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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汉隶的“两体”与“两法” 吴海锋 主题摘要：隶书最早起源于战国后期及秦代，成熟于东汉。汉隶自小篆演变而来，随后形成两个分支，即汉碑体与汉简体，这两个体系关联甚少、相对独立、长期并存，后人将两者统称为汉隶。研究汉碑目的是要透过刻工的刀法去认真揣摩其笔法，而汉简及帛书留下了大量以笔墨直接书写的墨迹资料，这是研究汉隶笔法的快捷通道。厘清汉碑与汉简的关系，进而分析把握汉隶在演变发展过程中刀法与笔法的关系，对于当代隶书创作创新都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隶书，汉碑，汉简，刀法，笔法。 隶书的出现在我国古代文化和文字书法领域中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同时也是一次重大的社会变革。作为一种新型书体的产生，隶书能够登上历史舞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文字工作者具有非凡的智慧和敢于创造的勇气。历史已经证明，在文字传承与发展变化的进程中，隶书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隶书之源流 隶书起源于战国及秦，成熟于汉，而又以东汉时期最为繁盛。秦朝的建立，结束了战国时期长期分裂的局面，文字也得到了统一。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这样描述：“七国文字异形，秦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当时统一的文字便是小篆。 隶书的产生是社会发生剧烈变迁的结果，也是众多负责抄写公文的下层官吏提高书写效率的实际需要。从商周的甲骨文、金文到秦朝的小篆，都属于汉字的古文字阶段，而隶书的出现使古今文字有了明显的分界线和分水岭，它上承先秦篆书、下启魏晋楷书，标志着汉字发展演变史上的一次重大转折。 传说中，隶书为程邈所创，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应当理解为程邈对隶书做过一些整理和搜集工作，对隶书的推广使用有过贡献，加速了这种民间的“俗体字”，获得统治阶级认可的进程。 中国两千多年的书法史，如果用最简洁的几个字高度概括各个朝代的特点，即“秦篆，汉隶，唐楷，宋行”。然而，近年来，随着考古工作不断有新的发现，出土了大量的木牍和竹简，有的可以追溯到战国晚期，这足以证明隶书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已有雏形。这些先秦的木牍和竹简上的隶书虽然仍带有浓厚的篆意，但从字形上看，长方、扁方不拘、笔画方圆、肥瘦、刚柔富于变化，点画中出现了明显起伏与波势，我们可以认为，这些简牍文字开始具备了隶书的早期特征。当然，现在说隶书主要指汉隶，汉隶是在西汉隶书的基础上进行的改易，开始讲究整齐、美观，并有规律地运用波磔，使字形左舒右展，具有分张外拓之势。这种隶书又称作“八分书”，唐张怀瓘在《书断》中对“八分书”作了这样的解释：“渐若八字分散，故曰八分。”如《乙瑛》、《礼器》、《鲜于璜》、《熹平石经》等汉碑，都是八分书的典型碑刻。那么，是不是汉隶就仅有八分书呢？显然不是。汉帛与汉简应该也归属汉隶，是另一种与八分书风格迥然不同的汉隶，可能是因为它的出土晚于汉碑，故而，近现代书家对它的研究和挖掘远远不够，有的还仅仅停留在外形简单的模仿层面，特别是对汉碑与汉简的关系仍然缺少科学客观的论证与阐述。 二、汉碑与汉简的关系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考古人员分别在长沙、信阳、云梦、青川等地发掘了在大量的战国时代的竹木简。从现在所掌握的史料和出土的文物分析，汉简体或帛书体的隶书出现应当在战国或先秦时期，而汉碑中所通用的隶书可能成形于东汉。由此可得出结论一：汉简（帛书）的隶书早于汉碑中的隶书。 自从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只有小篆是唯一的官方文字，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曾经在东巡的途中立了六块碑刻。现今所存者只有《泰山石刻》和《琅琊石刻》，相传均为李斯所书。