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是以竹子为原料做成的竹木条，也叫“竹简”；“牍”是以木料做成的木片条，也叫“木简”。不论竹木，凡材料均称为“朴”。多枚简牍累起来，用丝绳、皮条等按顺序编起来就称为“册”，若将缀起来的简册卷起来，这就是“卷”。
“帛”是缣、素之类的丝织品，其价格要比简牍昂贵得多。由于丝帛有分量轻、折送起来体积小，易携带、保存的长处，还是常用的。帛上常用朱线或者墨线打成竖格书写，这实际上是将册的形式移到了丝帛上。
简牍书法，是顺乎社会发展的需要，出于实际应用的需要而形成的，他与当时的社会、政治、军事、生活密切相关，具有着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文献价值。
历史上，文书简牍的名称、格式与简牍之形状特征并不一致。从汉代简牍来看，其中“檄书”为官文书，然用简、用牍，双行或觚皆可书写；皇帝之书曰诏、曰制、曰策、曰符，皆可以册为之；而史籍称册，与策通用。策，册令也，为封诸侯之书。此等书皆按其内容、格式定名，与简牍之形状特征不可混同，但格式与形状亦有一定联系，重大典章制度之类，其形状尺寸较一般之书特殊，一般文书用尺之书，或称“尺札”、“尺牍”，一般簿籍文书及官方书，皆尺书，遇重大事情，如任免大吏，下书匈奴王用尺一寸书，匈奴报汉之书，为尺二之书。法令之类，又有“三尺德”、“二尺四寸律”之称。大量的简牍为研究我国历史、文献提供了重要的实物。
书法艺术最重真迹，简牍产生于何时，很难确定。《尚书·多士》有“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墨子·非命下第三十七》有“书之竹帛、镂之金石、琢之盘盂”之语，说明我国很早已将竹简、丝帛作为书写材料了。竹木易朽，很难保存。历史上曾多次记载简牍出土，但都是旋出旋灭，没有保存下来。本世纪初以来，出土的简牍数极为可观，已达几十万枚。
简牍、帛书主要出土情况：
序 | 出土 年代 | 简帛名 | 时代 | 出土地 | 简帛数 | 备注 |
1． | 1899 | 汉晋西陲木简 | 晋 | 新疆塔里木河古楼兰遗址 | 120 | 瑞典人斯文赫发现 |
2． | 1901 | 〞 | 汉 | 〞 | 19 | |
3． | 1901 | 〞 | 晋 | 新疆尼雅河下游古于阗遗址 | 40余 | |
4． | 1907 | 〞 | 汉 | 甘肃敦煌长城古垒 | 700 | |
5． | 1906-1909 | 〞 | 晋 | 新疆塔里木河古楼兰遗址 | 4 | |
6． | 1908 | 汉晋西陲木简 | 晋 | 新疆塔里木河古楼兰遗址 | 4 | 日本人桔瑞超发现 |
7． | 1914 | 流沙坠简 | 汉 | 甘肃敦煌酒泉 | 150 | 匈牙利人斯坦因发现 |
8． | 1930 | 居延汉简 | 〞 | 内蒙额济纳河流域古居延 | 10000 | 居延旧简 |
9． | 1930 | 汉简 | 汉 | 新疆罗布淖尔 | 71 | 黄文弼发掘藏英国伦敦 |
10． | 1942 | 楚帛书 | 战国 | 湖南长沙弹库 | 3种 | 藏美国纽约 |
11． | 1944 | 居延汉简 | 汉 | 内蒙额济纳河流域古居延 | 较多 | 藏美国国会图书馆 |
12． | 1951 | 战国竹简 | 战国 | 湖南长沙五里碑 | 38 | |
13． | 1953 | 仰天湖楚简 | 〞 | 湖南长沙仰天湖 | 43 | |
14． | 1954 | 战国楚简 | 〞 | 湖南长沙杨家湾 | 72 | |
15． | 1957 | 〞 | 〞 | 河南信阳长台关 | 229 | |
16． | 1959 | 武威汉简 | 汉 | 甘肃武威磨嘴子 | 490 | |
