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小刚 | “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笔谈

柯小刚：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古典书院院长。

柯小刚老师画作

弗朗索瓦·于连的《圣人无意》为了看清“哲学”是怎么回事，特意以“智慧”作为“哲学的他者”来参照。他说中国没有发展出希腊式的哲学，希腊也在苏格拉底这个“十字路口”上转向了哲学。于连的工作显然是在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福柯等“哲学家”——有趣的是我们仍然称这些人为“哲学家”——所揭示出来的“哲学的终结”或“哲学的危机”背景中，对哲学之“合法性”——西方哲学之“合法性”！——问题的一个考量。他的考量以“智慧”为参照。“智慧”非必是“中国的”，但他认为“智慧”的确是在中国传统中得到了发扬。

 

我们为什么不能像于连那样以“哲学”为“智慧的他者”而来参照考量“智慧”呢？因为“智慧”在现代汉语的使用中并未确立为一门“学科”。相当于于连所谓“智慧”的这门“学科”，在现代汉语中叫做“中国哲学”，或者更准确地说，有可能叫做“中国哲学”。加上“有可能”，是因为这还是在其使用中生成着的一个词语。结果也许取决于“中国哲学”这个词与“中国哲学史”这个词的渐渐分离，以及在分离之后回过头来影响“中国哲学史”这个词的意义。我便是如此理解陈嘉映老师在其笔谈中所说的下面这句话的：“中国哲学指的不是用汉语进行诠释的工作，而是指（有资格）被诠释的作品。”

 
于莲著《圣人无意》

张祥龙老师在其笔谈中所论及的“现实的形势考虑”（张祥龙：“我们今天身处西方化的学术体制之中，与国际接轨或称为‘与教育部接轨’的大学中只有哲学系，没有孔学系、道学系、佛学系，也没有道术系。这样，不加区别地判定中国自古无哲学，只能陷中国的各种哲学研究――包括反西方中心论的研究――于困境。”）也许在“哲学”看来并不重要，但是我觉得非常重要。这个“现实形势的考虑”和上面谈到的两个词语用法的分离和变形生成都含有一个在语言行动中为创造者争取权力空间的问题。举一个小例子：梵文Dhyana，在汉译的时候很偶然地借用了“禅”这个古老的汉字——这个字在先秦指的是一种与国君有关的礼仪。其结果却是从唐朝开始产生了一个全新的汉语词汇以及一门全新的学问。这个字以及这门学问既不再是Dhyana，也不再是那个越来越淡出的“禅”。

 

石恪《二祖调心图》之一

“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我是这样来理解这个问题本身的“合法性”的：只有当这个问题是在一种“立法”探讨的意义上进行，它的提出和探讨才是“合法的”——合乎思想创造之“法”、语言文化变迁之“法”的。当然，“法”在这里是一个譬喻性的说法，犹如这个问题的提出本身从一开始就是一个譬喻性的提法：思想创造和语言文化的变迁并无数学公式一般的“法则”可言，“中国哲学”也并无“合法”与“违法”之类需要律师和法官来辩论和判决的问题可言。再者，如果在“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中所谓“合法性”指的是legitimacy而不是legality的话——这在汉语里并无特别明确的区分，根据一种意见，legitimacy应该被翻译成“正当性”，那么所谓“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应该被更正为“中国哲学正当性问题”——，那么，这就更应该是一个“立法的”而不是“司法的”问题了。然而，可惜的是，在这个问题的讨论中，常见的做法是立足于不同的既定的“法条”或“立场”，根据不同的证据而给出不同的裁决，从而把这个问题降低为一个“司法”的问题。

 

“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如果这个“法”正是在我们关于这一问题的探讨中方才有可能形成的话，那么关于这个问题的探讨本身就是“中国哲学合法性奠基和建设”——而不是再仅仅是有待裁决的“问题”——的一部分。“中国哲学的合法性”，这还不是现在就可以裁决的问题，而是有待裁决的问题，因为借以裁决此一问题的“法”尚待确立。而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思考和探讨本身即是此一“立法”活动的一部分。此外，在此“立法”活动中，真正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将会是写作，对“哲学”（这个词诚然是对philosophia的翻译，但是千真万确的重要现象是：认识philosophia的人不一定认识它）和“中国哲学”（不同于philosophia的“哲学”已经使得“中国哲学”中的“中国”成为多余）这个词的写作和反复使用，以及一个富有创造活力的“（中国）哲学共同体”的形成。“（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这个提法的譬喻性质至此似乎取得了它的实际含义：这确乎是一个“立法问题”和“政治问题”，而不是“司法问题”或“行政问题”；或者说，这是一个与话语权力有关的问题：权力的奠基问题，而不是权力的行使问题。“（中国）哲学”而非philosophia的“合法性”问题，这是一个词语的行动问题，而不是词义的辨析问题。因为犹如一千多年前“禅”这个汉字在翻译-创作中的使用，“哲学”乃是一个正在生成中的词语。

 

为2005年4月安吉“经典与翻译”研讨会而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