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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文章给大家说到，胡雪岩破产的标志就是阜康钱庄的倒闭。而关于阜康钱庄的倒闭缘由，历来主要归结于政治倾轧和生丝大战。怎么回事呢？ 政治倾轧 先说政治倾。1883年，时值中法战争，当时清廷命令左宗棠领战，胡雪岩着急为左宗棠筹措军费，一时焦头烂额，正这时候，胡雪岩的对手、背靠李鸿章的盛宣怀一看时机来了，准备下手。当时李鸿章与左宗棠是对头，胡雪岩还外国贷款的协饷是掌握在李鸿章手里的，由李鸿章授意上海道台邵友濂发放。这天，盛宣怀乘机找到上海道台邵友濂，说：李大人有意缓发这笔协饷，时间是20天，结果邵友濂就照办了，这样一来，阜康钱庄就失去了临时周转的资金，同时盛宣怀事先向那些外国银行放风造谣，说胡雪岩资金即将断裂，这些洋行一听，焦虑万分，纷纷向胡雪岩催款，事发突然，胡雪岩只能阜康钱庄先支取80万两补上漏洞，此时盛宣怀又趁机托一些大户到阜康钱庄提兑，且四处放风说：胡雪岩积囤的生丝已经赔了血本，欠外国银行贷款80万两，马上就要面临倒闭！如此一来，提款人群恐慌不已，纷纷到阜康银行要求提款，最后将阜康银行挤兑倒闭。 其实，这个说法同样没有史料依据，纯属演绎。但胡雪岩积囤生丝确有其事，怎么回事呢？ 生丝大战 胡雪岩的积囤生丝源于一场和洋商的生丝大战，这也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和外商的面对面的商战。晚明以后，江浙一带已经是全国纺织业的中心，但采用的还是传统的手工纺织，也就是黄道婆那一套，但1860年后英美各国的机械缫丝厂进入中国，效率远胜手工纺织，结果对国内纺织业造成致命打击，这样一来，外国商人就有了价格优势，将垄断中国的蚕丝贸易，为了保护民族产业，胡雪岩干了一件当时的民族义举——以高于外商价格收购农民的蚕丝，控制原材料，让大鼻子老外的缫丝厂收不上蚕丝。但实际上这是胡雪岩的一场投机：由于控制了原材料，最后价格必然上涨，届时胡雪岩还可以卖出获利。 当时胡雪岩动用了多少资金投入这场生丝大战？普遍说法是2000万两，囤积了15000包生丝，结果到1883年11月，阜康钱庄由于面临资金链断裂，胡雪岩不得不低价卖出生丝，一下损失800万两，所以很多人认为，胡雪岩积囤生丝是导致其破产的根本原因。 但后来有学者考证，这个说法是站不住脚的。根据当时的蚕丝价格史料，推算出胡雪岩并没有投入2000万两，至多投入几百万两，损失一百多万两，这个损失根本不至于对阜康钱庄的资金链造成致命打击。 那阜康钱庄倒闭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 倒闭潮引发挤兑 我们需要回到当时具体的历史情境。要知道，在当时，阜康钱庄倒闭并不是个例。阜康钱庄在倒闭前，上海钱庄已经出现了一股倒闭狂潮：由于1883年，中法战争阴云笼罩，结果在上海爆发了中国第一次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导致市面萧条，当时的上海《申报》记载，进入1883年，倒闭商铺非常多，直接牵连到放贷的钱庄。2月1日上海的信源钱庄倒闭，亏损“八九万两”；4月5日，上海的利康钱庄又宣告倒闭，亏损“二十九万两”，到10月8日，又有两大钱庄亏损倒闭，市面银根奇缺。而钱庄不断倒闭的消息，又引发了更加猛烈的挤兑，1883年年初，上海有78家钱庄，到年底，只剩下10家。如此形成连锁反应，外地钱庄很快被波及，过了两个星期，和阜康钱庄齐名的杭州德馨钱庄突然倒闭，紧接着12月1日，阜康钱庄倒闭，先是杭州总部和上海分部同时倒闭，过了几天消息传到北京，12月5日当晚，北京分部门口“取银之人拥挤不断”，第二天就倒闭了。