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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1、从甲骨文到周金文再到秦篆和六国文字，不是简单的继承或否定，而是一个类似“流域”及其上下游的概念。 中国可以确认的最早的文字体系是甲骨文（逻辑上存在更早的文字体系，只是考古发现尚未找到有说服力的实据）。甲骨文是如何一步步演变成今天我们所认识的汉字的？笔者认为，先民造字的逻辑基本一致，但是同一个逻辑未必导致同样的结果。分布在不同地域的先民，之间有相互影响，但字的起源未必相同。今天统一的汉字体系，很有可能有不同的源，最终汇聚成一道主流。这可以用地理学中“流域”的概念来类比，主流在上游并不清晰，后来较为清晰，最终非常清晰。每一个阶段都有不同的小河大河汇流进来，在地势比较平坦的地方（中央行政约束力衰弱）可能变成沼泽（比如六国文字）。 甲骨文的书写内容尚有待辨明（笔者倾向于璩效武先生的“文档”结论，而不认同传统甲骨学的“卜辞”结论。详见本刊2012年第一辑中《甲骨文解读之痛》等系列文章）。其书写载体是龟甲和兽骨，书写工具和书写方法尚不得知。总之，绿豆般大小甚至更小的字，笔笔清晰，实在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古人为了写字，下了大功夫。商代有没有其他的文字书写体系呢？有的，至少有用硬物刻写于泥范之上最终浇铸为青铜器皿的金文和少量写于陶器之上的文字。还有没有其他的就不知道了。照理说，既然有了墨和朱，也有类似笔的工具，也有了织物和陶器，就应该有帛书、陶书，但由于年代久远，没有留下或者尚未发现。（参见图002，甲骨文和商代金文） ◎图002，商代文字，左，牛骨刻辞，中为左图局部放大，右，铭文，乃孙作祖己鼎器铭
商代的甲骨文和金文，看上去有不同，不仅风格不同，字的构成也有所不同，说明文字作为约定俗成的表意符号系统，其早期的约束力并不严密，因为正处在发育阶段。另外，文字用途不同，载体和工具不同，年代不同，也是原因。 周代商，周原也发现了甲骨文，但与商代甲骨文不能全部互识，说明周人的文字体系可能借自于商朝中央政府，但又有自己原生性的地域特征。大量出土的周代青铜器皿，往往铸有铭文，我们通称金文或钟鼎文。而其他载体上的文字又与金文不太相同。即使同一时代的金文，也有不同的写法。 也许是时代久远，无物可考，也许是那个时代确实是商人、周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综合国力”大幅领先，总之，文字的独立性和统一性还是比较明显的。而到了战国时代，各国纷纷搞出了自己的文字体系。主要分为承接周王朝正脉的秦系文字，三晋系文字，齐鲁系文字，燕系文字和楚系文字。文物留存最多的是秦楚两系。这几大系列的文字，很难互识。比如楚简上的很多字，即使深通籀文、小篆，也并不认识多少。这可能并非故意目无“中央”，而是还没有真正的“中央”出现。那时所谓的“中国”快速膨胀，楚人在长江以南，则是“天高皇帝远”。在长期的书写活动中，各国文字自然演变，演变的主要线索从理性角度看是方便书写且不造成文字系统内部混乱，从感性角度看，是审美取向使然。某个地域、特别是交流频密且交通便畅的地域，可能形成约定俗成的较为封闭的文字识别系统，各个文字识别系统接壤的地方，又往往会相互影响。这种情况在秦统一前的各国边陲简牍墨迹中就已经出现了，比如信阳楚简与包山楚简在结字与风格上的差异（参见图003（1、2）信阳楚简、图004包山楚简）。
↑◎图003（1），信阳长台关楚简↑◎图003（2），信阳长台关楚简↑◎图004包山楚简
2、秦统一文字，是秦人“大一统”的绝对理念的表现。 始皇帝统一文字是其诸多统一中最重要的统一。也许始皇帝并不知道这是他对中华民族的最伟大贡献。长城可以坍塌，道路可以断绝，诸侯可以再战，度量衡、货币可以不同，但是文字不可以不同，因为文字是实现“大一统”的基础工具。这么认和这么写，不见得就这么想，但不这么写和不这么认，就一定不这么想。“认”这个字很好，认识的认，认同的认，认定的认，认祖归宗的认。这种感情方式、审美方式的统一乃至文化与治理的统一，与汉字的统一互为因果。政治的核心内容就是用各种方法让被统治者“认”。所以，文字是政治的核心内容之一，至少那个阶段是这样的。常说文字的功用是“百官以治，万民以察”，就是“认”的意思的衍伸。 四川大学教授黄奇逸先生在《“中国”称谓解》一文中，将中国释为“有文字的国家”，认为“中”的原始意思是“插于筒内的书册”，这个诠释非常有创见。