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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隶书起源 关于隶书的起源历来众说纷纷，欲辨欲迷。有的归结为一人之功，如“秦狱吏程邈。善大篆，得罪始皇，囚于云阳狱，增减大篆体，去其繁复，始皇善之处为狱吏，名书曰隶书”（南朝宋·羊欣《采古今能书人名》）；有的认为隶书是篆书的简化快写（草写）的结果，如“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难成，即隶人佐书，曰隶字。汉因用之，独符玺、幡信、题暑用篆。隶书者，篆之捷之。”（晋·卫恒《四体书势》）有的认为隶书产生于实用，如“秦始皇帝初兼天下……大发吏卒，兴戌役，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趣约易，而古文由此决矣。”（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序》）当然，也有不乏望名主义者的猜度。这其中不但道出了谁创造了隶书，也透露了隶书起源（产生）的时代。 羊欣等人谓隶书为程邈所造（也认为是王次仲所作，如唐朝·张怀瓘《书断》云：“八分，秦羽人上谷王次仲所作”），实乃时代的局限性所致。书法的早期发展演变其实也就是文字的发展演变，它是有一定的发展规律和形成过程，非一朝一夕所能形成的，更何况一人之力。“程邈造隶”之说在一定程度上道出了隶书之缘起：广大劳动人民在日常生活中慢慢地对“官书篆书”进行简化与草写，首先在社会底层广泛地应用起来；至于程邈本人可能在这方面作了一番整理、归纳、再创造性的工作，贡献较大，后人便把隶书的发明权送给了他。 再说隶书起源的时代。隶书起源于何时，按目前所见到的史料和出土的各种古文字资料来看，“生秦说”较为接近史实，例如上文所说：“隶书者，篆之捷也。”历史上古文字系统向今文字的演变便发端于春秋战国时代，因为毛笔快写篆书而出现“草篆”。例如1965年山西侯马出土的《侯马盟书》、1979年河南出土的《温县盟书》便是春秋战国晚期晋国人的手臂。盟誓作为一种政治活动，盛行于春秋时代，通过诸侯和卿大夫的盟誓仪式，缔结具有一定制约作用的文书，即称作“盟书”，历史上也称为“载书”。《侯马盟书》和《温县盟书》就是有名的草篆代表作。《侯马盟书》用笔表现出提按用锋的变化，落笔重而收笔轻，收笔多出锋，并且在快写中已经出现映带和连笔，开后世草书之先。因为从“隶书者，篆之捷也”这个角度来讲，其实是篆书通往隶书的第一块里程碑，我们可以从中感觉到由篆到隶演进的律动。 隶书萌生于战国后期至秦这段历史岁月，如1975年湖北出土的《云梦睡虎地秦简》、1980年四川出土的战国《青川木椟》和1986年甘肃出土的《天水放马滩战国秦简》就是最早的“古隶”或者说战国“秦隶”之一。这里介绍一下《青川木椟》，这枚可辩的木椟文字虽然只有一百余字，但是对研究先秦治理土地施政情况，是第一手的珍贵资料；对于研究书法史，其实是从大篆中派生出来的最早隶书实物，而且又是墨迹，就更加弥足珍贵了。青川木椟书法是由大篆直接演化派生的隶书，为隶书的最初造型，故其中还夹杂着大篆结体的字，如“梁”、“败”等。更值得注意的是，三个“大”字已萌发出草书的新嫩芽，这种非篆非隶的造型，也是前所未有的。后世的章草“天”字下面“大”，就是从这个新嫩芽里茁壮成长来的。这又证明，草书与隶书乃是同时派生和发展的两根分枝叶蔓。