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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此篇虽是小题，却是对定窑早期印花瓷研究的一次探索，学术价值含量高。作者李新民是一位富有学术朝气的年青文博工作者，工作繁忙之余，一直坚持刻苦钻研古陶瓷，更虚心好学，多与体制外的行家藏家圈子作收藏交流，丰富充实了阅历。 本文写作简洁流畅，扎实专业，能够兼顾文物研究的历时性和共时性，通过分析从金银器到瓷器的纵向替代生产、不同时期工艺的流变，以及对唐代各个关联窑场同类产品的横向比较，从陶瓷史的动态和静态研究都有所展开，并且敢于站在一个新视角，有理有据的提出与前辈们不同的看法和观点，发展了穆青先生的观点，实难能可贵。古陶瓷学术界和文物界，太需要他们这种有素质、有追求的新人，也太需要这类敢于突破旧囿的新创见、新观点。 —— 秋水堂 万 斌 陈万里先生在《邢越二窑及定窑》一文中称：“就定瓷的制作说，所谓划花、刻花是模仿越器的，不过印花的方法，却是定窑的独创。”1有关定窑印花创烧年代的问题，上世纪80年代《中国陶瓷史》的“始于北宋中期，成熟于后期”2及李辉炳先生的“北宋后期兴盛说”3颇具影响。本世纪以来，专家学者们基本秉承了这一观点。但实际上，早在晚唐时期定窑就已出现印花装饰，河北古陶瓷专家穆青先生在其编著的《定瓷艺术》一书中就曾提及到此观点4。而且，唐代时期的巩义窑、邢窑、长沙窑等南北诸窑场也已普遍流行类似模仿金银器錾花、捶揲工艺的印花瓷，现分述如下： 一、唐代定窑印花概况 就目前现有的馆藏及出土实物而言，唐代定窑印花装饰主要出现在晚唐时期的海棠杯、长方形盘等器物上。印花较为简单，以鱼纹、花卉纹为主。这类印花产品采用模制成型，出土与馆藏量相对较多。1997年曲阳涧磁村晚唐墓葬曾出土白釉印花鱼纹海棠杯（图1）和白釉印花花卉纹四方委角盘（图2）各一件，定州市也曾出土晚唐鱼纹海棠杯(图3)1件。台北故宫博物院（图4）、上海博物馆（图8）各藏有晚唐白釉印花鱼纹杯一件，与定州市出土的鱼纹海棠杯十分相近。河北省定州市博物馆藏有1件晚唐五代时期的白釉印花牡丹纹双脊式花口盘（图5）。此外，远在非洲埃及的福斯塔特遗址曾有出土（图6），法国吉美博物馆也有收藏，可见当时这种产品的数量相当可观。 图1 晚唐 白釉印花鱼纹海棠杯 1997年曲阳涧磁村晚唐墓葬出土 图2 晚唐 白釉印花花卉纹四方委角盘 1997年曲阳涧磁村晚唐墓葬出土 图3 晚唐 定窑印花鱼纹海棠杯 定州市出土 图4 晚唐 定窑印花鱼纹海棠杯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5 晚唐五代 白釉印花牡丹纹双脊式花口盘 河北省定州市博物馆藏 图6 晚唐 白釉印花鱼纹海棠式杯 埃及福斯塔特遗址出土 二、唐代定窑印花工艺 唐代定窑印花主要器型海棠杯、长方形盘等采用模制成型技法，花纹直接刻在底模上，这种方法与金银器加工中的“模冲”成型法完全一样。印模的制作手法有两种：一种是采用针状工具在模具上划刻出浅细的花纹，翻印到瓷器上就成为微微凸起的阳文图案，这种风格与划花白瓷相似，但划花是直接在胎体上划刻，线条是下凹的阴线，而印花是划刻模具，翻印到瓷器上就形成凸起的阳线，线条清晰流畅具有独特的装饰效果。1997年曲阳涧磁村晚唐墓葬出土的白釉印花鱼纹海棠杯和白釉印花四方委角盘（图7）都属于这种类型。另一种刻模手法是在底模上用刻刀将图案深深地挖刻出来，翻印到器里形成凸起的带有较强立体感的花纹（图8）。 图7 晚唐 白釉印花花卉纹四方委角盘 1997年曲阳涧磁村晚唐墓葬出土
图8 晚唐 定窑印花鱼纹海棠杯 上海博物馆藏 三、唐代定窑印花源流 唐代，除了邢窑外，对定窑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上流社会十分推崇的金银器。晚唐定窑印花海棠杯、长方形盘等采用模制成型的方法，与金银器加工中的“模冲”成型法完全一样。定窑生产的海棠杯、带把杯、凤首壶以及器型中出现的瓜棱腹、花式口、卷边等，都是模仿金银器皿的造型和工艺特点（图9）。