17． | 1959 | 武威木简 | 〞 | 〞 | 10 | |
18． | 1965 | 楚简 | 战国 | 湖北江陵望江 | 37 | |
19． | 1972 | 孙膑兵法简 | 汉 | 山东临沂铜雀山 | 490 | |
20． | 1972 | 武威医简 | 〞 | 甘肃武威汗滩坡 | 82 | 木简78，木牍4 |
21． | 1973 | 马王堆汉简 | 〞 | 湖南长沙马王堆 | 600 | 帛书多种12万字 |
22． | 1974 | 甘谷汉简 | 〞 | 甘肃甘谷 | 23 | |
23． | 1972-1974 | 居延汉简 | 〞 | 内蒙额济纳河流域古居延 | 20000 | 居延新简 |
24． | 1974 | 晋木简 | 晋 | 江西南昌 | 6 | |
25． | 1975 | 江陵竹简 | 汉 | 湖北江陵 | 66 | |
26． | 1975 | 云梦秦简 | 秦 | 湖北云梦睡虎地 | 1200 | |
27． | 1978 | 随县楚简 | 战国 | 湖北随县曾侯乙墓 | 200 | |
28． | 1980 | 青川木牍 | 战国 | 四川青川 | 2 | |
29． | 1986 | 天水秦简 | 秦 | 甘肃天水放马滩 | 460 | |
简牍书法让我们看到了隶变的全过程。
汉代的大量碑刻，不足以说明秦汉时期的字体概貌，更不足以证明由秦篆至汉隶的演变过程。只有这个时期的简牍墨迹，才能将秦汉文字、书法大变革的过程说得一清二楚。简牍为研究字体的演变和书法艺术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证据，简牍书法成为我国文字发展和书法发展史上的枢纽。
隶书的产生，是古文字发展的必然趋势，隶书与篆书有着一段很长的共存期。晋人卫恒在《四体书势》中说：“隶书者，篆之捷也”，是指隶书来源于篆书的草率写法。我认为，隶书之“隶”，当为隶属之“隶”，有辅助之意，非指徒隶之“隶”，其作用是佐助篆书，以趣约易，早期的隶书即古隶，并不是一种独立成熟的字体，而是与篆书相辅而行的日用手写体。
春秋开始，由于烦复的日常应用需要，文字从镌刻、范铸走向书写，书写材料亦从龟甲、陶器、青铜器走向石料、木版、竹片、丝帛等，开始出现了潦草的篆书。以春秋晚期晋国的《侯马盟书》、《温泉盟书》为代表的书法，可谓发隶变之先河。
“盟书”又称“载书”或“载辞”，《周礼·诅祝》有：“作盟诅之载辞”。春秋时期，“盟誓”之风盛行，诸侯或卿大夫为了巩固自己利益，打击敌对势力，经常举行一种具有制约作用的礼仪活动，将活动中的盟辞誓言，用文字写在石策或玉策上而成为正式的文书——盟书。每篇“盟书”一式两份，副本藏于主管盟书的官府，正本埋入地下“告于鬼神”。他是殷商时代遇事占卜的余风，是甲骨文书法的派生物。山西出土的《侯马盟书》计五千余作、河南出土的《温县盟书》计万余件，每件最少十余字，多则达二百余字，单字形体最大者有2.2公分，最小者仅0.2公分。两盟书虽不在一地，年代上又略有先后，但其书法的体势、笔法十分一致。从盟书上看，文字已有异型现象，为创造新字而繁化，为书写方便而简化的现象颇多。此时文字书写已解散篆体的圆转笔画，而改易成横平竖直的笔画，象形遗意骤减，书写向着简易方向发展。盟书字体纤巧秀丽，书写技巧娴熟，艺术价值极高。前者较稳健平和，纵向伸展；后者则恣肆不羁，有横向开张势态，更显草篆风韵。篆书隶变正在萌芽之中，对简牍书法也有着深远的影响。
晋国《盟书》之后，出国的《仰天湖楚简》、《信阳楚简》、《望山楚简》、《楚帛书》等，显示了战国时期的篆字结构的逐步变化，其字体在篆隶之间，形体为古文，而行笔则开隶势，所有横笔微带波挑，收笔往往下垂。结构上以平直笔画，对原篆字结构及其多向性笔画进行约易简括，从而笔画走势也以平直为主了，并且出现了某些隶书点画形态的雏形。因此这种现象在《盟书》中已有所显露，而到楚简、帛书中更为明显，证明了文字发展趋势已向隶书不断演进。