由此纵观中国文字各种书体的产生，都先是从底层群众实用开始，逐渐简化、逐步发展、逐步快写，而后由知识阶层加以整理归纳，达到规范化、标准化和实用化的要求，其后被推广流传的。 至于隶书形成的原因，班固和许慎等人认为是出于实用与简化（这种实用与简化其实就是从底层群从对文字的实用与简化开始的），比较符合历史的实际情况（或者说历史情境）及其文字发展演变的内在规律。 在文字的发展历史上，文字的简化与繁琐作为对立的两个方面始终不断地刺激着文字的发展。一方面，随着社会实践地逐渐深入与丰富，人类的思维及语言渐趋精密，各种事物的概念越来越趋于准确和清晰；另一方面，由于社会经验的发展进化与提高，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日趋频繁，出现了人们在生活、实践和交流中交往手段的简单化与迅速化。因而文字又出现了简化的发展趋势。当然中国文字自身除了实用的一面，还有其艺术的一面，否则文字的演变与发展将会失之于偏颇、走向畸形。作为应用的文字，简化势在必行；基于审美艺术的需要又要求文字丰富多变，繁琐又被重视起来。二者的矛盾体有机地融合则为隶书的产生做好了铺垫。 二、秦汉隶书 秦汉时期的隶书资料数量庞大，例如1899年以后出土的东汉碑刻三百余种和少量的西汉隶书刻石、1899年到现在出土西汉、东汉乃至秦代的竹木简牍、帛书，达十几万枚之多，而且时间跨度也上至先秦，下迄汉末，达五百多年之久。这些资料中种类较多、帛书为主，也包括西汉少量的残碑断石；石刻类以东汉成熟典型的隶书为主，兼及东汉摩崖。 （一）墨迹类 在纸张没有使用和普及以前，竹简、木椟和帛等是古代主要的书写材料。《墨子·名鬼篇》说：“书之竹帛，传遗后世”。《韩非子·安危篇》说：“先王致理于竹帛。”由此可见竹帛并用，由来已久。使用较窄的竹木叫“简”，多枚木简用绳子编排捆在一起叫“册”，使用较宽的木板称之为“犊”，帛是纺织品，比竹简片材料昂贵，所以十分少见。两晋以来，以纸代简，人们已难于见到实物。从20世纪以来，始有大量的竹木简犊出土问世。时间上自战国、下至晋代，数量众多。其中以西北和江南地区最多。 竹木简牍和帛书墨迹无论字体、书写风格上，都有各自的不同风韵，这与它们各自的文字发展演变有着极大地关系，分析如下： 一种情况是从小篆演化而来的，如《云梦秦简》有一部分字体尚未脱去小篆体势，但是笔意已趋草率。它与东汉典型的隶书相比，其结体扁长，缺少明显的“蚕头燕尾”。一种情况是从大篆简化而来的，如秦简《效律》、《秦律杂抄》等简中，有许多字近似大篆的写法，西汉《帛书老子甲本》也有此写法。可以说，秦、汉初期的隶书还有来源于六国诸篆的遗风，其中部分字形在发展中又趋于简化，与早期较多保留大篆体势的隶书又有了区别。 此墨迹类书法可以分为三种风格类型。 一种为“古隶”或者“泰隶”，加上文提到《青川木椟》和《天水放马滩战国秦简》是其重要的代表作品。这些春秋战国的朱、墨书迹（为了此章理论框架的需要把先秦时期出现的萌芽隶书归到了此处阐述），不但现实了毛笔在中国书法史上广泛应用的开端，更现实了毛笔较之刀速度得大大加快，而且表现能力更加丰富，特别是笔法技巧。这些早期的“墨迹萌芽隶书”便构成了以后中国书法的重要因素之一，自然也揭开了书法史上辉煌的一页。 一种是汉代的简帛书法，我们称之为“汉简”。它是隶书园林中的又一朵奇葩。两汉是隶书大行于时的时代。汉简可分为两种不同的风格类型。一类为西北汉简，它是我国西北干燥地区出土、发现的汉代竹木简犊墨迹。此简以1930年在内蒙古额纳河流域（古居延海）发现的居延汉简为代表。西北汉简多出自下级官吏和边陲将士之首，以粗犷、率真为主要特征，并且用笔多变、点化跳跃呼应，波挑放纵。为后世北方书风发一先声。 