图9 唐代晚期流行的金银器图样 金银属于贵重稀有金属，自古就被视为财富与权利的象征。汉代，使用金银器能够延年益寿、长生不老的观念已在统治阶层形成。此后，这种观念历经魏晋、南北朝一直流行到唐代。据《太平御览·珍宝部·银条》载：“《唐书》曰：武德中，方术人师市奴合金银，并成，上异之，以示侍臣。封德彝进曰：‘汉代方士及刘安等皆学术，唯苦黄白不成金银，为食器可得不死。’”上层社会对金银器的偏好，极大地刺激了唐代金银器的发展，也促使了整个社会对金银器的追逐。 正是基于这样的社会背景，定窑极力模仿金银器以迎合市场需求。晚唐定窑印花产品海棠杯、双脊式花口盘等器型，鱼纹、花卉纹等纹饰，都是同时期金银器中常见的器型与纹饰。
图10 唐 “黑石号”沉船上打捞起的金碟
图11 唐 银鎏金缠枝纹长杯 日本白鹤美术馆藏
图12 唐 摩羯纹金杯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图13 唐 鎏金双鸾戏珠纹菱形银盘 镇江市博物馆藏
图14 唐 四鱼纹菱形银盒 镇江市博物馆藏
图15 唐 双鱼纹四曲银碟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四、其他唐代窑口印花 唐代金银器对瓷器的影响是十分广泛的。从唐代中期起，南北许多重要窑场如浙江的越窑、河南的巩义窑、河北的邢窑、湖南的长沙窑等，都大量模仿金银器造型的瓷器。这些窑场在模仿金银器的同时，也生产印花产品。特别是印花海棠杯，在巩义窑、邢窑、长沙窑中都有生产，与晚唐定窑印花海棠杯极为相似，应当都是源于对金银器的模仿。
图16 唐 越窑 青釉海棠式杯 上海博物馆藏
图17 唐 巩义窑 葵口出筋印贴花龙纹碗 出自“黑石号”沉船
图18 唐 巩义窑 葵口印贴花龙纹碗 出自“黑石号”沉船
图19 唐 巩义窑 仿金银器印花海棠杯 馆藏器
图20 唐 邢窑 白釉鱼叶纹海棠环把杯 邢窑博物馆藏
图21 唐 邢窑 白釉印花海棠式杯 安徽无为县博物馆藏
图22 唐 长沙窑 酱釉海棠形印花杯 1983年湖南望城县长沙窑窑址出土
图23 唐 长沙窑 青釉印花莲纹海棠杯 长沙窑窑址出土 五、结语 对金银器的模仿，是唐代定窑印花工艺产生、发展的最直接原因。该时期的定窑印花产品并非定窑独创，而是整个社会审美的普遍表现。 关于定窑印花的出现时间，本世纪以来，专家学者们基本秉承了“北宋中期说”这一观点，如故宫博物院吕成龙先生的“印花装饰出现在北宋中期，成熟于晚期，流行于金代”5，台北故宫博物院蔡玫芬女士也认为“北宋中期，内模印花纹饰出现”6。笔者认为不论是“北宋中期说”，还是“晚唐说”，二者并不矛盾，只是各自所指不同，即定窑印花装饰出现于晚唐，而具有定窑瓷器成熟装饰风格的印花则自北宋中期起开始盛行。 注释： 1 陈万里：《邢越二窑及定窑》，《文物参考资料》1953年第9期。 2 中国硅酸盐学会编：《中国陶瓷史》第233页，文物出版社，1982年。 3 李辉炳：《定窑的历史以及与邢窑的关系》，《故宫博物院院刊》1983年第3期。 4 穆青：《定瓷艺术》，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62-65页。 5 吕成龙：《定窑瓷器研究综述》，《故宫博物院八十七华诞定窑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故宫博物院古陶瓷研究中心编，故宫出版社，2014年。 6 蔡玫芬：《自然与规范·宋、金定窑白瓷的风格》，《定州花瓷：院藏定窑系白瓷特展》，蔡玫芬主编。 参考资料： 1 穆青：《定瓷艺术》，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 2 张柏：《中国出土瓷器全集》，科学出版社，2008年。 3 北京艺术博物馆：《中国古瓷窑大系·中国定窑》，中国华侨出版社,2012年。 4 北京艺术博物馆：《中国古瓷窑大系·中国邢窑》，中国华侨出版社，2012年。 5 蔡玫芬：《定州花瓷：院藏定窑系白瓷特展》，2013年。 6 张静、齐东方：《古代金银器》，文物出版社，2008年。 7 段清波：《中国古金银器》，湖北美术出版社，2001年。 8 陈锐：《大唐气象——长沙窑印花瓷器》，《收藏》，2015年第11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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