普遍认为，社会是否进入文明状态的标志是青铜器和文字，但笔者认为，青铜器实在算不得，没有铜矿的地方也可能有文明。文明这种器物状态是比较模糊的，而统治的水平，则是清晰的。是否能够实现较大地域范围的统治，统治能否延续，是统治水平高低的基本表现，它是以文字作为判断标准的，而且应该是唯一的标准。文字的根本功能是跨时空信息交流，能够实现跨时空信息交流的统治方式，一定是更高级、更有效的统治方式。秦帝国提出并且实施了“书同文”，我无法判断但相信更为早期的周、商乃至模模糊糊的夏，应该都有“书同文”的统治需求和现实，只是始皇帝的此一伟大事件，被能够读懂这种伟大的司马迁记录在案了。 秦小篆与周金文的区别是一目了然的，但是其他各国文字与周金文的区别更大。秦的正体基本上是周王朝的正脉。始皇帝统一文字并不是创造出一种新文字，而是“罢其不与秦文合者”，也就是说，得按中央的规范写字，不许再写“外国字”。为此，出现了标准识字读本，这就是非常标准的小篆，统一性很高。周代的识字读本是《史籀篇》，秦帝国的识字读本则是李斯等人据《史籀篇》“颇有省改”而书写的《仓颉篇》等。 秦的常用字体也不只是小篆。传“秦有八体”，这主要针对文字的用途而言。正式的场合，比如刻碑，用的是小篆，平常的记录、文书，用的是秦隶，兵器、刑杖上用的是“殳书”，印章上用的是“摹印”，等等。从考古发现角度看，留存下来较多的是秦隶而不是秦篆。 有两个问题需要特别说明： 第一，文字发展到了秦，已经与上古文字有很大区别，更加符号化而不是象形化，直观上很难辨出原来的所像之形。这种抽象能力到周秦才有（这是中国文字的第一次符号化，第二次是隶变，第三次是“草变”，只是第三次符号化没有形成官方约束，最终只在文人之间传用）。商甲骨文大部分是对客观世界的一种抽象，所谓“远取诸物，近取诸身”，会意字则更是如此。小篆则是对这种抽象的“再抽象”。正因为有了这种抽象能力，才有了其演绎的多样性而不至于混乱。不管各种体的字形有多大区别，但它的“原型”是明确的独立的，这与六国文字之间的字形不同，完全不是一回事。笔者把这种“原型”的表现叫做“正书”“正体”，其他的可以叫做“派生体”，书写较为快速简便随意的叫做“草体”。为了更清楚地讲明这层意思，笔者在此引入“辨识体系”的概念。比如我认得三横一竖的“王”，你无论怎么变，下面一横粗一点、弧一点，整个字瘦一点胖一点，都还是王，为什么呢，因为你的“原型”是三横一竖。如果另一种文字“王”的写法是交叉的一撇一捺，那我就不认识或者以为是另外一个字了，这两种文字就不属于同一个“辨识体系”。秦隶和秦篆就基本属于同一个“辨识体系”，而直接拿汉隶与秦篆去做比较，则很难说属于同一个辨识体系。这是因为，汉隶对秦隶有了很大的改造，尤其到了后汉，时间太长，自然而然出现了各种变异。（参见图005，秦小篆与周金文的并置，秦小篆与六国文字的并置；图006，秦小篆与秦隶的并置；图007，“王”的写法）
◎图005，秦小篆（中）与西周铭文（左）及六国铭文（右，楚怀王时期鄂君启节铭）的比较
◎图006，秦小篆与秦隶的比较，左，始皇诏方升，右，里耶秦简 ◎图007，“王”字写法的变与不变
第二，秦隶这样的写法，到底是怎样形成的，没有确论，但可以肯定地说，它至少是由于书写的便捷。这种对便捷的需求，一直发展到今天。有没有对美的考量？当然有。很多学者往往把美作为独立的、自觉的追求，这是不符合审美一般规律的。实际上，审美活动从来不可能独立于日常生活，有人类活动的地方，就有审美，越是自然的、没有刻意去追求的审美活动，就越能够深刻而敏感地呈现出审美取向。楚简与秦简的差异，从形式感上看，就是审美的差异，秦人整肃，楚人散漫；秦人持重，楚人妖冶。 秦人写出秦隶，很符合秦人的思想和精神状态。秦人讲规矩，重实用，不喜欢花哨和无谓的表现，这与楚人有很大区别，有点类似德国人和法国人的区别。秦隶与篆书相比，直画明显增多，符号化的部件增多，弧线越来越少，这样的简省和进一步抽象，更有利于结构部件的组织，在一个尽量方形的空间里组织字形。从造字原理的角度讲，是远离了，但是从易识易写的角度讲，是大大提高了效率，同时减少了讹误。其他六国手写体由于随意潦草，往往产生讹误，也因此导致异体字很多，系统内部的统一性很差，这一点，要特别认真地看清楚，否则就会对文字演变的路线产生认识上的偏差。（参见图008，秦简与楚简的风格比较）
