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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谈三点感悟，希望对大家做学术研究，做有意义的学术研究、做有影响的学术研究，有所启发。  经济学学术研究的——定位 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不同于政策研究，有点类似于自然科学中科学与工程的区别。学术研究是为了揭示基本道理，而政策研究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我们中国人对解决问题非常热衷，也很急切。但是，在基本道理没有搞清楚的情况下，忙于解决问题就往往会出错。急功近利会因小失大，取近失远。所以在这种环境下，我们要更加重视学术研究。 另一方面，经济学是社会科学，不是数学。既然是科学，理论就必须要有现实的相关性，必须要经过事实的检验。但是，现实相关性并不等于“立即有用性”，即立竿见影式的有用性。马斯金的机制设计理论后来被应用于无线电频谱拍卖，是非常有用的，但是这并非他从事这项研究时的初始动机。即使是哈特的合同理论，与现实如此相关，也不是能够马上应用于具体的改革之中的。但是，这并不降低他们的学术贡献的重要性。 社会科学，包括经济学的学术研究，必须遵循科学方法。科学方法就是在理论框架中使用分析工具进行严密的理论和经验论证。博弈论、信息经济学、合同理论、激励理论都是重要的框架和工具。创新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充分利用已有的文献，做出前人没有做出的工作。 经济学学术研究中——问题的重要性 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开始，中国经济改革问题和转轨问题成为越来越受关注的问题。但是，中国问题本身并非是重要经济学问题的充分条件，当然也非必要条件。中国的经济搞得好与中国的经济学搞得好并非是一回事。 要选择中国经济中的重要问题做研究，是做有影响的研究的前提。有关计划与市场的争论；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竞争；占人类1/3人口国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中国经济的崛起，在总量上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并会成为世界第一；在这些历史性事件中蕴含不少重要问题，有待我们从中选出，并去研究，去探索。 现在中国高校中的经济学的知识性和技术性训练比20年前、10年前都大大提高了，如何做研究的技能也相应提高了。但是，“做什么”研究不同于“如何做”研究，前者是更难获得的。选择有意义的、重要的问题，远比学好知识性和技术性的内容更难实现。 今年10月份我参加求是自然科学奖颁奖，杨振宁在讲到物理学在中国的发展现状时说，物理学中要做出伟大的工作，不在于技术训练，而在于选择重要的问题。他举了海森堡的例子：尽管他的论文中计算有误，但是他抓住了重大的问题。杨振宁认为目前中国物理学家做出突破性研究的主要障碍不是技术能力，而是对研究问题的选择，而后者需要“科学传统”。物理学尚且如此，那么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更是如此。选择重要问题的能力比技术能力更为重要，而科学传统则需要长时间的积累和传承。 在科学探索中——动机的意义 我记得在2010年底在北京举办的纪念科斯100岁生日研讨会上，许成钢引用了《爱因斯坦文集》中“探索的动机”一文。这是爱因斯坦在1918年4月在柏林物理学会举办的普朗克60岁生日庆祝会上的讲话。爱因斯坦在讲话中说道，在科学的庙堂里有各式各样的人，他们探索科学的动机各不相同。有的是为了智力上的快感，有的是为了纯粹功利的目的，他们对建设科学殿堂有过很大的甚至是主要的贡献。但是科学殿堂的根基是靠另一种人而存在。他们总想以最适当的方式来画出一幅简化的和易领悟的世界图像，他们每天的努力并非来自深思熟虑的意向或计划，而是直接来自激情。 在我看来，科学探索的动机有三个层次，分别基于三种价值观：短期功利主义、长期功利主义、内在价值的非功利主义。对短期功利主义者而言，做研究是为了发论文、出成果、评职称。对长期功利主义着而言，做研究是为了创国内一流、争世界一流、拿诺贝尔奖。对内在价值的非功利主义者而言，做研究是为了探索世界的奥秘，追求真理。 在今天的中国，具备第一类动机的研究者很多，具备第二类动机的研究者也有，而具备第三类动机的研究者就寥寥无几了。 第一类研究者，虽然也能出成果，但是不一定有太多创造性，因为太急功近利。第二类研究者比第一类具有更加长远的目标，可以做出创造性贡献，甚至开创性贡献。但是，这不是科学探索动机的最高境界。诸如爱因斯坦、普朗克、科斯这样的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他们具备最高的境界。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殿堂中如果没有他们，就不称其为殿堂。 在经济学学术探寻的道路上，我们应有更高的境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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