另一类是江淮汉简，它是我国长江淮水一带出土的汉代简犊和帛书墨迹。其中的马王堆帛书、以及临沂、阜阳、凤凰山、张泰山两汉简书为代表。书风温雅、沉稳，用笔讲究、结体严谨而富于变化，保留了某些篆书的纵势之遗意。江淮汉简作为南方书法的典型，开启了后世南派文人书法的先河。 当然，汉简在书法艺术技能上也有高低优劣之分，但是它们开始的是一代崭新的书风，为后来的魏晋时期的书法和书法艺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其实可以称之为书法艺术的稀世之珍。 竹简隶书书法，除却秦、西汉间一部分还较为朴散稚拙、意趣天成外，东汉竹简隶书也非常成熟。存世的诸如《武威汉简》中可以看到西汉末至东汉时简帛书法的普遍水平，这些简帛书法已完全脱去篆书笔意，成为地道的隶书了。可与东汉的隶书平分秋色。竹简隶书笔法带篆意而圆动，出锋处出现隶意方正感、藏头截尾，中锋行笔急速。 第三种为两汉隶书中的残碣断石，从其笔法形态、运笔过程的意韵来看，是“汉隶之末有挑法者也，比篆书易识，比隶书则似篆”，实篆隶之间，以篆书笔法写隶的过渡性书体。如《王凤刻石》（西汉宣帝五凤二年）、《莱子侯刻石》（王莽新朝天凤三年）中可以看出结体简捷、朴实，笔法无挑画、无粗笔，是墨迹隶书中又一风格类型。 （二）碑刻类 东汉是隶书大放异彩的黄金时代，同时也是书家为史册所重视的时代。尽管两汉贾谊已有“善书者而为吏”之说，但是到了东汉班固才有了记载书家之事。同时书法也称为艺术品为人们所欣赏。羊欣称陈遵为“陈惊座”：“每书（陈遵），一座皆惊”。国家之主皇帝也倡导书法于“鸿都门”，还将书法作为选吏的标准之一。在多种社会风气影响促使下，大量的书法人才得以涌现。证明了东汉书法已进入有意识追求的阶段，客观上促进了早期书家群体的形成。 刘勰《文心雕龙·诔碑》云：“自后汉以来碑碣云起”。目前我们所见到的汉碑大多是东汉时期的作品，与前期的简帛隶书相比，风格上各有特点。所以从东汉恒、灵时期（147年—189年）隶书进入了发展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的作品风格严谨、体态多变，艺术水平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高度。 碑刻类隶书最具典型意义的是碑刻隶书，它的陈容庞大、风格各异、流光异彩。其又可分为三类：端庄典雅、法度森严者为一类，如：《礼器碑》（156年）、《乙瑛碑》（153年）、《史晨碑》（169年）等；飘逸秀丽、舒展洒脱者为一类，如《曹全碑》（185年）等；第三类如《张迁碑》（186年）、《封龙山颂》（164年）等，雄浑齐绝，劲挺爽利。正如唐孙过庭《书谱》所说：“隶贵精而密”。有史书稽查的汉代碑刻隶书约七百余种，有拓片存者约一百七十余种，今存原碑刻石者约五十余种，仅从此出便可知汉碑中碑刻隶书的琳琅满目、洋洋大观。汉隶件件作品结体、用笔精道遒劲，盛况空前；书碑者虽没有留下姓名但是却具有高超的艺术才能。 另外摩崖刻石也别具风采。摩崖刻石一般依山而书，因势凿刻，刻后与山势又融为一体，所以书风姿态烂漫、线条跌宕；壮伟淳厚、线条沉稳，如“三颂”（《石门颂》、《西狭颂》、《郙阁颂》）。 可以这样说，自东汉隶书成熟以后中国文字便开始走向了方块化，成为了“今文字”。其前则给“古文字”篆书的发展演变画上句号；其后正体楷书在结体上也没有超出这个大的框架，只是点画（笔法）的丰富与完善，从这种意义上说，我们现在仍处于今文字时期的隶书时代。 汉代隶书多为官方文字，又多用于碑刻，所以大多数书家还是擅长隶书，其中最著名者为蔡邕。  