◎图008，左，里耶秦简墨书木牍 3、汉代文字对秦统一文字的巩固 汉代很长，一个大一统的帝国横亘绵延400多年，实在是中华万世基业之根。之前的夏商周都算不上帝国形态，有效统治的疆域也不广。战国的熊熊烈火最终锻炼出一个秦，秦“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不是因为秦人尚武，而是因为秦人“天下一统”的理念最强烈最深刻最持久。在当时，这是一个创新的念头。 秦人很快丢失了天下，《过秦论》说是因为“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我的认识是，秦始皇施万世之仁义而不为时人所知也。在统治疆域迅速扩张的过程中，统治集团来不及与时俱进，迷信有万世不变的好“法”，“法”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忽略了文化，忽略了非理性的条件可以成为决定性的因素。就像今天的西方输出民主一样，始皇帝天真地以为天下是秦人的天下，只要复制秦律，天下人就可以教化为秦人，天下就会成为秦地，而没有客观地看到，天下当是天下人的天下。 后来天下人开始造反，项羽以武力消灭了秦，却没有“天下一统”的先进理念，试图开历史倒车，终于失势，最终刘邦坐了天下。刘邦的办法是不要办法，无可无不可，因此有了让天下自然融汇的机会。 似乎扯远了。但是讲汉代的书写不能不扯这么远。书写的对象和结果是文字，而文字的最大功能是拿来“认”（或者叫“识”，认出，辨识）的，这一个“认”字，可不是小事，它突破了方言的限制，也就是突破了自然地域的屏障，达到了超越自然的统一。 汉消灭的是有可能死灰复燃的诸侯国，消灭的是倒行逆施的政治力量；汉认定了“天下一统”的先进政治理念，以郡国并行的方式为过渡，用时间恢复了秦的统治方式，并且巩固发扬。自此，一个“大汉民族”得以成立，延续至今。始皇帝的理想因为刘汉帝国的巩固而得以实现，只是换了姓而已。后世历朝历代，都只是换了姓换了族，但是“中国”没有换，大汉民族越来越大，融进来的越来越多。本质上，已经没有什么纯粹的汉族，而是，或者应该是现代中国之父孙中山先生所倡导的那样，统一的“中华民族”。 汉立国之初，至武帝当政，这60多年的无为而治，并不是不干活，而是达到了“治”的结果，因为抓住了根，这个根，就是中央集权。无论是六国贵胄、开国元勋还是刘姓家族，是凡对中央集权构成威胁的集团都彻底剪灭。地可以封，王可以称，但政治上必须承认中央政府的唯一合法地位。因此，包括“七王之乱”在内的所有行为都没有得逞。匈奴的袭扰，那是“外国”的事情，可以谈判，可以妥协。当然，到了武帝，汉家羽翼丰满之时，就把这个“外国”当成“中国”了。再后来，只要我们听说过的地方，就是“天下”，既然是天下，就得效忠天子所代表的中央政府，所有以前没有能力够着的地方，都尽入囊中，汉家的天下达到了史无前例的广阔疆域。 汉家四百年，中华民族统一四百年，汉字的彻底成型，既是政治统一的工具，也是政治统一的结果。政治的大一统理念，在文字上充分表达出来。 汉军所到之处，也是汉字所到之处。在西域出土的大量汉简，实在是大汉帝国之所以成为史上最先进帝国的绝佳注脚。据不完全统计，20世纪以来，从1901年匈牙利人斯坦因在新疆尼雅遗址掘获汉魏晋木简，瑞典人斯文·赫定在楼兰掘获百枚汉简算起，至2002年湖南里耶秦代古城遗址出土36000多枚秦简，共有不少于80次的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的秦汉魏晋简牍，其中汉代简牍约7.6万枚，主要分布于甘肃、湖北、湖南、山东、江苏等地。（参见图009，秦汉简牍帛书出土分布图）
◎图009，秦汉简牍帛书出土分布示意图 引自《中国书法全集》秦汉简牍帛书二，刘正成主编，荣宝斋1993年版
汉承秦制，这要归功于刘邦集团的自知之明和谦逊无为。从统治的技术层面看，刘邦集团当然比不了亡秦。但是智慧却可以弥补技术之不足，逐渐达到技术层面的完美。技近乎道，道亦可完技。 刘邦最大的智慧是知道自己的不足，用足别人的智慧。统治集团中最懂行政的当属萧何。萧何确实是一等一的大人物，这个秦的小吏（年轻时任沛县功曹，也就是今天县政府的一个秘书或助理）不仅看明白了刘邦，不仅会算账，筹军粮筹军饷，还懂律令。刘邦大军攻入咸阳胡作非为的当口，萧何则独自将宫中律令、图书收藏起来。西汉政权建立后，萧何当上了丞相。他按照秦朝律令制定了汉律九章。除了有所简省以外，绝大部分与秦律相同。其中《尉律》规定，“太史试学童，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又以六体试之，课最者，以为尚书、御史、史书令史。吏民上书，字或不正，辄举劾”（《汉书·艺文志》）。 