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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热的日剧《逃跑可耻但有用》里，三十五岁的处男程序员，因为怕被新垣结衣饰演的契约太太发现自己没经验，断然拒绝对方发生亲密行为的要求。 在日本，童贞可是比逃跑更加可耻的。 
日本语境中的童贞观念最初来自基督教传入，与圣母玛利亚以处子之身诞下基督关系密切，”童贞“最初代指天主教修女，1874年设立的横滨双叶学院前身即为”法语童贞学校“，专门培养修女。 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日本高校教育界兴起一股性观念研究的风潮，社会童贞观念也是在这时初步形成。 日本语中的童贞直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才彻底脱离宗教范畴，纳入日本词典《广辞林》，被定义为”未与男性发生性关系的、儿童一样贞洁的女性。“从这个定义看，童贞仅适用于女性。同一时期教育学者、医学者论证童贞重要性时，也仅仅针对女性。由于童贞观兴起于高校，因此日本最初接受童贞观的也是大学生、社会精英与知识分子，童贞与美德挂钩，文学作品着力渲染淑女的童贞与卖春妇的龌龊，借此提升童贞的价值，女性婚前守贞近乎一种社会义务。 男性未受到童贞观的约束，但社会对男性涉性行为的评价也发生着转变。1885年，福泽谕吉著《品行论》，开始讨论男性操守问题，十年后，教育家严本善治发表《男性的贞操》，认为男性应该同女性一样慎重对待性行为。 教育学的男性贞操观直到二十世纪初日本通俗性欲学兴起才真正成气候，当时的日本医学者将性病归结于男性纵欲，教育学与医学联手，号召男性守贞。1919年，女思想家平塚雷鸟号召政府制定《花柳病男子结婚限制法》并发起”花柳病男子拒婚同盟“，号召女性拒绝和纵欲男性缔结婚姻，虽然这些社会活动仅仅持续了一年。 将童贞视为女性义务与男性美德的观念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战后已有松动，但还不至于崩坏。 昭和二十三年（1951年），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受理了著名的“童贞诉讼”。新婚丈夫以妻子婚前有过性行为、未履行“共同生活的义务”为由起诉妻子，要求妻子赔偿二十万日元。东京地方法院否定了丈夫的请求，认为“童贞在法律上无价值”“法律不认可社会对婚前失贞女性与婚前失贞男性的评价差异”。（载判例タイムズ12号、71頁）“童贞诉讼”成为一种跨时代的标志，女性婚前守贞不再是一种对社会应尽的义务。 与此同时，男性守贞在五十年代中期变得流行，比较典型的是当时“早稻田大学童贞同盟”，同盟核心是”性风俗净化刷新委员会“，同盟章程散发着一股浓浓的中世纪教会禁欲气息，主张对童贞毕业生动私性，对女性和同性恋呈厌恶和蔑视态度，可以说是日本较早的FFF团。 进入六十年代以后，受到”爱与和平“口号的感召，日本出现了”童贞女少，童贞男多"的现象，成因比较复杂，但结果只有一个：童贞男成为一种社会问题。男性童贞被再次审视，1972年，“童贞可耻”的观念开始抬头，日本人用“カッコ悪い”形容童贞，童贞成为一种令周围人不愉快的存在。 到了八十年代，童贞与否被视为一目了然的东西，甚至是一种病理性的东西，医学与心理学把硬不起来和恋母归咎于童贞。为了不会社会视为病人，许多单身男性开始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因此，同一时期出现了”素人童贞"与“玄人童贞”的说法。前者指仅与性工作者发生过关系的人，而后者相反。因为存在交易，素人童贞和童贞一样被瞧不起。 社会将童贞病态化必然导致对童贞的评价降低。1982年，《花花公子》杂志在高校举办座谈会，就童贞问题与东京大学学生以及就读于其他高校的处女大学生展开讨论，并创造了两个新词，一个是“やらはた”，指那些二十出头了还没有性经验的人，这时一个含有强烈贬义色彩的缩合词，やら表示的是やらず，来自赛马场，专指那些能力不行、身体不好、长得也不好因而不被马主、骑手和观众看好的驽马。如果二十岁的屈辱到三十岁仍没能洗刷，就会变成やらみそ，可以直接被拉出去安乐死了。 九十年代，男性童贞彻底可耻化了。就男性而言，童贞是正常人融入社会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两性关系是社会稳固与发展的必要纽带、是男性真正担负起社会责任的开始、是社会对正常男性的底线要求，童贞可耻且没用，留着童贞只会加剧生理与心理上的病理特征。 宽松世代主宰的日本呈现出两种针锋相对的态势，一方面是延续自上世纪九十年代的童贞可耻观，一方面是绝食系男子大批量生产。鬼知道经历这场角力，日本性观念到底将走向何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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