壮其瞻玩；而恭俭有守，斯可以示于将来。况乎处所遐深，风景秀异；契逍遥之至理，阅鸾鹤之参差。其金庭洞天，即道门所谓赤城丹霞第六洞天者也。按《上清经》，洞天在天台桐柏山中，辟方四十里。北门在小香炉峰顶，人莫得见之。樵夫往往见之者，或志之以奇花异草，还报乡里，与乡里同往，则失其所志也。过此峰东南三十余里，石窦呀为洞门，即洞天之便门也。人入之者，必赢粮秉烛，结侣而往。约行一百里二百里，多为流水淤泥所阻而返，莫臻其极也。通以元和二年三月，与二三道友裹足而游，登书楼、临墨池，但见其山水之异也。其险如崩，其耸如腾，其引如肱，其多如朋，不四三层而谓天可升，经再而还。以书楼阙坏，墨池荒毁，语于邑宰王公。王公瞿然，征王氏子孙之在者，理荒补阙，使其不朽，即事题兹，实录而已。  由上，知此文撰于唐元和二年（807）。撰者裴通，《两唐书》无传。斐文云王羲之“书楼墨池，旧制犹在”，此书楼墨池非当时当地之建筑，实为后人移置。 王羲之辞官后归隐金庭，由于身体不佳诸因素，其用心并不在于书法一事，而在于所谓的道家养生上；故其书楼墨池，当为妄谈。传世尺牍中，王羲之倾诉自己病痛的尺牍在在皆是。唐张彦远《法书要录》卷一○《右军书记》： 是老年衰疾,更亦非可仓卒。大都转差为慰,以大近不复服散,当将陟厘也。此药为益,如君告。 大保思一散，知足下归，乃至孔建安家，热乃尔。往还以十，实非令所堪，若之，不复更克近道。唯命是往矣。 晚复毒热。想足下所苦并以佳。犹耿耿。吾至顿劣劣，冀凉意散。力知问。王羲之顿首。 君顷就转佳不？仆自秋便不佳。今故不善差。 得示，知足下犹未佳，耿耿，吾亦劣劣。明日乃出行，不欲触雾故也。迟散。王羲之顿首。 羲之晚年身体益差，乃服食所致。《十七帖》中的尺牍大部分内容是问药寻药事。《右军书记》所收王羲之尺牍凡465通，其中言及书法仅一通： 君学书有意，今相与草书一卷。 此即可证。另外，大概由于身体之缘故，陶弘景《与梁武帝书启》称羲之“从失郡告灵不仕以后，略不复自书，皆使此一人，世中不能别也”，指出他晚年使人代笔事。唐褚遂良《王羲之书目》：“足下可不？吾眼力（劣）。”又同书：“吾至今目欲不复见字。”可能羲之疲惫乏困，疼痛难堪，从而造成了难于书写的原因之一；而视力不佳，眼睛逐渐失明也就导致使人代笔的更主要原因。 退一步讲，早年的王羲之对书法一事也是不以为然的。宋陈思《书苑菁华》言羲之书法“意在笔前，然后作字”，认为书法之妙，不在技巧，乃于会“意”。《晋书》本传： 张芝临池学书，池水尽墨。使人耽之若是，未必后之也。  可是，前人对此多有曲解，以为羲之以张芝为榜样，亦有“临池学书，池水尽墨”的刻苦勤勉精神。事实上，羲之是说自己的书法不如张芝，是因为他不愿“耽之若是”。他三十多岁给谢安写信时，就轻视张芝“临池学书，池水尽墨”的劳苦行为。以羲之奉天师道的思想而言，养生是最主要的；学书只是陶情养性，不必为之过于苦心劳力。于此，又有一例可证王羲之学书之态度。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五“王廙”条： 余兄子王羲之幼而岐嶷，必将隆余堂构。今始年十六，学艺之外，书画过目便能。就余请书画法，余画《孔子十弟子图》以励之。嗟尔羲之，可不勖哉！ 这是王廙所说的一段话，谓他十六岁时就有成就了，“学书过目便能”，天资极高，可就是不肯下苦功。