上述内容非常深入地涉及到了汉代文字教育以及文字与官员选拔考核问题。 教育就是让人“认”，认字（读书写字的能力），认理（思考问题的能力），认祖宗（尊重历史尊重文化的品质）。认得好，就可以当官，认得再好，就可以当大官。但是如果没把字写好，就算当了官，也会被弹劾。一个统治集团，重视本族（本国）历史及文化教育，就说明他们想的是“继往圣绝学，开万世太平”，一定是个大有作为的民族（国家）。反观现今，把英语纳入义务教育也就算了，但如果分数权重和语文一样，那就一定是决策者的脑子坏掉了。好在现在有所改革，但是改得还很不够，比如历史和地理，中考、高考都不考，考也不算分，岂有此理！一个高中毕业生乃至大学毕业生，能把主要朝代名称顺序报出来的有多少？能把中国版图分省情况大致搞清楚的有多少？估计不足10%。这才是中国教育的大悲哀！我认为中国教育课程设置改革的核心内容应该是把中国历史地理教育置于与语文数学一样的地位，英语教育可以安排在大学，或者作为职业技能，可以考级，无须必修，需要才修。每天至少一堂的英语课空出来的时间干什么？可以开设几门课程，比如“中国历史地理”“中国传统文化”，比如学工、学农、学军，这样的课程设置，才有可能真正回到原有的民族自信、文化自觉的状态，同时能够满足现代化的要求，携带着中国传统的基因进入到现代国家的行列中。这才叫“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才叫“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又把话扯远了。总之，能够认字写字，是教育的最基本内容。汉代承接秦，认真对待教育工作，尤其是文字教育，把文字水平当做硬指标，“字不正”，就不行。教的是什么字呢或者什么体呢？文献有一些记载，兹辑录如下。 “文景以后，闾里书师合《仓颉篇》等秦人的‘老三篇’，共三篇55章，3300字。武帝时，司马相如作《凡将篇》，无重字，所收超‘老三篇’。元帝时，黄门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时，将作大匠李长作《元尚篇》。平帝时，征天下通小学者逾百人，各令记字于未央宫中，黄门侍郎扬雄编辑取舍，作《训纂篇》2040字，顺续《仓颉篇》并换掉重复的字，共89章5340字，无一重复。后汉兰台令史班固又续扬雄《训纂篇》13章，这样就有了102章，无重字。后人又在此基础上增补重辑，共123章，每章60字15句，共7380字，都用隶书写成。”（本节文字均引录于《中国书法史·两汉卷》，华人德著，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未作考证） 日常手写的隶书也应该教甚至是主要内容，篆书教的是字的“原型”，隶书则是“原型”的应用，从两汉绝大多数文书用隶书写成这个事实来看，隶书的教育是可想而知的现实。 那为什么秦小篆变成了汉隶了呢？一件事情，只看两头，就只能看到差别，而顺着事情看，就能看到联系。换一句话说，因为观看的方式不同，被观看的事物本身也就随之而不同。 事实是，秦非小篆，汉初非隶（这个“隶”是指至东汉成熟的官方隶书——八分书）。 进一步的事实是，秦汉文字的演变并非骤变，并非因为秦汉断代。对于六国各自为政的文字体系而言，秦统一是一次剧变（尤其是对齐楚来说，因为这两国不仅是大国、远国而且是强国），这次变化也不是某一天下命令就变的，而是在统一的过程中，统治一地就变化一地。可能会有严刑峻法来规定，写公文必须用秦字，但是不是就有一个模板，一笔一划都不能错，这很难讲。 汉字的演变实际上并非出现在汉代，而是在秦统一六国的过程中持续进行的。秦汉之间，我们可以从三条线索梳理汉字演变的过程。
第一条是文字“原型”的演变，周金文（大篆）演变为秦小篆，这次变化较大（参见图010，对比周宣王毛公鼎与秦始皇新郪阳陵虎符）；秦小篆演变为汉篆，这次变化不大。“原型”文字，通常用在非常庄重严肃的场合，比如铸于鼎，刻于碑。大篆变小篆变化较大，来自于两方面，一方面，大篆本身在变，另一方面，秦地以大篆为“原型”的文字也在变。比如著名的石鼓文，就与后来的几个著名的秦刻石有较大的区别。这种文字变化的动因，除了符合某些简省的要求以外，很多都是随机的、偶然的，而不一定存在或者我们还没有发现其决定性的要素。秦小篆演变为汉篆，变化不大，则是有据可考的。东汉的《袁安碑》《袁敞碑》《少室石阙铭》与秦灭已相隔三百多年，但是写法如初。汉末的《三体石经》也是如此（参见图011，秦篆与汉篆的对比）。实际上，小篆到了汉，基本上就已经停止演变发展。汉篆所见也并不多，多用于碑额，碑文则主要用隶书。 ◎图010，西周宣王毛公鼎器铭局部，右，秦始皇五年新郪虎符