书于战国秦武王二年（前309年）的《青川木牍》，已是全面隶变的典范作品了。木牍为墨书三行，一百十九字；背面四行，三十余字，已漫漶不清。整牍为统一的古隶面目。它既保持了篆书的基本结构，又开创了隶书笔势的风格。总的来说，与篆书相比，它减省盘屈，化繁为简，变圆为方。虽明显残留篆法痕迹，但点画形态，已具波挑笔势，字势已有纵有横，这也说明了篆书的隶变在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汉字及其书法变化的共同趋势，隶变是个普通现象，隶书的最终形成，是战国各国地域书法约定俗成共同作用的结果。早在秦篆产生之前，作为篆书的一种便捷隶属简体——草篆（古隶）已经产生。
出土于湖北云梦睡虎地的秦简，让我们看到了真正的秦篆面目。它改变了篆书那种圆浑、均匀的形态，而变成欹斜无定、取势不一，率意多变的风格，其书具有很强的动感。字形、波势起伏变化已具后来的汉隶笔势，完全摆脱了钟鼎文的沉重和神秘，字体显得生机勃勃，自然浑成，成为一种亦篆亦隶的典型的过渡性书体。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简帛书和山东临沂银雀山发现的大批汉简，都是西汉初年的简册，内容包括公文、信函、账簿、书籍等几大类，字体有篆有隶，率真纯朴。马王堆简、帛书结体不方整，用笔已具隶意，略显波势，文字秀美古朴。银雀山汉简中的《孙膑兵法》虽与篆文还较接近，但笔法上又稍比秦隶进化。可以说，《云梦秦简》、《马王堆汉简》、《银雀山汉简》是《青川木牍》的再简化，是“隶变”的初步成果，也是汉代隶书的先河，有着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作用。
篆书隶变，以至形成体式定型、法则完备脱尽篆意的隶书，是有一个漫长复杂的演化过程的。以前，由于人们只能看到汉代的碑刻隶书，对于“秦隶”只是一种推测，有人误将《秦诏版》上的笔画方折的篆书当做秦隶，《云梦秦简》、《马王堆汉简》、《银雀山汉简》的出土，将这个问题彻底澄清。同样，古代的字体，以前都是以东汉的碑刻瓦当、铜器铭文等为主，大都属于正规的分书，而西汉的简牍，将隶书的成熟过程展示得一清二楚。
《居延汉简》的书写年代从西汉武帝时一直到东汉初年，跨度二百余年。从中看出，汉初书法沿袭秦代书法传统，虽然当时新的字体逐步代替旧的字体，但并不意味着的字体的消失。用笔、字形上依旧多篆法，结体变化大，而且一篇中往往篆、隶、草混杂，这说明了汉初隶书处在不成熟和不稳定的发展阶段，而到了西汉中叶以后，古隶向分书演化，波磔俯仰十分明显。到了西汉晚期，书体摆脱了篆体，已呈蚕头雁尾之形，发展为成熟的 《武陵汉简》中的《仪礼简》已是典型的分书代表作了。过去一般人认为隶书成熟于东汉，简牍书法纠正了学术界的陈说，将隶书的陈述时间提前到了西汉。
《甘谷汉简》是东汉桓帝延熹元年（158年）所书，共二十三简，每简书两行，分书抄写，字体宽扁，笔画秀逸整齐。最注目处是波磔势妙，横画起笔回峰，至末处的收峰上挑，同碑刻隶书中的“蚕头雁尾”一致。章法上，每简两行，纵可成行，横行错落不等，其有一个独特之处，即在直行如有较小的两字处，相邻右直行则出现一个即可占居左行相对应的两字空位的字，形成横不对等的布白。形成这种布白的另外一个原因可能是书写的材料是木牍，面积较宽，写两行较为宽绰，因而每个字的横画和波磔可以大胆拖长，形成自然飘逸之感。有些字竖笔下垂，一泻千里，以使占据空间位置，形成参差多变的章法，后世的行草书章法也即源于此。