那么在这个时期木牍和竹简体也同时被民间或是下层吏卒所广泛使用，《说文解字》关于隶书的起源说：“秦烧经书，涤荡旧典，大发吏卒，兴役戍，官狱职繁，初为隶书，以趋约易。”由于政务繁忙，负责抄写工作的下层官吏，为了实用、方便、简捷，只好将小篆改成木简体，以提高工作效率。这样的分析解释，或许令我们很好理解为什么在小篆作为官方文字一统天下的时候仍然会有木牍和竹简的大量存在。这时的简书延续到汉代就自然形成了汉简，它虽与汉碑体并步齐行，但我们很难发现两者之间有什么明显的关联，仿佛来自两个星球。 由此得出结论二：碑体与简体同由小篆而来，且两者没有传承演变和相互依附的关系。 所谓“碑”者“竖石也”，起初只是用来备栓祭祀时的牲畜，后来，逐渐发展为记事载体，如功德碑、宗庙碑、墓碑等。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自后汉以来，碑碣云起”。由于东汉流行厚葬，所以这个时期墓碑最多。汉碑上的字体主要是用隶书（八分书）写的，称之为“石书”或“铭石书”，一件汉碑，从选石、撰文、书丹、镌刻到竣工，历经多道工序，由书家、石工、刻工多人合作并进行二次创作最后才能构成一件精美的艺术品。 汉代流行刻碑，主要是表述、记载、传承的需求，在纸张作为书写载体批量使用之前，选用上等材质的碑石，请优秀的学者或书家撰文并书丹，再由刻工精心雕凿，对于记载重要事件、传承历史原貌确是一种明智的创举。然而刻碑也并非一般的个体随意行为，在古代“树碑”是相当慎重的事情，应该都是官方或地方长老出面主张、组织并实施的一项系统工程。放在今天，一件碑刻就相当于国家批准的有书号的正式出版物。 前面已经讲过，汉代隶书实际上存在碑刻文字与简牍墨迹两大体系。两者由于材料不同，书写工具不同，形制及书写者身份不同，因而表现的艺术风格也迥然有异。汉简通常书写的文字内容或是书信记事、或是公文报告，看上去不拘形迹，随意挥洒，草率急就，甚至篆、隶、行、草（章草）各体具有，表现出丰富的创造力。在西汉简牍或帛书中，“蚕头燕尾”的讲究比较明显，甚至有了藏锋、露锋的写法，整体审美意识已经非常可观，尤其是某些轻松率意的笔触，已经看出了章草的笔意和节奏。汉简之简，特指经过切割打磨的长方形竹片，然汉简中的简体字确实笔画简洁而省略，有的几乎接近我们今天的简化字，这无意中又为汉简提供了另一个注脚。也正是由于简书的上述特点导致了简体永久地作为民间广为使用的一种手写体而存在，与汉碑中的八分书相比，它缺少整饬、严谨、庄重的庙堂之气。由此结论之三：汉隶的碑体是官方认可并由书家和刻工共同完成的装饰性较强的工艺书体，而简体则是由众多不知名的书写者本着实用为先的原则，用笔墨一次性完成书写、毫无装饰性的原创书体。前者是标准的印刷体，是集体创作的成果，后者则是由个人独立完成的手写体，如果说简体已经有了笔法意味的话，那么碑体就宛如今天的美术字了。 三、刀法与笔法的关系 把汉碑中的“八分书”比作今天的美术字并非否认碑体的审美意义和学术价值。以传统的书法理论来观照，书法无非有三法，即笔法、墨法和章法。从现存的汉代碑刻作品中，谁又能轻易找到笔法和墨法的任何痕迹呢，唯有布局章法可以带来些许启发与借鉴。汉碑的书写者除了《熹平石经》是出自蔡邕之手而外，一般汉碑多是书佐所为，有的甚至是石工的杰作。 东汉时期大兴石刻，往往在官府和私家作坊中都配备有专门的书工和石工，与其说从碑刻中学习笔法倒不如说是从中了解刀法，只有透过刀法然后才有可能揣摩到其中的笔法。如汉碑中方笔的代表作《鲜于璜碑》以及《张迁碑》，字体方正，古朴厚重，端庄雄健，只是这样的文字并非软笔书丹所能完成的，而是石工们在尽可能保留书丹框架结构的基础上，按照自己的审美标准，根据碑体石质的特点，采用不同的刀法加以精细雕饰的结果，故汉碑又具有“一碑一风格”的特点，清人王澍说：“隶法以汉为极，每碑各出一奇，莫有同者”。现存汉碑中绝大多数采用阴刻（碑额因字数较少可偶见阳刻），除西汉早期碑刻零星有使用单刀之外，其余均采用双刀法。明朝的朱简在他的《印章要论》中说，“刀法者，所以传笔法者也”，“吾所谓刀法者，如笔之有起伏，有转折，有缓急，各完笔意，不得孟浪。”尽管汉代尚无石质印章，但刻碑与刻印在用刀的技法上应有异曲同工之处，以刀代笔、以刀法传笔意当是刻工所追求的最高境界。 今人在临习汉碑时往往因无法达到其点画效果而烦恼，这是因为毛笔难以表现刻刀的方正与险峻，换言之，以刀代笔易，以笔代刀难也。对于中国书法而言，自从有了记事、诉求、传播的意愿，我们的祖先就开始了最初的书写活动，尽管这种书写使用的工具不是现在意义上的笔，但早期的刻字（如甲骨文）使用的锐器或刀具充当了某种意义上的硬笔，所以，自从有了文字，刀与笔就结下不解不缘。 