◎图011，秦始皇峄山碑，右，东汉《袁安碑》
第二条是“手写体”的演变。文字有了“原型”，就一定有手写体，就像今天有印刷体和手写体一样。一到手写，变化就大了，风格的变化不谈，有很多时候，写法也会变，变着变着，与“原型”就有了差别，随着时间绵延、关山阻隔、写者所好，这种差别就会千差万别、天差地别。
举例：侯马盟书、温县盟书，是比较典型的手写体，与当时的“原型”正体周王室铭文，字形结构就有较大差别，而与湖南长沙子弹库楚墓帛书和青川木牍相比，则看上去是一家人，读起来却费了大劲，没有极好的古文字学修养和释读经验以及工具书的辅助，很难认得出。（参见图012，侯马盟书、湖南长沙子弹库楚墓帛书和青川木牍） ◎图012，侯马盟书（左）、青川木牍（中）和湖南长沙子弹库楚墓帛书（右）
秦隶变成汉隶，非常复杂，中间反复糅杂，就像我们在前文中所述的揉面的过程。相比之下，前汉与后汉的区别较大，而前汉手写隶书与秦隶的差别反而较小。只要看看下面这些图例，就可以发现。图015是前汉简，014是秦简，018是后汉简，015与014更像一家人，也就是说秦简与前汉简的区别不大，同是汉简，前汉简与后汉简反而区别不小。进一步讲，汉字的演变不因为秦汉断代。（参见图013，里耶秦简；图014，睡虎地秦简；图004，包山楚简；图015，虎溪山前汉简；图016，张家山前汉简；图017，悬泉置前汉简；图018，武威王莽新简，仪礼）
↑◎图016，张家山前汉简 ↑◎图017，悬泉置前汉简 ↑◎图018，武威王莽新简，仪礼
需要补充的是，手写体还演变为草书、楷书、行书等书体。草书并不是东汉才发展起来，有了简省的需求，早就有了草书，篆书也有草写。这里讲的草书是指我们今天理解的草书。草书一开始就是一种速记体，并不是通行的文字，秘书与长官之间可以大体互识，书写者自己当然可以认得。应用时间长了，有了一定的规则，这个规则就被固化为类似章草的样子，那只是一种标准化字体，可能是后来人总结成了类似识字读本，实际上，从未出土过章草，倒是有隶意的今草大行其道，从前汉到后汉（参见图019，马圈湾前汉简草书；图020，西汉马圈湾王骏幕府奏书稿）。草书更加简省和符号化，而且可以不讲究整齐划一，这就给文人笔戏创造了空间。东汉文人逐渐将其演变为一种游戏和创作，最终演变为书法艺术。书法成为自觉的艺术，应该是在草书出现之后。
◎图019，马圈湾前汉简草书
◎图020，西汉马圈湾王骏幕府奏书稿
常识中隶书的草写变成章草，章草演变为今草，这是没有依据也不符合逻辑的。当然，今草的很多草法都与章草互通，有可能来自于章草（也有可能章草写法是对今草的归纳），但这是一种相互影响的关系，不是逻辑上先有章草后有今草的证据。 第三条线索，手写汉隶最终规范发展为汉代的官方正体，东汉完全成熟为“八分书”，也就是我们常看到的碑隶。自此，经过大约300年的淘洗，中国人使用的文字定格于此。此后虽有变化，但是，已经完全处在一个“辨识体系”之中，也就是说，人们只要认识汉字，就能够认识这些隶书。今天我们把在汉代定型的中国文字称作为汉字，是非常有道理的，尽管今天的官方正体是印刷体宋体、黑体、楷体、仿宋体。 （到了现代，汉字构成又出现重大变革。195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全体会议通过了汉字简化方案，其后由国务院直属机构国家文字改革委员会在1964年确定并出版《简化字总表》。1977年，第二次汉字简化推行，但最终以失败告终，除了简化方案不够科学合理、两次简化之间间隔太短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70年代以后，汉字编码技术迅速提上研究日程，在电子计算机已经完成对汉字信息进行处理时，书写汉字的简化已经并不必须。因此，汉字在进入计算机时代的今天，其构成已经基本固化，不再可能出现大范围的改革。当今很多年轻人已经不太认识繁体字。因此，隶书中的很多字不被认识不是因为那是隶书，而是因为那是繁体字。） 4、汉代的书写生态 1，书写者——公务员 前文已经反复阐释了文字的功用，文字是实现大范围跨时空治理的工具。秦人所建立起的中央政府—郡县行政管理体系，这种治理，更需要统一的文字。汉代的治理范围更大，需要各层级的公务员，这些公务员也就成了书写文字的最重要的群体。当然，随着文字的运用，一些衍伸出来的功能也出现了，比如经典文献的抄录，这些抄录者，不见得是公务员。