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限制中才能显出来身手 只有法则能给我们自由 ――歌德 2005年的最后一场雪。北大燕南园62号林庚先生寓所。 见到林庚先生已是小霁初晴。这位96岁高龄的老人不能长时间见客，但他一句话却让人思忖良深。当时，雪光满屋，先生面带喜色：“下雪好呀，过年了，要开春了。”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废名说，“在新诗当中，林庚的分量或者比任何人都要重些，因为他完全与西洋文学不相干，而在新诗里也是自然的，同时也是突然的，来一份晚唐的美丽了。” 今天走近不仅仅作为诗人的林庚，而且作为博通古今的文学大师，同样会发现他的经历中有很多“突然”：年轻时从物理系转到中文系；所写的旧体诗词备受赞誉时又转到自由诗创作；在自己的自由诗得到广泛好评时，又在别人的责难中开始了新格律诗体建设；解放后许多作家因种种原因纷纷辍笔改行文学或文化研究，他一直研究创作两不误，并且都是硕果累累，并在90岁高龄，又新出了一本诗集，而他的文学研究，常有论证细密、创见迭出的成果出现，每次都让学术界感到惊讶；一位书斋里的学人，却赢来一茬茬学生终生的铭记。 可是，这许多的“突然”里面，有着更为深邃的“自然”。 “我为祝福而歌” 1930年，在清华大学物理系读完二年级的林庚自愿转到了中文系。据老先生晚年的回忆，他中学时主要兴趣在理科，醉心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等科学新成果，想借以探寻未知世界。至于转系，竟是丰子恺的漫画惹的“祸”： “到清华后，我常在图书馆乱翻乱看，看到了《子恺漫画》，像‘无言独上高楼’、‘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脉脉水悠悠’、‘几人相忆在江楼’等等。看了他的画，我就找诗词看去了，结果一看就入了迷。” 加上读了郑振铎为《子恺漫画》写的序，他感觉到了文学的巨大力量，对中国古典诗词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其实，更深层的原因是林庚觉得艺术“能于一瞬见终古，于微小显大千”，从而“希望通过诗歌实现人生的解放”。就这样，他走上了漫长的文学创作和研究之路。 转入清华大学中文系后，林庚成了清华园“四剑客”之一。他与另外的“剑客”――吴组缃、李长之、季羡林三位先生常在一起谈论文学创作。用季羡林先生的话说，四个人“方言高论、无话不谈，‘语不惊人死不休’。个个都吹自己的文章写得好，不是梦笔生花，就是神来之笔。”他们一起听过当时名噪一时的女作家冰心先生的课和燕京大学教授郑振铎先生的课，结果被冰心先生板着面孔赶了出来，却和郑振铎先生成了朋友。 林庚此时正迷恋旧体诗词创作，他的作品得到了教词选课和诗选课的俞平伯先生和朱自清先生的赏识。林庚在赞誉中保持了必要的清醒。他想要的是另外一种自由――要用“最原始的语言捕捉”“生活中最直接的感受”。在他看来已经蜕化为日常生活点缀、消遣和应酬工具的旧体诗词，无法承载其经验的表达，于是在转入中文系的次年开始转向自由诗创作。 1933年，林庚从清华中文系毕业，留校担任中文系主任朱自清先生的助教，并为闻一多先生的国文课批改学生作业。他此时写出了诸如《朦胧》、《夜行》等名作，受到沈从文等先生的推崇,林庚也由此时成为诗坛健将，他的自由体新诗和朱自清、闻一多、俞平伯、废名、林徽因、陆志韦、冯至、陈梦家、卞之琳、何其芳、李广田等同发于《大公报》文艺副刊的诗特刊。他的毕业论文也是第一本新诗集《夜》，由闻一多先生亲作封面(见图③)，并由俞平伯先生写序。正如他在一首诗里所写的那样，当时作为诗人的林庚听着：“墙外急碎的马蹄声/远去了/是一匹快马/我为祝福而歌”。 发明一个传统 九·一八事变后，林庚在抗日救亡运动中为全校写战歌，写出了“为中华，决战生死路”这样铿锵的句子，并随请愿团赴南京要求国民政府抗日，曾绝食于南京。鼓动林庚的除了拳拳爱国心外，就是他崇尚自由的精神。呈现在他的写作里，就是对创造的渴望。林庚由古体诗词转向自由诗自然与此有关，不过，还应看到，他创作的转向与当时诗坛狂飙突进的风尚也有着莫大的关系。 