隶书与篆书的区别，在字的结构上初期的隶书与小篆没有多大的差别，只是在用笔上有所不同。篆与隶的不同除象形变为符号外，还有笔法变化这一方面的区别。从书法角度来说，笔法上的区别更为重要。篆书用笔迂回盘曲，圆整周到，而隶书变则变圆为方，变弧线为之直线，运笔可以随意提按，这在早期不成熟的隶书中都普遍存在着，而人们历来把的分明与否作为划分过渡型隶书与成熟型隶书的主要标志。青川木牍、放马滩秦简、睡虎地秦简数目众多，但少见波磔，是典型的由篆书向隶书过渡的字体，而西汉初期的简帛书，竹木简和后来的东汉碑刻上的隶书一样都具备了明显的笔画，波磔作为主笔予以突出，笔画的形态较为统一了。从西汉初期留下来的大量的数以万字的简牍来看，隶书已经是通常的实用字体了。到西汉后期，《定县汉简》、《武威礼仪简》的出现时，汉隶的用笔特征“逆入平出、蚕头雁尾”已较为明显，此时汉隶正朝着规范化的方向发展。
隶书波磔笔划的出现，说明了人们在实用的基础上时刻地注意着美感，这是汉字产生以来美的意识、传统的延续，从而成为隶书的代表性技法，成为隶书风格特征。“隶变”，在中国书法史上有两大作用：一是方块汉字至此完全失掉了图画意味，使汉字彻底革除了象形性，他的字体结构，奠定了后来楷书结构基础，成为汉字的定型字体——今文字，亦是古今文字的分水岭；二是隶书在笔法上的创新，给书法艺术带来了线条的运动感，这对书法艺术上来说，尤为重要。
简牍书法让我们看到了各种新字体的产生。
西汉书法有两个明显的特征：一是承袭秦代书法传统，沿用小篆和当时上下通行的隶书；二是古隶演变出各种新字体，如分书、章草、真书、草书。
《说文解字·叙》云：“汉兴有草书”，在简牍出土之前，人们对此认识也是有局限的。从简牍中我们看到了汉代各类书体之间的渊源关系，证明了真、草的出现，可上溯到西汉时期，而后世通行的各种书体到东汉已先后孕育成熟。
章草是继草隶而起的书体，草隶是隶书的潦草写法，结体仍属隶书体系。而章草仅用隶书的笔法，他破坏了隶书的结体，所以说，二者是不能混为一谈的，是有区别的。
书法史上许多事实说明，当一种字体或书体成熟以后，他便向着两个方向发展，要么更加精整、规范，要么率意、草化。先前的金文发展到石鼓文之后，一方面走向绝对精整的小篆；另一方面却背道而驰，向放纵随便的草篆方向发展。草篆的产生，如早期的侯马盟书、直接启迪着早期的隶书，所以一种字体成熟之时，往往孕育着一场伟大的变革，一种对既成秩序的继承或破坏，无不展示着人的本质力量的丰富性。当隶书在西汉成熟之后，一方面走向精整化，产生了东汉中后期那种典型的规范化隶书；另一方面他又抛弃了一切僵化的模式，孕育产生了草书的先声——章草。
章草的出现，以前有多种说法，如传为汉元帝时作《急就章》，而章草问世，又如韦续《五十六种书》称因章帝好草书而得名，以及张彦远《法书要录》则以章草所创而得名等。今天，章草的产生主要依据是所见到的实物证据和字体演变的规律。从出土的新莽、东汉时期的《始建国木牍》、《武威医药木牍》、《居延误死马驹册》来看，章草的出现当在西汉末年到东汉初期之间。以《居延误死马驹册》，其书用笔干净利落、结体上极趋简化，可相同的字，相同的部分偏旁，仍可看到严格的规范，证明这种字体在当时已约定俗成，广为流传。
简牍书法，也让我们看到了真书的萌芽。早期的真书参有隶意，结体方扁，遗含波磔，因同源于章草，所以也叫“章楷”。《流沙坠简》中的武帝天汉三年简（前98年）的隶书已出现真书雏形；《居延汉简》中的寸楷大字“诏书”，下笔横起直落，虽属汉隶，可更应该是早期的楷书了。这时的真书尽管在简牍中所占比例很少，但他已为流行于魏晋两代的楷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简牍展示了汉代开创的崭新书风。
汉武帝开发河西四郡，雄兵驻扎边塞，保留下来了的无数简牍。《居延汉简》、《流沙坠简》中隶书、分书和章草，具有出锋峻落，行笔大度雄放的边塞简牍的风貌。《居延汉简》和《流沙坠简》并非出自一人之手，故而技法各异，风格多样，显示出书写者不同的精神和气质。反映出当时的时代特征。尽管说这简牍书家在书写水平上有高低、优劣之别，但是他们具有真挚气质和情感的抒发，开创新的书风，其意义不言而喻。