另外，教师与学童，也是文字的书写者，但是本质上，他们的书写训练，其目的也是符合公务员的要求。再到后来，识字、写字，已经逐渐成为参与社会活动的重要技能，不一定与行政治理直接相关。 以上所述无非是强调，写字，不是书法家的事情，把写字当成书法就偏离了书写的核心，就很容易得出偏狭的甚至可笑的结论。今天出土的大量汉代简牍，证明了上述推断的逻辑合理性。 汉高祖刘邦会不会写字？这个问题有点意思。答案是，会。因为他是亭长，是最基层的公务员，有点类似于居委会主任或者派出所所长。上面下达的文书他至少应该读懂。后来他有没有进修就很难讲了。实际上，刘邦会不会写字问题不大，他能把事情想明白说清楚就行了，因为萧何会写字，萧何的秘书们会写字，只要官僚队伍会写字并且教会其他人写字，这个统治集团就掌握了大范围跨时空治理的文字能力。 汉代的书写者，有各级官员以及大量的“书佐”甚至包括工匠。东汉的时候，还出现了专业的抄书人。 以诏书为例。诏书的形成，大略要经过起草、审定、缮写、颁布等环节。起草者主要是尚书郎。然后经由尚书令、仆射的审核，再由尚书令史缮写，再然后逐级下发、逐级缮写。《后汉书·百官志》载，尚书郎主文书起草，属下有令史二十一人，“皆选兰台、符节上称简精练有吏能为之”。正式颁行的诏书绝大多数情况下还需要有多个副本。先到丞相府，丞相签署后下发各郡国，郡之太守府的属吏主要有卒史、属、书佐。这书佐就是文书工作者。再进一步下发到各个县，下发到各乡、亭。县吏中也有专门的文书工作者。这其中的抄写工作非常多，因为在一级级传达过程中可能还包含有各级领导的批文，批文有时也要抄写。一个诏书下达到各地基层组织，其过程有时长达数月。 下达如此，官府之间的文书传递活动以及下级官员上报的文书活动也自然存在。因此，无论为官为吏，书写能力是硬指标。不仅如此，汉代的边防烽燧，“能书”也是考核指标。居延汉简中有很多所谓“伐阅簿”（伐者，积功也，阅者，经历也。这是颜师古的解读，意思就是功劳簿）中均有对“能书”的记载，如： 肩水侯官并山隧长公乘司马成，中劳，二岁八月十四日，能书会计，治官民颇知律令文，年卅二，长七尺五寸，觮得（地名）成汉里，去官六百里。 有功或劳，会写字算账，懂法，身高条件等，这是汉人选拔人才的硬指标。后来唐代的“身言书判”也是一脉相承。 为皇室或政府工作的，还有大量的工匠。有的工匠是“临时工”，有的则是专职的，是皇室或政府机构聘用的。大量的装修、维护要靠工匠。瓦当上的文字要写，铸印要刻范，墓葬的陪葬品目录要写，墓碑、砖石上有刻字，这都是与文字相关的。有的是书佐写，成熟的工匠也会写。 后汉还出现了专门的抄书匠，甚至已经出现专门出售经典的书店，大量的经典都是他们抄写的，这些典籍存世很多，由于以讹传讹，才需要政府颁布正宗的典籍，《熹平石经》相传就是蔡邕校订并书写勒石的。（参见图021，熹平石经）
◎图021，熹平石经残石
2，书写的不同用途及其文字形态 现在我们所知道所看到的文字形态，与书写这些文字的用途有很大的联系。 《后汉书》卷一上《光武帝纪》李贤注引《汉制度》曰：“帝之下书有四，一曰策书，二曰制书，三曰诏书，四曰诫敕。策书者，编简也，其制长二尺，短者半之。篆书，起年月日，称皇帝以命诸侯王，三公以罪免亦赐策，而以隶书，用尺一木，两行，唯此为异也”，这和今天的文化方式也是可比的。小时候经常看到的光荣榜，就用饱满正大的字体，往往写在红纸上。反过来，阶级敌人，就会用笔画故意哆嗦残缺的手写体，还会打上一个叉。 为什么而写，什么人，用什么字体，用什么工具写在什么上面，怎么写，决定了书写的结果。字体的体，就是得体的体，也就是说，不同场合得用不同形式感的字。前述“秦有八体”，分门别类对应不同场合，汉代也应当大体如此。我们现在实在不能还原文字书写的全部历史，因为历史不可能是全息的。比如说，汉代的器皿上，我们看到了那种体，但汉代的旗帜上用什么体？旗帜早就没有了。没有留下痕迹的东西，我们只能找文献记载，文献也没有，就只能靠合理猜测了。 从最终的结果看，大概分为两类，严谨的和随意的。如果要进一步分类就有点复杂了。下面所列，都是我们看到的，没看到的就不罗列了。 A，抄录经典的简牍。手写墨迹。大量使用隶书，前汉有不少与秦隶很接近，没有见过草书。代表作是武威《仪礼》汉简。（参见图022，武威新莽仪礼简）
◎图022，武威王莽新简，仪礼