历史上曾习惯把文官叫做“刀笔吏”，《史记·萧相国世家》记载，汉高祖刘邦的丞相萧何，原来是秦国的刀笔吏。通常对“刀笔吏”的解释是，古人用简牍时，如有错讹，即以刀削之，故随身携带刀和笔，以便及时修改简牍上的错误。这种解释看上去合乎情理，但似乎又显得十分狭隘，因为在秦汉时期，更多官方的书写或制碑活动都是依赖于书工和刻工的，尤其是负责最后一道工序的刻工，其自身的艺术素养、审美情趣、雕刻技巧直接关乎碑刻作品的质量好坏和水平高低。而有的刻工也早已积累了书写经验，具备了一定的书法技能，更多情况下，可能就是刀笔并用，独自承担了从书丹到刻石的任务，对于这种人称之为“刀笔吏”是最恰当不过了。 从这个角度去分析研究，我们会更加清晰地看到刀法与笔法之间的内在联系与本质区别。近代书法史上，曾有碑帖之争，表面看上去是碑学与帖学两派的争论，然而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刀法与笔法之争。其实无论碑或帖都是古人留存的书法艺术宝库，对待汉碑中的隶书成就必须本着客观科学的精神加以考证研究，任何人为地拔高或贬低其艺术价值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如果按照“以刀法传笔意”的要求来看，我倒认为，在现存的汉碑中，《曹全》、《孔宙》和《史晨》三碑可作典范，有心探求汉隶笔法者，不妨多加研习。 四、隶书之现状 隶书作为秦篆唐楷的过渡性书体，在完成历史使命之后，从历史的颠峰逐渐滑落到低谷，在汉以后的历朝历代中，隶书被冷落了很久。自纸张被大量使用，刻碑风气渐淡，楷书及各体兴替，隶书由于过度的装饰性和通篇一律的点画特征注定了它最终成了与篆书一样的书体，被打上慢写时代经典文字的烙印。 从晋到明，隶书始终在八分的程式化圈子中徘徊，直到清代，汉学研究的蓬勃发展和尊碑风气的形成，特别是清代中后期，陆续出土了大量的简帛书，发现了隶变早期的书写资料，与“八分”碑刻的面目差异巨大，这对于清代书家来说，仿佛看到了振兴隶书的一丝曙光，于是纷纷取法汉简，加入创新元素，使现代隶书出现了新的面貌。 然而，在整个清代书坛，隶书实际上仍处于弱势地位。一是从创作队伍看，显得势单力薄。包世臣所品点的清代著名书家91人中，专长隶书或兼作隶书者仅为9人，不及群体总数的十分之一；二是清代书法整体水平较前朝明显衰退。清早期仍然延续明代书风，清中期贴学由盛转衰，碑学兴起，清晚期则是碑学的中兴阶段。而清中期涌现的“扬州八怪”实刚是与“馆阁体”的对抗阵营，如金农的漆书、板桥的“六分半书”，在长期沉闷的清代书坛一度确实达到了增强视觉冲击、颠覆传统技法的反叛效果，但终因功力不厚，一味求变，其生命力难以长久；三是擅隶者多数是篆刻家出身。这方面典型的代表人物如邓石如、吴昌硕、赵之谦、陈鸿寿等等，自古篆隶一家，上述几位书家的作品隶中带篆，隶篆结合的意味相当浓厚，且有篆书成就高于隶书之势。与此同时，所谓“印从书出、书从印出”的主张，也或多或少使他们的隶书作品缺少变化，笔画较为平直、文气不足而金石之气有余；与之相反，郑簠、阮元、钱大昕等人则取法汉简，且过度夸张“飞燕”、“卧蚕”的点画特征，扭曲了隶书应有的厚重与端庄，显得轻薄飘浮、甚至怪异，少有精品力作传世。 当代隶书的创新之路仍然相当漫长，上世纪九十年代前后曾经掀起一阵汉简热潮，因简（帛）书是用笔墨书写，保存完整，能够充分体现原创作品的本来面貌和艺术特征，因而取法汉简无可厚非，但又由于简体乃汉隶的“手写体”，用笔和结字方面过于轻率随意，又受简牍材料所限，布局不工，章法凌乱，所以一味去模仿终究也无出路。 求变始终是创新的主旋律，也是振兴隶书的出路所在，隶书变体是当代隶书发展创新的一种大胆尝试，如隶楷结合、隶篆结合、隶行结合等等，有些书家亦已取得突破。不过，书法作为传统艺术门类，它的创新必须建立在继承传统、尊重艺术规律的基础之上，切忌尝试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的所谓创新。 参考书目：1、《中国书法简史》（网络版） 2、《中国书道》程方平著 (华文出版社 2012年5月第一版） 3、《隶书笔法与汉碑》谷溪编著 （北京体育学院出版社 1987年6月第一版） 4、《篆刻经纬》张牧石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9年8月第一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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