附：西北汉简的字体、书家及风格如下表：
序 | 简牍名称 | 字 体 | 书 家 | 风格 |
1 | 居延汉简 | 篆、隶、分、草、真、行 | 众人之手 | 字体笔法不统一风格多变 |
2 | 流沙坠简 | 篆、隶、草、真 | 〞 | 〞 |
3 | 武威医简 | 章草 | 一人之手 | 字体笔法统一 |
4 | 武威汉简 | 篆、分 | 〞 | 〞 |
5 | 甘谷汉简 | 分 | 〞 | 〞 |
草书易于抒情的特点使书法树立了一种全新的艺术形象。《居延汉简》、《武威汉简》中章草的出现，向我们输送了一个信号：中国书法在字体上以此为起点将进一步向前拓展，把审美的目光由线条构架的玩味转向线条自身的质量和线条的运动变化上来。
从总体上看，简牍书法具有率意自然，以拙生巧的内涵。其艺术上的自然情趣是书家情性、审美意识的自然流露，亦是一定的历史阶段中各种因素互相配合起作用的结果，其独特的艺术形式和风格，并非任何个人所独创的。汉代的文学艺术，总体上都是生机勃勃充满飞动之势的。譬如司马相如的辞赋，以“缥缥有凌云之气”的笔致、以自然景观的巨丽、游猎的壮观以及文章发扬韬略的精神、一浪高过一浪的夺人气势，将汉人雄壮情怀表现得淋漓尽致，将《楚骚》充满浪漫想象、《诗经》的雅正磅礴融为一体。汉简产生于这样的文化氛围之中，怎么不激昂踔厉，虎虎生威而又灵动机敏。从现有的各类汉简来看，简面上绝大多数都是小字，在低位窄小的简面上写小字，给人一种不觉其小，反觉其大的奔腾不羁的气势，都是与汉代的总体文化精神有关，这是一股以小见大的气质美。
一个时代的书法艺术，除与文学相通外，与其他艺术门类也是息息相通的。汉代的绘画、石刻、雕塑等，都具有着简练、古朴、稚拙、自然的特点，而这些在简牍中都能体现出来，这也是简牍书法的时代特征。
当然，由于地域的不同，所处条件的不同，对文字使用的频率也不同，对书法艺术特点的形成有着很大的影响，南北两地简牍书风是有明显差异的。马王堆的简、帛书，银雀山的竹简，继承了楚简、楚帛书的风格，有着圆润、严谨、规整的特点，表现出南方风流蕴籍、古穆秀丽的格调。
简牍书法的艺术特色的形成，也受着工具和材料的直接影响。就汉代的毛笔来说，全用狼毫制作，有着工艺精巧、选毫适宜、刚柔并济、造型圆健、富有弹性的特点。笔头多为小楷和中楷，以适宜在简牍上书写。简牍上的字，大多为小字，大字仅见于个别简上。可以想见如没有的得心应手的毛笔，简牍书法也不可能产生这么高超的效果。再则，墨的质量的优劣，直接影响书写的速度和效果。汉代通行丸墨，属天然漆烟，色泽乌黑而发紫光，一经写在竹简上则历久不灭。否则，两千余年之后的简牍墨书，字迹也不会像今天这样清晰，甚至不失当年色泽。这样品质优良的墨，也给书写带来了许多便利，不粘、不涩、不滞，对简牍书法艺术有着简介的重要作用。
从章法上来看，为什么简牍书字形呈扁平型呢？这还与当时的书写材料有关。西北汉简都是选用较好的材料加工精制的，每一根简的横断面都成正角长方形，四边和上下两端棱角明显。书写之前，要经过一道用特殊液体涂染的手续。南方所出的汉简，多用竹制，经过杀青后泡制而成。无论竹简、木简，因为限于材料和便于携带、收藏、阅读等，所以都不可能制作得又宽又大，只有尽可能做的窄小轻便，才适合实用。正因为如此，书写简牍，其自己尽量向横面发展，左撇右波，极为舒展使结构紧而不密，疏而不松，节省书写材料，这样，客观物质条件也促进着隶书独特形体结构的形成。
简牍书法是实用的产物，它由篆书的纵势，逐步变为横势，秦汉简牍、帛书中的千姿万态的书体创造新的美学意义的形象，也让我们从“隶变”中，从各类新体的诞生中看到了新的美，看到了古人的笔情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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