B，书信、文档、文告等公文或非公文简牍，大量使用不太规范比较潦草的隶书，后汉有为数不少的草书，也有偶尔的楷书行书，比如出土于长沙东牌楼汉灵帝时期的简牍，那真是诸体皆备，草隶，大草，楷书，行书，都有。 C，楬、谒、棨、检等。类似于今天的证件、名片、通行证、介绍信、文档资料装订封面之类。通常使用比较讲究、比较严谨或者带有一定装饰性的隶书，也有篆书。 D，铭文，这些呈现于金属表面的文字，有些是铸的，有些是刻的，普遍使用有装饰意味的篆书，以镜铭为代表。秦汉不像前朝那样大量使用铜器，有钱人用漆器，漆器上多用绘画、图案做装饰，普通人多用陶器，有简单的绘画和图案，也有不少刻有文字或者墨书文字。（参见图023，汉镜铭；图024，汉代陶文）
◎图023，汉代镜铭（上）清白连弧纹镜，（下）常乐未央镜
◎图024，汉陶文墨书，永寿二年瓶
E，砖刻与装饰性模印砖。数量少一次性使用的，也就是今天所说的“订制”，就直接湿刻上去，也有干刻的如东汉刑徒葬砖。这类字篆、隶、草隶都有，往往自然清新；数量多的需要大规模制造的，就做好模子，制砖的时候可以印上去，大量的瓦当就是这样制造的。（参见图025，东汉砖文；图026，汉瓦当；图027，汉砖湿刻）
◎图025，东汉砖文。永初三年七月砖、孟氏砖、八月砖
◎图026，汉瓦当，长乐未央、长生无极，与华无极
◎图027，砖湿刻，急就砖
F，印章。秦汉印章有大量出土，普遍是铜质，主要为浇铸，也有刻制。那时的印章不像后代用印泥盖在纸上，而是直接压盖在封泥上，干了之后就是泥封。文字主要是在方框内构造而成的“摹印”文字，又称“缪篆”。汉印之美，美在构思，因为它有界格的制约，后述。（参见图028，汉铜印印纽）
◎图028汉铜印印纽
G，摩崖刻石与碑刻。这是两汉书法的精髓所在，多出于东汉。摩崖石刻，多为在事发地点的记事，碑刻，则多是记人，多在墓前。笔者将在下文对此深入探讨。 H，帛书。写在织物上的墨迹，前汉多见，后汉少见。帛书内容多为经典抄录，文字较为工整。马王堆三号汉墓《老子》甲、乙本堪称典范。（参见图029，汉马王堆帛书，五十二病方；图030，汉马王堆帛书，《阴阳五行甲篇》）
◎图029，汉马王堆帛书，《五十二病方》
◎图030，汉马王堆帛书，《阴阳五行甲篇》
上面8大类尚不能穷尽汉代书写的全部，比如东汉出现的极少量的纸上墨迹，砖上墨迹，宫中府中用来标记和对符的骨签，等等。可以看出，在汉代，文字已经大量介入到社会生活中，成为非常重要的历史研究线索。 3，书写的载体及工具体系——从硬笔到软笔，从简牍到纸张 汉代是书写工具和载体的重要转折期。最突出的有两点，一是大量使用毛笔，硬笔变成软笔，二是大量使用纸张，硬的载体简牍转化为软的载体纸张。 汉以前书写多用硬笔。据笔者观察，大量简牍墨书，特别是秦隶，很难说是用毛笔所书，更有可能是竹木制成的硬笔所书，也许类似于今天蘸水钢笔的物理结构，只是那时的笔尖是竹木而不是金属。考古发现似乎不支持笔者的推测，但那可能是因为考古者不这么想，也就找不到这样的笔。在他们眼中，笔，就是毛笔，因此战国时候的毛笔都被发掘出来，而因为想不到也就找不到硬笔。但是，笔者从逻辑上推断，在使用毛笔之前，一定有硬笔被大量使用。 大量的铭文，只能使用硬物刻在范上，泥范是软湿的，不可能用毛笔写。到了战国时期，确实出现了毛笔，考古发现也证实了这一点，但是毛笔使用的普遍程度得不到证实。就拿银雀山汉简《孙子兵法》《孙膑兵法》《晏子》看，其宽度相当，仅为0.6厘米，虽然看上去有笔画的粗细变化，很像是毛笔所写，但是我仍然认为这是不能肯定的，理由如下： 1，钢笔、铅笔甚至水笔写的小字（0.6厘米宽度），放大了看，也有显而易见的粗细变化，这几张图片应该能够说明问题（参见图031，笔者以钢笔抄录的马王堆《老子》乙本与原物《孙子兵法》对比图），也就是说，粗细变化并不能说明书写工具一定是毛笔。
◎图031，左为汉马王堆帛书乙本孙子兵法，右为笔者钢笔所抄老子乙本
2，如此小的字迹，如果是毛笔所书，无论如何应该有笔画叠置的情况出现，那是因为毛是软的、长的，不容易准确落笔。但是综观战国秦汉的简牍帛书，实在很难找到笔画叠置的现象，笔画与笔画之间总是非常清晰明确，该出头出头，不该出头不出头，换成毛笔写，是非常艰难的，除非每个书写者都被严格训练过。 3，洋洋洒洒的篇章，竟然没有毛笔分叉所带来的笔迹，也没有毛笔特有的飞白效果，笔笔清晰，若非硬笔所书则无法理解。至于墨迹的浓淡也很一致就不算作论据了，因为都经过化学处理而且印刷时都调整过，本人所见原迹也不多。 4，粗细变化要么没有或少见（参见图029，《五十二病方》；图030，《阴阳五行甲篇》），要么粗细变化非常有规律，总是与方向有关，往右下角运行的笔画往往较粗，而往左下角运行的笔画往往较细，也就是撇细捺粗，这是明显的硬笔书写墨迹的特征。（参见图032,《里耶秦简》撇细捺粗，《郭店楚简·尊德义》异常的横粗竖细）