蔡邕 蔡邕，生卒年不详，字伯喈，陈留圉（今河南杞县）人，汉献帝时曾拜左中朗将，故后世称其“蔡中郎”。在古代文人书法中占有突出的地位，笔法学曹喜及李斯，传其创“飞白书”，其代表作《熹平石经》，刻于东汉灵帝四年至光和六年（175年—184年），总石46块，以隶书之正体对文字的规范起了一定的作用；开始了中国历史上首次大规模整理石经刻制工程的序幕，立后形成了“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辆，填塞街阳”的盛况，所以梁武帝《书评》用“骨气洞达，爽爽如有神力”来评其书。  《熹平石经》 汉末著名的隶书书家还有师宜官和上文所说的陈遵等。从此文人书法家便逐步登上并占领了书法这一艺术领域。 然而隶书的下坡路也是从此悄悄开始的，后世的字体方正板滞，点画扁平，把方笔及楷书法引入隶书写法，其病态之源已初露端倪于《熹平石经》。到了魏晋之时，汉隶的音容笑貌尽失；只是到了清季篆隶复兴，隶书的新帷幕才得以拉开。 三、晋唐隶书 伴随着大汉帝国余辉逝去，隶书艺术也失去了往日的风采。原因不外乎两条：一是魏晋时期是中国书法走向自觉的时代，隶书相对于楷、行、草的渐趋成熟流美，而显得拘谨；二是魏晋时期是“今文字”各书体的演变、发展和完善的时期。所以，隶书的式微即是文字发展的内在规律，又是书法发展的必然趋势。 魏晋至唐代不但是楷书初创乃至大成的时代，而且又是隶书式微的开始。此时隶书和秦汉隶书相比，不可同日而语，宛如天上人间。晋唐隶书与秦汉隶书相比较有两大特征： 第一个特征是隶书中笔法的发展演变，对书法地发展起了很大的影响。篆书时代，圆笔占主导；汉隶时代，方笔以“新笔法”走向了书法艺术的殿堂；魏晋时代，越来越强的方正笔法占领了主流。由此可见，方笔给书法带来了一抹新绿，却又把隶书送进了末路。 第二个特征为晋唐隶书中更大的特征是以楷书写隶书。是秦汉隶书中原来重用篆隶笔法而转用楷书写隶书，方笔及楷书的冲击使晋唐隶书在艺术上表现为一种规矩严谨的艺术风格。当然若考察整个晋唐时代，则魏晋六朝偏于方笔，隋唐隶书多用于楷法作书。 魏晋时代，以隶书名世的不乏其人，锺繇便是一位。  锺繇 锺繇（151年—230年），字元常，颍川长社（今河南许昌）人。羊欣称锺书：“锺书有三体（其它二体，“章程书”就是楷书、“行狎书”就是行书）：一日铭石书，最妙也……”（南朝宋·羊欣《采古今能书人名》）。此处的“铭石书“就是刻石碑之书即隶书。相传《上尊号碑》、《受禅碑》即为其所书。这两个魏时之代表作其结体规整、用笔时方，有自家面目。 锺繇之后，索靖、王羲之亦善隶书，惜“逸少”隶书不传。今传世魏晋隶书多为无名氏之书，均师法汉隶雄强穆厚一路的书风，如《孔慕碑》、《曹真碑》、《广武将军碑》等。 隶书的河流流淌到了唐代，除了方笔之外，楷法俱入，只存隶书之势而笔法全无，其以隶书名世者，要数韩择木、徐浩、李隆基、史惟则、蔡有邻等人。 韩择木，生卒不祥，玄宗时昌黎（今河北通州人），官致右散骑侍等职，人称“韩常侍”，是韩愈叔父。存世书作有《告华岳文》、《叶慧明碑》。观其书整齐遒美，中锋行笔，于方整中多变化、朴厚中见劲媚，后人评之：“虽姿宇不至俊茂，而言正可谓”。（明·赵崡《石墨菁华》）  韩择木 徐浩（703年—782年），唐越州（今浙江绍兴人），字季海，官至会稽郡公、太子少师，人称徐会稽。攻楷、行、隶书。传世隶书有《嵩阳观记》。明朝王世贞对其书评曰：“书为徐浩古隶，与开元帝隶绝相类。虽以肉胜，亦自有态，可宝也。”其实，此书姿媚丰润有余而古朴不足。正如宋朝米芾在《海岳名言》所云：“晚年力过，更无气骨”。隶书到了唐代一如落日黄昏，大势已去。