对于这种诗坛的“革命”，林庚有着独特的见解，即“任何一次成功的革命如果没有伴随与之俱来的成功的建设，革命也便往往难免是短命的。”而“建设”又谈何容易，闻一多等先生在此之前曾多次进行新诗写作试验，虽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最终都不了了之。作为一名自由诗的杰出实践者，林庚自然知道重新探索的艰难。不过，在他看来，“创作应该是一件仿佛是探险的事业，而不能是吃现成的”。1935年，在包括著名诗人戴望舒在内的诸人的不解和劝阻中，林庚开始了对格律体新诗的创作和研究。 他的决然，来自于对一个更大传统的判断。现今的历史学家在叙述西学东渐时异常兴奋――为思潮流派的花样繁多和古老中国的惊人胃口。殊不知，我们有时在慌乱中把舶来品包装的锡纸也一同吞下，更糟糕的情形是，因为相关语境的缺失或难以言述的“需要”，有意无意抛掉食品，消化锡纸，炫耀商标。林庚深知，相对于外来诗歌和文化资源带给新文学近百年的惠赠和滋养，本土几千年的古典文学传统更像是一个被尘封起来的巨大秘密，我们知道这里琳琅满目，可是人们要么是回过头漠然处之，要么是茫茫然不知从何下口。 这自然不是新问题。可是，抱怨的多，捶胸顿足的多，大声疾呼的多，真正肯沉潜下来进行考辨研究的不多，像林庚这样取得巨大成就的更是罕见。 林庚几乎用了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埋头耕作。他要用一个现代人的眼光去读解古典文学，同时为了文学创作把古典文学传统重新发明出来。正是他提出的格律体新诗理论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参照。歌德说，“谁要伟大，必须聚精会神/在限制中才能显出来身手/只有法则能给我们自由”。单单这终生执著探索的精神就足以让后来者肃然起敬。任何一个试图到更遥远的田地里收割的人们肯定不会忽略这样的讨教。 更重要的是，林庚先生有着更为宏阔的文学史视野，人们因先生的新见――如唐诗中的“盛唐气象”和“少年精神”――而生发出来的对古典文学新的理解，正是得益于他的筚路蓝缕之功。 林庚一部重要著作《＜西游记＞漫话》的产生颇有些意味。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庚无以排遣心中的困惑，就经常夜读《西游记》。就这样，白天被批判的林庚，晚上在书斋里摊开书卷，从文学中得到宽慰和愉悦。最终他将《西游记》烂熟于心。难得的是，他将自己人生感悟融进了对小说的理解，在80岁高龄出版了《＜西游记＞漫话》这样一部“极具个性的充满诗人气质和潇洒笔意的快意之作”。古代文学研究大家程千帆教授在给先生写的信中说，他是在病中收到了林庚先生的著作，看了书竟爱不释手，自己看不完，就让自己的学生给他念，“一口气花了三天，高兴得不得了，说这书是‘盖自有《西游记》以来之第一篇文章也’”。 这里是一片净土 至今恐怕很少有人知道，贺知章那首名诗《咏柳》正是因为林庚的挖掘，在课堂上传于学生，而后选入小学课本，最终家喻户晓的。林庚在大学执教50余年，多少桃李曾领受他在课堂内外的辛勤浇灌。这是他的弟子对他妙语连连的课堂的描述： 上课了，林庚先生身着丝绸长衫，神采奕奕。台下学生屏息凝神，但等开讲。林先生并不匆忙，虽眼神灼灼，说出话来却慢条斯理，京腔京韵。可不要以为先生会平铺直叙，上来就是一串问题： 屈原为什么几乎等于全部楚辞？ 《离骚》为何从《诗经》的四言一下子拉长到十几言？ 楚辞为何句句都用“兮”字？ …… 好似凭空划出一根金线，却在同学的心里引起轩然大波，紧紧盯住台上狠狠挠了一下他们痒处的先生。先生清癯儒雅，微笑不答，静静地站在这些路标处等待同学一一跟上。好了，同学已经聚会精神，手里的笔也整装待发。果然，先生开始旁征博引，扎实的材料，严密的论证，充盈着语言的诗意。真知灼见若珍珠抛洒，却又被问题牵引，不蔓不枝。提到前贤，语蕴敬意；谈及谬论，言藏锋利。台上台下，激荡着美的灵光。似乎不是在讲课，而是在写诗，先生和同学交换和传递的，也是对文学和艺术的敏感与默契。 到紧要处，先生一回身，就是一黑板一黑板漂亮的书法。而后忘情长吟诗句：“帝子降兮北渚，目渺渺兮愁予。