因此，作为叔父，王廙教导他说“能不努力吗”！但是，他并没有听取王廙的话。羲之学书全凭才情，其初书“不胜庾翼、郗愔，迨其末年,乃造其极”。【12】这一过程也暗示他不曾“池水尽墨”的艺术态度。 所以，羲之之“书楼墨池”，当与“羲之爱鹅”而誉之“右军鹅”故事同般，“鹅”实为“与服丹石人相宜”；【13】然而，世人不得真解，传于后者，就出现了鹅之转项附会于书法用笔之说。 众所周知，有唐一代是崇王的时代。唐太宗笃尚王字，独倡右军，鸠集天下遗迹，以致出现赚取《兰亭序》，陪葬昭陵的故事。贞观十三年（639），敕命褚遂良辨其真伪。褚遂良因此而录《晋右军王羲之书目》，后收入张彦远《法书要录》。《晋书》中，唐太宗亲自撰《王羲之传赞》，称其书“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唯王逸少乎”。从此，羲之书法，朝野皆称。由此推论，裴通所记之书楼墨池，颇有可能在唐时乃金庭羲之后裔崇祖移建。  又裴文言书楼“高可二丈”。检《唐六典》卷三：“凡度，以北方秬黍中者，一黍之广为分，十分为寸，十寸为尺，一尺二寸为大尺，十尺为丈……内外官司，悉用大者。”又《中国历代度制演变测算简表》：【14】“唐代小尺：１丈＝300厘米。”以此计算，“二丈”为600厘米，即6米。对于当时东晋士族庄园楼阁建筑，形制可谓小者。据梁思成《中国建筑史·魏晋南北朝》引徐广《晋记》，在东晋孝武帝时，工匠已能建成“高八丈，长二十七丈，广十丈”的建筑。当然，地方不能与京师相比。总之，这也可以作为裴文之书楼墨池非出于“旧制”之依据。 至于文中提到的褚伯玉，字元璩，“吴郡钱唐（塘）人”，因为逃婚，“遂往剡，居瀑布山……在山三十余年，隔绝人物。”【15】《南史》卷七五《褚伯玉传》载他于“建元元年卒，年八十六”。建元元年，即公元479年，裴文云“南齐永元三年，道士褚伯玉仍思幽绝，勤求上玄。启高宗明皇帝，于此山置金庭观，正当右军之家”。永元系东昏侯（499—510）年号；明皇帝在位于建武元年至五年（494—498），褚伯玉不可能在东昏侯时启明皇帝。再是于明帝前冠以庙号“高宗”等等，皆不符史实，是为误记。况且永元三年为公元501年，此时褚伯玉去世已二十余年。又据本传，褚伯玉“于剡白石山立太平馆居之”，非于金庭观。故关于所谓金庭观的建置、褚伯玉的居剡以及此文的撰写都是大有问题存在的。  附带提及，关于文献记录裴通所记右军书楼墨池的地理位置，《剡录》卷八《物外记·道观》：“金庭观在剡金庭山。”《浙江通志》卷五《古迹·绍兴府》：“王右军书楼在嵊县金庭山金庭观之西北。”《大明一统志》卷四五：“金庭观在嵊县东南七十二里。”《嘉庆重修一统志》：“金庭观在嵊县东南七十三里。”《会稽志》卷一○“嵊县”条、明李日华《六研斋笔记》卷四：“右军墨池在县南十五里金庭洞，晋王右军所居也。”《康熙嵊县志》：“金庭山，在县东六十里孝嘉乡……晋王右军羲之尝居此，有书楼、墨池、鹅池遗迹。”等等，说法不一，这种记载约略模糊，难以辨明，故只作参考，不可究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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