（凡是涉及到作品的介绍、分析此节略，详见第三节）  徐浩 唐代以后，隶书在书法艺术中越来越不被人们所重视，唐末五代至明末（近六百年的历史）甚至可称是书法自汉代以后的无隶书时代；占据主流的是任意挥洒的行草书，故省略。只有到了清代，带着新气息的隶书才走上了历史的舞台。 四、清代隶书 隶书经过春秋战国的发端，到了汉代已大放异彩。晋唐之时，以新法写隶——方笔和楷书笔法写隶书，问津者渐少，留下了一抹余辉。唐代以后的隶书江河日下、少有起色，只有到了清代，隶书才又峰回路转，开启了新的艺术旅程。 清代篆隶复兴，渐成“帖学”与“碑学”花开两朵的局面。在这个中国书法历史上转折期里，主要发展脉络是碑学逐渐兴起，帖学逐渐衰微的过程。有两个方面原因：一方面书法到了唐代已登峰造极，使后人难以项背；行草则由“二王”到“宋四家”，历代大家连绵不断，后人也难出其右；另一方面清季训诂、考古之学兴起，并且有大量金石文字陆续问世，伴着碑学理论的崛起，篆隶终于又迎来了另一个春天。所以杨守敬在《学书迩言》中云：“国朝行草，不及明代，而篆分超轶前代直接汉人”，可见学书之盛。清代隶书不但上乘籀篆，取法汉人，旁涉北碑，开一代风气之先河，而且极重用墨的变化，枯涩、温润相映成趣。 清代隶书大致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二）前期隶书（立国—乾隆末期） 清王朝建国之初，由于秦汉金石的不断发掘、朴学的兴起，再加上郑簠、朱彝尊等人的大力倡导，出现了一批隶书名家。他们在隶书上取法众多、及尽变化，或取篆籀笔势或运行草笔意，更有以秦篆、魏碑、唐楷之法参之，非隶非篆、亦隶亦篆，为清代隶书辉煌时期的到来做准备。 相对于后期隶书，前期隶书不大为后人所重，且专门论隶书的著作也不多，至乾隆年间才有桂馥的《国朝隶评》之评书。 郑簠（1622年—1694年），字汝器，号谷口，江苏南京人。他的学书也走了不少弯路，曾习宋钰隶书20年没有进步，去古渐远，深悟不求原本之故，乃又学汉隶，始知朴而自古、拙而自奇，并沉酣其中三十余年，遂成汉隶之名家。隶书从《曹全碑》、《史晨碑》化出，参以草书笔意，朴素中见巧、庄严中寓奇，“沉着而兼飞舞”。钱泳在《履园诗话》中云：“囯初有郑谷口，始学汉隶，在从朱竹垞讨论之，而汉隶之学复兴。”郑氏在当时具有筚路蓝缕的开创之功。朱彝尊称其为“古今第一”，此言论就汉以后的隶书而言，实非过誉。  郑簠 朱彝尊（1629年—1709年），字锡鬯，号竹垞，浙江秀水人。曾参修《明史》，是清代浙西词派之开山。著作颇丰，有《径训考》《明诗综》等。其将隶书划分为三种风格类型：即方整、流丽、奇石。而他自己取法“流利”，其书“笔意秀劲，韵致超逸”，稍缺少骨力。朱氏和郑谷口跳出帖学之樊篱，对后世多有影响，如画家石涛的隶书多受其影响。石涛晚年客居扬州，其书对气后金农、郑燮等均有影响，成为扬州书画家的宗师。  朱彝尊 金农（1687年—1763年），字吉金，号冬心，浙江杭州人，为“扬州八怪”之一。科场失意后，周游四方，足迹遍天下，晚年客居扬州以买画为主；喜作隶书，甚有创意，以扁锋作“漆书”。“漆书”笔墨质朴、风格奇异、字体方整，似由魏碑而来，用笔粗犷、坚细、撇捺上翘，斩钉截铁，具有大家风范。金农在其《鲁中杂诗》中云：“会稽内史负俗姿，字学荒疏笑驰骋，耻向书家作奴婢，华山片石是吾师。”提出摆脱“帖学”师法汉碑的观点。  金农 清代前期善书者还有桂馥、郑板桥、翁方纲等人。 （二）后期隶书（乾隆末年—清末） 乾隆、嘉庆之际，经济繁荣与发展，书学也随之受益。