嫋嫋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此时先生长衫无风自动，亦恍若仙人。接着是悠长的停顿，若回味这“悲秋”的先声，如何笼罩了汉魏数百年的诗坛，又怎样余波袅袅，在此后的诗文歌赋中丝丝绕梁……转眼间，教室中木叶纷纷，落地无声，却在学生心中激起锵锵回音――那是对真文学的服膺、赞叹，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诗意已经汹涌了课堂。静默片刻，掌声雷动，先生颔首拭汗，如老农兴奋种子破土萌绿。 弟子们从林庚先生的课堂或书斋出发，长久地回味着先生的目光。诗歌批评家谢冕说，“我承认在我的所有习作中，写得最好的，还是我学习林庚先生的那些诗。林先生也许并不知道，在我心中，他始终是我的诗歌启蒙者和引路人。”另一位学生古典文学研究家傅璇琮总是这样守望先生的寓所：“我有时去北大，怕打扰林先生，不一定进他家去，但我到北大校园，总要抽些时间，单独一个人，去燕南园，并在燕南园62号大门口，来回走几次，然后默默地离开。” 那里，是一片心灵的净土；这些，是一份份终生的课外作业。 源于对艺术、真理和宇宙苍生真纯的热爱，林庚先生写下了至美的诗篇，对专注的问题有了精深的思考，对周遭人伦关爱有加。这也正是先生终生践行的座右铭：“之所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太多的灰烬却是无用的；/我要寻问那星星之火之所以燃烧，/追寻那一切的开始之开始！” ■ 人物小传 林庚，字静希，原籍福建闽侯，1910年2月22日生于北京，其父林志均是著名学者和书法家。1928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是年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1930年转入清华大学中文系，曾参与创办《文学月刊》。1933年清华大学毕业，留校任朱自清先生助教。1934-1952年先后在北京民国学院、厦门大学、燕京大学任教。1952年院系调整，改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1956年，任北京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教研室主任，至1986年退休，仍任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导师。2004年，任北京大学诗歌中心主任。1951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5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成为首批会员。1954年《光明日报》副刊《文学遗产》创刊至1963年终刊，任编委。曾参加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二次代表大会及第四次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 ■ 回声 皎如白雪，煦若阳春。六十年来，实钦此心。 ――吴组缃 手抛造物陶甄外，春在先生杖履中。 ――吴小如 静希师首先是一位诗人，是一位追求超越的诗人，超越平庸以达到精神的自由和美的极致。他有博大的胸怀和兼容的气度……他有童心，毫不世故；他对宇宙和人生有深邃的思考，所以他总能把握住自己人生的方向。 ――袁行霈 凡是见过林庚先生的人，都说他仙风道骨，从里到外透出一股清气。他的确是远离尘嚣。他的超然似乎是因为无须介入世俗的纷争……尽管本世纪不乏兼备诗才和学力的通人，但像林先生这样诗性和理性交互渗透在创作和学问之中，并形成鲜明特色的大家却很罕见。 ――葛晓音 ■ 名家名作 破晓 破晓中天旁的水声 深山中老虎的眼睛 在鱼白的窗外鸟唱 如一曲初春的解冻歌 （冥冥的广漠里的心） 温柔的冰裂的声音 自北极像一首歌 在梦中隐隐的传来了 如人间第一次的诞生 无题 海上的波水能流去恨的 边城的荒野留下少年的笛声 河畔的小草看看花长落 年青的事到中年才明白 双燕飞来暝色又成愁了 如今想起的多是不能说的 黄昏的影子里那是呢 晚霞的颜色又是一番了 ■ 成果解读 林庚与现代汉语诗歌 王光明 现代汉语诗歌自胡适“尝试”白话诗开始，一直在寻找用新的语言和形式，接纳与整合复杂变动的现代经验。这是一种至今尚未完成的、在诸多矛盾中展开的艰难求索，始终具有实践性、试验性品格。它体现在许多诗人身上，关心的重点却各不相同。面对经验与语言、内容与形式的矛盾，主流诗歌注重内容的创新，努力在主题和题材上追随时代，或在诗意和情趣上更换中国诗歌的血液。他们作出了巨大的努力，成就有目共睹：无论是现实主义诗歌对中国现实的执着关怀，还是现代主义诗人对现代诗质的反复探寻，都在20世纪中诗歌史上写下了动人的篇章。 但是光强调内容而忽视形式，只看重“诗意”而轻慢凝聚，只考虑求新求异而不思规律，也会给诗歌的发展带来负面的影响。上世纪30年代以后，诗歌形式秩序探索的不断被边缘化，现在看来，不是加强了诗歌的自由与解放，而是增加了诗人的磨难；不是让诗亲近了读者，而是疏远了读者；不是变得更加自觉，而是显得有点盲目。 只有少数诗人对诗歌的内容与形式、诗意与诗形的共同要求保持着高度自觉，而林庚是其中最值得重视的诗人之一。 像20世纪许多诗人一样，林庚也是从写自由诗开始走上诗歌创作道路的。他曾在30年代前期出版过《春夜与窗》的自由诗集，其中《破晓》等诗篇，可以认为是20世纪中国诗歌的优秀文本。这些诗，因为给诗坛带来“一份晚唐的美丽”而得到好评，废名(冯文炳)甚至在《谈新诗》中认为：“在新诗当中，林庚的分量或者比任何人要重些。”但林庚与诸多新诗人不同之处在于：虽然他也珍惜自由诗“追求到了从前所不易亲切抓到的一些感觉与情调”，却也认为它是尖锐的、偏激的方式，“若一直走下去必有陷于‘狭’的趋势”（《诗的韵律》）。因此，他提出了新诗的“再解放”问题：“新诗的语言既已在散文解放的浪潮中获得了自由，是否还需要再解放呢？诗不同于散文，它总要有个与散文不同的形式，自由诗必须分行，这也就是起码区别于散文的形式；但是仅止于此还是不够的。为了使诗歌语言利于摆脱散文中与生俱来的逻辑习性，还有待于进一步找到自己更完美的形式。” 林庚是一个知行合一的学者诗人，认识到自由诗的问题之后，从1934年开始，就一直致力于诗歌的节奏与形式的试验。他1936年出版的《北平情歌》，曾得到很高的评价，有人认为：“这是万水千程后的归真返朴。在这里，新诗的音律第一次脱离平仄的拘律，而且降伏了字组法，使它成为音律的侍婢；后一点，我私意认为，不但是新诗音律的胜利，而且也是诗的胜利。”（周煦良：《新诗音律的新局面》）更重要的是，他从节奏、形式的观察与试验中发现了诗歌建构诗行的两条规律：一是“五字组”（“凡是念得上口的诗行，其中多含有五个字为基础的节奏单位。”）；二是“半逗律”（“每个诗行的半中腰都具有一个近于‘逗’的作用，我们姑且称这个为‘半逗律’，这样自然就把每一个诗行分为近于均匀的两半；不论诗行长短如何，这上下两半相差总不出一字，或者完全相等。” 无论从创作还是从理论上看，林庚都是20世纪中国最自觉的诗人，他为中国诗歌提供的独特借鉴意义表现在：一、始终坚持诗之为诗的基本前提（他认为“‘诗’原只是一种特殊的语言，诗如果没有形式，就是散文、哲学、论说，或其他什么，反正不是诗”。），并对诗与诗意的界限作了清明的划分（“诗意”代表了一切“艺术的意境”，并不等于诗）。二、他的新诗理论来源于他对表现媒介深刻认识，提出了形式不是由“内容”来决定，而是由语言来决定的著名观点，从而启示人们：一方面，汉语诗歌必须根据汉语的特点建构自己的诗歌形式；另一方面，语言在发展变化，必须面对这种变化探寻新的形式建构的规律。 我们有理由相信，时间将彰显林庚对现代汉语诗歌的特殊贡献。 （作者为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诗歌研究中心研究员） 文章原载光明日报2006-01-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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