◎图032，左为里耶秦简，硬笔所书，右为郭店楚简，很难铺毫的软笔所书
不仅是银雀山汉简，上述情况是一个极为普遍的情况。由此，笔者倾向于认为，秦和前汉简牍、帛书，大量使用了硬笔，这种情况到了东汉，特别是东汉晚期，才有明显改变，很多简牍都是典型的毛笔所书，上述2、3、4情况都不见了。毛笔的分叉甚至飞白屡屡出现，笔画的叠置也屡见不鲜，而且，像这样粗细对比极端的墨迹，若不是毛笔所写，也是难以设想。（参见图033，额济纳居延后汉简）
◎图033，额济纳居延后汉简
一般的推断，战国时期就有了毛笔，但是毛笔作为主流的书写工具，很可能是到了东汉，特别是纸张大规模普遍应用，简牍逐步退出主流书写载体以后。据笔者对大量出土简牍的观察分析，有很长一段时间（超过200年），大约是秦统一前后至新莽前后，硬笔与毛笔是混用的，到了后汉末期，尽管简牍还在被使用，但是已经基本上看不到硬笔的墨迹了，也就是说，最晚到东汉末年，硬笔终于退出历史舞台。 为什么老是纠缠这个问题？ 1，毛笔书写在纸张上，是中国书法作为艺术的发展而不可或缺的物质条件。人们书写汉字的审美意识、毛笔、纸张，这三个条件是相互依存共同促进的，是一个完整的系统。 2，很多学者总是将“隶变”作为中国书法自觉的开端，这里有逻辑错误。事实上，毛笔才是，纸张配合之，隶变作为文字结构的改造，并不是主要的促进中国书法自觉的动力。简牍上的秦隶之所以谈不上“书法”，就是因为它用硬笔而不是毛笔写在简牍上而不是纸张上。 3，展开分析硬笔书写这个问题，也是对学界用书法艺术眼光过度解读秦汉书写的一个纠正或者质疑。不能奢谈艺术，不能因为你是艺术家或者艺术理论家，天下的一切自然所为就是艺术，就需要用艺术理论来诠释。这种学风不好，不客观，也不真实，最终导致浮夸和矫情，对研究不利，也对后来学习者不利。 谈谈另一个主题，纸。可惜的是，也许因为时代久远，我们没有发现东汉留下的纸上墨迹。 西汉有没有纸？学术界争论至今。这问题应该这么问：西汉有没有作为书写载体的纸张？或者应该这么问：是不是到了东汉，纸张才成为重要的、普遍使用的书写载体？这才和我们的话题相关。 可以肯定地说，纸张是东汉的主要书写载体之一，这有大量的文献记载。事实上，东汉的文字使用量大幅增加，写字的人越来越多，时间距离今天又近，但是流传的简牍并不多，帛书也不多，说明人们已经习惯于用纸。与硬笔、毛笔混用一样，简牍与纸张的切换也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简牍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应该晚到东晋。 纸张对中国人而言，特别是对用毛笔写字的中国人而言，真的不是邂逅，而是天作之合。没有毛笔的民族，即使发现了纸，也派不上什么大用场。 发现（应该是发现而不是发明，因为本来就在）纸不难，1，纤维的叠加，2，湿的状态，3，再晾干，同时碰到这三个条件的机会并不少，为什么中国人敏锐地发现了这个东西，慢慢提炼，最后做成了能写字的纸？是不是因为用毛笔写字的人心中本来就有纸，就等着它出现呢？ 纸的出现，是中国书法现象出现、书法最终变成艺术的又一关键。有了纸，就有了自由的书写。成本低，可以写出随性挥洒的大字，这真的太重要了。豌豆、黄豆大小的字，弓着背、低着头、夹着肘，谨慎小心地写在宽不过一厘米的竹简上，这是不可能发挥成我们今天所指称的书法艺术的。 难道木牍、缣帛就不能大吗？当然可以，但是用不起啊。张芝就经常在自己的衣服上写字，然后漂白再写，很累。所以纸的出现，对于写字的人，极为重要。张芝并非传说，实有其人，只是没有流传真迹，说他发明今草，善一笔书，这一笔书，就是今草与草隶的最大区别，如何笔画连属，就是得纸大、毛笔蓄墨多。 蔡伦纸、左伯纸，都出现在东汉。赵壹的《非草书》，也出现在东汉。这不是偶然。赵壹所描写的状态，就是书法艺术的状态，他的批判很正确，他只是意识到实用的书写不该这样，而没有意识到，艺术的书写就是这样。而且，真的好巧合啊，他批判的是草书。草书，为书法艺术走向自觉提供了广阔的地界。 汉代书写工具体系的演变和大体定型，是汉代书写的基本特征，也是后代书写的物质基础所在。自此，用毛笔在纸上书写，延续了2000年左右，没有大变化，直到19世纪末期开始，被西方的书写生态彻底颠覆。但是汉字，没有也不会被颠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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