碑学理论十分活跃并有所建树；阮元的《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包世臣的《艺舟双楫》和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等在理论上完全确立了碑学的地位。金石考古之风日渐盛行，汉碑的研究也更为深入了，如翁方纲得《西汉金石记》堪称研究汉隶的集大成之作。他们对汉隶的研究更全面、更系统、更科学。在以上有利的基础上隶书创作进入了大丰收的季节，出现了邓石如、伊秉绶、何绍基、赵之谦、吴昌硕、陈鸿寿等这些隶书大家。 邓石如（1743年—1805年），名琰，字石如，号完白山人，安徽怀宁人，清代篆隶大家。他少年刻苦力学，专心于秦汉以来的金石碑刻，后被曹文植带入京城，名动当时。赵之谦说：“国朝人书以山人为第一，山人以隶书第一。”其书笔力深雄，婀娜多姿，篆从隶入，离从篆出；印从书入，书从印出，当自成一篆之风范。他的篆隶成就，不仅在清代，即便是放入整个书法史的高度也是值得一提的。从今天的角度来看，清代后期篆隶两体成就斐然，与他是分不开的。康有为云：“完白人末出，天下以秦分为不可作之书，自非好古之士，鲜或能之。完白既出之后，三尺横竖，能为篆。”事实的确实如此，自完白之后，习隶者无不仰其鼻息。此外又因邓氏文化素养少弱，故书中气息格调不高。  邓石如 伊秉绶（1754年—1815年），字族似，号墨卿，福建汀州人，人称伊汀州。进士、工诗、喜道家之学。其四体皆工，尤以隶最，隶书从《衡方碑额》化出，嘴大的特点是：横画挺直，不作一丝矫作之态；又以篆法写隶书，将篆隶拙朴、雄强的精神融为一体，故风格俊爽，气势磅礴，成大拙之势。他的书法与金农不衫不履的山林气息、邓石如激楚苍凉的阳刚之气，鼎足而三，各诣其趣。伊氏亦自云：“其肆、恣纵、更易、减省、虚实、肥瘦、毫端变幻、出手腕下，应知凝神造意，莫可望拙。”观其书，果然如此。  伊秉绶 何绍基（1799年—1873年），字子贞，号东洲，湖南道州人，博览群书，诗文书画一不精，行书尤名于世。平生书写对联居多，人谓“书联圣手”。其书法从颜真卿处得神髓，又精研魏碑、篆隶，以“回腕”法化为自家风貌；隶书用笔较其行草更加迟涩、欲行还止，大有“盘马弯弓惜不发”（韩愈《雉带箭》诗）之味，人们对其又抖动太过之微词。赵之谦评其书曰：“天仙化人妙”（《悲庵剩墨》）。然隶书终不及行书。  何绍基 赵之谦（1829年—1884年），字撝叔，号益甫，浙江会稽人，是一体艺术才华双绝的通才。金石书画，绝不旁人门户，且见识颇高。以魏碑造像笔意入隶书，皆刚健婀娜，姿态万方，虽师法完白，然己意已出，实为一代大家。赵氏的书法艺术实践是清代后期书法的典型写照，不但精于篆刻、篆隶，而且其楷、行书呈现书风转向魏碑的时代特征；其重要的碑帖融会实践开启清末以后书法发展的道路。 赵之谦 吴昌硕（1844年—1921年）原名俊卿，字昌硕，浙江安吉人，实清末金石书画大师，书艺精深，名播广远，至今不衰。其一生专事《石鼓文》，笔力雄浑、气势逼人，自谓：“一日有一日之境界”。隶书亦大有可观：重碑汉，不取扁态、波挑内蓄、力大笔重、方整浑圆，惜传世隶书不多。 吴昌硕 近代以来隶书倍受喜爱，至今流行不衰，当代习隶书者众多，皆有可观之处，然真能点击史册者稀少；再者近现代离我们不远，有的还与我们当代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不能真实的、恰当的、有高度的评说，故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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