当时光是被《申报》点名报道的倒闭钱庄就多达30多家。 也就是说，阜康钱庄的倒闭，与当时大的金融环境密不可分，如同多米诺骨牌，在一片挤兑潮中，阜康钱庄很难独善其身。 总结 胡雪岩的阜康钱庄是钱庄沉浮的一个缩影。 “成也红顶，败也红顶”，在胡雪岩身上体现的淋漓精致。马云曾经在一次演讲中说，胡雪岩是最好的榜样，因为它做生意很有大局观，意思是你看到的世界多大，你能做的生意就有多大。但他更强调了一点，胡雪岩是一个坏的榜样，因为钱权不分，最终丧失了一个企业家的独立性。这其实也给我们今天很多企业家处理政商关系提出反思，也许，金钱和权利最好的关系就是大路朝天各走一边。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胡雪岩的是一个传统的中国企业家面对现代金融危机的悲剧。在官场上胡雪岩也许如鱼得水，但是面临真正的市场竞争，胡雪岩显然没有足够的风险意识，阜康钱庄作为一个金融机构，并没有没有做好现金流管理，这是一个传统企业家由于时代和认知局限导致的悲剧，也是留给我们今天很多企业家的深刻教训。 知识补充 钱庄与票号区别 在了解了日升昌票号和阜康钱庄之后，有的读者可能会关心一个问题，就是钱庄和票号到底有什么区别呢？这里给大家稍作补充。 钱庄和票号在信贷业务上区别并不明显，都做汇兑，也做存贷。不过整体偏向不同，票号主营长途的大额汇兑，或者说“异地大额取款”，一般并不经营零散的个人业务，资金通常在几万两之间，因为票号一开始就是靠这个起家的，搞的是连锁经营。钱庄则重在本地商家的汇兑与居民存贷业务，打个比方，票号好比连锁超市，钱庄好比零售商便利店，满足的是大家日常的金融需求，更加便民。但这并不是主要的，钱庄和票号最大的区别是风险。 难抗风险 很多人可能觉得票号经手的都是大额汇兑，风险更大，其实不然，票号对风险的把控比较严格，而且汇兑的很多都是官家的银子，属于公款，资本雄厚，所以相对稳健；相反，钱庄往往财力有限，资本充足率很低，那怎么办呢？只能吃风险饭--可能资本金只有区区几万两，就敢做几十、上百万两的贷款，经常搞一些风险大的投机贸易。 问题是，钱庄哪来这么多钱放贷呢？ 一方面通过承诺高利率大肆吸收存款，另一方面，钱庄主用自身的财力和商誉作为信用保证，就像胡雪岩，可以凭着个人信用到处融资。万一资金周转不过来呢？钱庄也有法子，--从票号或者外资银行那里借款应急。但很明显，这种模式的抗风险能力极差：钱主个人信誉可能此一时彼一时；应急款项依赖的也不是自有本金，而是拆借来的，一旦洋行或票号抽贷，钱庄就面临资金断裂的风险。 这一点，在1883年的金融危机中，体现的极为明显。 我们知道，19世纪80年代正处在洋务运动后期，国内造铁路、开煤矿、兴轮船如火如荼，相关的股份公司纷纷建立，很多官督商办企业大量地发行股票，钱庄的很大一部分资金 通过放贷流入股市，结果因为金融危机爆发，大量贷款在股市蒸发，形成巨大窟窿，而此时原本给钱庄放款的票号和洋行，立刻停止了拆借，抽走了钱庄大量的流动性资本，导致钱庄的坏账呆账不断。胡雪岩的阜康钱庄当时有大量的资金放贷在外难回收，同时又失去拆借提供流动性支持，所以一旦遭遇挤兑风潮，很难招架。 这就是为什么1883年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很多票号并没有因为这次金融危机倒闭，反而是钱庄大批倒闭，这也是钱庄本身的宿命——在高风险的现金流管理下，难以抵御市场变化和政治动乱。 当然，以上分析的是钱庄和票号的内在区别，放到更大的格局，钱庄和票号之所以都没能走到今天，根本还是因为和现代银行相比，他们的集资系统还是前现代化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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