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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灞桥文界十弟兄张君祥】 上世纪五十年代，灞桥区曾出现全国著名的“白庙诗村”；六十年代，又出现了“灞桥文界十弟兄”；九十年代，书画界又出现了“灞上六士”。前后两者，皆有史册记载，唯独“灞桥文界十弟兄”鲜为人知。
后排左起：陈鑫玉、王宏海、仲益春、张君祥、贺治坤、蒋三荣 十弟兄九人出身是农民 “灞桥文界十弟兄”诞生在1965年。 这年四月，西安市召开文艺创作会演大会，灞桥区选了十名代表参加，其中有蒲连贵、陈忠实、张君祥、郭丁戊、陈鑫玉、唐高、蒋三荣、贺治坤、仲益春、王宏海。 回想起我们十弟兄参加大会的情景，记忆犹新。那次大会在骡马市的西安市群众艺术馆小剧场（当时群艺馆在此）召开，文艺会演在解放剧院举行，住宿在骡马市南头的“农民旅馆”，就餐却在骡马市北头的“东亚饭店”，食宿真是“土洋结合”，差异很大，住的是通铺，吃的是洋餐，会议总共召开了五六天。 这十名代表中，有写散文小说的，有写戏剧曲艺的，还有写诗歌和其他文体的。当时，陈忠实的《樱桃熟了》《夜过流沙沟》发表于《西安晚报》；蒋三荣是位农民诗人，他的多首诗歌发表于报端； 陈鑫玉创作的小戏曲《争鸡蛋》也曾参加西安市文艺会演，报告文学《哑巴对我说》获得《陕西农民报》百花园征文一等奖；我的处女作《断了镢头》曾获一九六四年西安市文艺会演创作演出两个甲等奖，我创作的秦腔剧《双牛记》在解放剧院公演。 我们十弟兄中，除蒲连贵是文化馆干部外，其余人当时都是农民。我们穿着均是农民衣服，开会坐一条长椅，吃饭坐一张桌子，睡觉睡的是一个通铺，就连休会时出去逛街，都是“红萝卜不拆把儿”，一块去，一伙回，就怕把谁丢了。 有一天下午，我们出去逛街，走到北大街照相馆门前，大伙都向照相馆的橱窗看，记不起在谁的提议下，我们进了照相馆，拍了一张十弟兄的合影，保存至今。 陈忠实创作成就最高 为了在文学创作上相互促进、提高，在陈忠实的倡导下，经大伙商定，一个自发的“灞桥文界十弟兄”文学群体自然组成。我们规定，每年“十弟兄”聚会一次，各自拿出自己的作品，集体研讨，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共同提高。 陈忠实的《高家兄弟》和我的《招工》等，就是在我家的热炕头讨论的；陈忠实的《接班以后》是在郊区党校（今灞桥区政府中楼）“农业学大寨”展览筹备办公室讨论的。 这样一个自发的文学团体，从1965年始，一直延伸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大郊区成立，由郊区文艺创作中心组取而代之。郊区文艺创作中心组里，“灞桥文界十弟兄”是其重要成员。 七十年代，“十弟兄”的文学创作水平达到一定的高度，创作热忱也极为高涨。首先是陈忠实的中篇小说《接班以后》的发表，反响强烈，各种版本的《接班以后》相继出现。 尔后，由陈忠实改编的电影《渭水新歌》由西安电影制片厂拍摄成功，在全国公映。我的锣鼓快板《拣棉籽》被全国多家文艺团体排演，后被省上推荐为全国曲艺会演节目；蒋三荣的诗，多首发表于报刊，也曾获奖。 在“十弟兄”中，文学成就最高的是陈忠实。他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创作出了轰动全国的《白鹿原》，也将“陕军文学”推到了一个新高度。 这些年来，“十弟兄”的人生轨迹也各有不同。其中的陈鑫玉，由一个农民，晋升为灞桥区委宣传部部长和区人大副主任；郭丁戊由一个农民，提拔为区农工部部长；仲益春成为育人的教师；有的还当了乡党委书记和区办公室主任。 三十周年再相聚 1995年，是我们“灞桥文界十弟兄”成立三十周年，我很想念他们，想借此机会聚在一起，叙叙旧。我前往省作协找陈忠实商量，忠实说：“最近，我要到美国和加拿大去，等我回来再聚吧。” 陈忠实回来后，决定7月20日纪念会在我家召开。这天，我用自己家务的葡萄，招待了弟兄们。大伙聚在一起，说说笑笑，忠实谈他在美国和加拿大的趣闻，乐得大家人仰马翻。最后，忠实还给每位弟兄题了一幅字，为我所题:回归家园。 “灞桥文界十弟兄”，在我的心目中占着重要的地位，是他们促使我从一个仅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人变为一位作家，对我永远是一种激励。从1986年开始，我背着老妻烙的干粮，自费上中条山二十余次，踏遍晋、豫、陕大地，走访抗战老兵三百余人，追寻“陕军”抗战史，创作出长篇纪实文学《立马中条》（合著）及《立马中条画史》等，揭开沉默六十余年“陕军”抗战史，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反响。 “灞桥文界十弟兄”的诞生，已有五十多个年头了。到现在，包括陈忠实在内的六人已经离世。人老了总爱怀旧，我常常拿起十弟兄的旧照，有时充满欣慰，有时又不由得老泪横溢。
本文作者：张君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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