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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四代导演吴天明的遗作《百鸟朝凤》近期在大陆上映。该片反映了陕西关中平原上的唢呐技艺濒临消亡的局面，是一部典型的以保护民俗为题材的文艺电影。电影上映一周时，票房仅300万人民币，不及同期上映的《美国队长3》票房的一个零头。为此，制片人方励通过微博直播下跪，呼吁院线多安排场次、观众多买票观看，吴天明的女儿更是哭着求大家“多发朋友圈”。
男儿膝下有黄金，这一跪，给这部即将同唢呐一样消亡的电影跪出了近7000万人民币的票房，不仅回收了1500万的拍摄成本，亦成为近期收入最高的文艺片（贾樟柯的《山河故人》票房仅2986万）。同时，电影的话题性充分发酵，有关电影人下跪是否有碍节操、唢呐等民间艺术如何传承和保护的讨论，占据了各大网路论坛的主页，可谓真正的“百鸟朝凤”。
然而，单就电影的拍摄和制作水平来看，这部文艺片或许不值得被如此重视。吴天明的电影语言十分陈旧，呆板的单线叙事、僵硬的情节安排、粗糙的剪辑后期，让它的亮点乏善可陈。网友甚至评价，“这是一部1986年的电影，只是被拖到了2016年放映。” 由于导演中途离世，影片的前后水准差距很大。前半段小主人公苦练精修的学艺经历尚算差强人意，但后半段唢呐乐队与农村交响乐队互骂脏话、大打出手的画面，以及唢呐师傅焦三爷罹患肺癌离世的结局，在保持文艺片的美学色彩、情节自由度上均显不足。在塑造焦三爷和游天鸣两个主人公的手段上，“造神”色彩显著，而对人物形象的刻画有很大不足。 更令人失望的是，全篇反复提及的唢呐经典曲目《百鸟朝凤》，至电影结束都没有完整的呈现。这对于一部提倡保育民间文化的电影来说，无疑是一个硬伤——观众没办法通过电影领会唢呐艺术的精髓，情感上不能产生对它的尊重和同情。片中没有交代唢呐艺人最后的出路，只生硬地提及了它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联，同时缺乏有关“非遗”的纵深性讨论，令人颇为费解。 至于演员操着南腔北调模拟陕西农村的情境、配乐只能依靠它所反对交响乐元素来煽情等等问题，虽能以制作成本有限来开脱，还是反映出了制片方对待艺术的态度不够严谨。即，如果你能在全国民众面前下跪，为何不能认真处理一下电影细节呢？ 影片所提倡的核心理念亦不能算是经得起推敲。导演意图以“唢呐”象征农村正在消逝的传统价值，以“交响乐队”隐喻不断入侵的现代生活方式。然而，据历史学考证，唢呐本是中古后期才传入中国的“胡乐”，本来就不是土生土长的民族乐器。它狭窄的音域和单薄的音色，使它除了能在农村红白喜丧的场合“吹个热闹”，并无其他的发展空间，它简单易学，流传于全国各地，不能彰显八百里秦川这片土地上独特的文化价值（相比之下，“秦腔”就有深度得多）。以捍卫唢呐来捍卫传统，不仅缺乏代表性，更无法彰显中国民间文化的可爱之处。 电影中对待外来文明粗暴单调的反抗态度，不仅不能引起人们对现代性的省思，反而会助长日易滋生的民族主义情绪，塑造民间社会盲目排外的基调。艺术的生命在于继承和创新，影片只提倡照本宣科的继承，而不鼓励面向世界的创新，在理念上显示了近乎迂腐的保守性。总之，相较起早期《变脸》、《老井》等同样表现地方社会风土人情作品，《百鸟朝凤》无论如何不能算得上是吴天明的代表作。 中国的电影发展史可以用电影圈的导演代际加以贯穿。以吴天明代表的风格和活跃的时间来说，是第四代，张艺谋、陈凯歌等为第五代（已成为中国商业大片拍摄的主力），而投资成本较小、叙事脱离宏大题材、表现手法更为随意自由、蕴含精神相对多元开放的文艺片市场，象征着第六代导演电影时代的来临，娄烨、贾樟柯、王小帅、宁浩等是其中的代表。《百鸟朝凤》的异军突起，有些代际错置的时代偶然，却不能终止老一代导演陈旧观念主导下的作品终将被人遗忘的挽歌。 尽管这部跪出来的《百鸟朝凤》，反映了大陆文艺片遭商业片严重挤压、受不健全市场摧残的窘境，使得建立专门的艺术电影院、保证艺术电影上线率的呼吁被提上台面，但造成大陆文艺电影深陷困局的最根本原因，仍是当代导演自身的观念和审美。如何在电影里体现放之四海皆准的美学趣味、传达超越时代所限的普世价值、去除掉粗暴而情绪化的电影语言，是中国新一代文艺片导演肩负的重任。 （百鸟朝凤宣传海报，其中“大师”、“巨人”等生硬标签令人不快） 本文原刊于台湾旺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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