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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揭示玉溪三湖地区文明历程（上篇）
发布时间：2016-12-13 来源：玉溪网
玉溪三湖（抚仙湖、星云湖、杞麓湖）地区是云贵高原上最富饶、最有灵性的地区之一。近年来，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持续开展，该地区的一个个重大考古发现不断让全世界专家学者为之惊叹和着迷。这些新发现与古人类的文明息息相关，与云南的古代史息息相关，为玉溪地方史的重新修订、整理提供了大量鲜活、可靠的佐证。遗憾的是，现在很多人对重大考古工作的关注仍然是猎奇心态，他们关心的是有没有出土金银器，埋了多少奢侈品，而忽略了考古发现对一个地方历史、地理、文化等领域的重要意义。 本文梳理出这一系列考古发现中隐含的历史脉络，并请专家解读其中的历史场景、细节和谜题，目的是请市民关注本土远古文明，关注玉溪地方史，关注考古获取的珍贵的历史遗存。 生命的摇篮和古人类的乐土 让我们回到1984年的澄江。当年7月1日，抚仙湖北岸一座形似草帽的小山丘--帽天山，吸引了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的侯先光先生，他一锤敲开了一块精美的化石，让世人认识到了5.3亿年前寒武纪的“生命大爆发”，帽天山从此石破天惊，抚仙湖虫、云南虫、奇虾等一大批古生物化石的发现，让抚仙湖及其周边地区有了“地球生命摇篮”美誉。2012年7月1日，在第36届世界遗产委员会大会上，澄江化石地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过去名不见经传的帽天山由此成了“古生物圣地”。
在抚仙湖南岸。距路居镇上龙潭村西南约1.5公里处，就是闻名遐迩的甘棠箐遗址。1989年省地县三级文管部门对这个古人类居住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发现了河狸、猴、猫、中国犀等10余种动物化石，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已故专家张兴永称它们为“上龙潭动物群”。2014年10月至2015年2月，该遗址再次被发掘，出土动物化石初步鉴定有江川猕猴、玉溪剑齿象、原始麅、湖麂等上新世残存物种和大量小哺乳动物、鸟类、爬行类和无脊椎动物，动物组合与元谋动物群极为相似。最为重要的是，遗址上发现了人类使用的工具——石器、骨器、木器，以及世界上目前已知最早的“火塘”。 因此，1990年，中国考古学会编纂的《中国考古学年鉴 》就将玉溪的三湖地区称为“研究人类起源最有希望的地带之一”。 甘棠箐遗址的发掘，使得省内外考古专家对云南旧石器时代古人类的研究从滇中北部的元谋一带向滇中南部的玉溪三湖地区扩展。2015年，甘棠箐遗址的发掘刚结束，考古工作者又开始关注起杞麓湖沿岸的通海兴义贝丘遗址古人类文明。从考古队进入通海县杨广镇兴义村开始，市文管所所长杨杰就不断听到村民疑问：“你们到底要找什么？”他总是脱口而出：“找爹！”想不到这个随口的回答，村民似乎都听懂了。其实，当收到兴义小学发现古代陶器的报告，并见到那件精美的高领罐时，杨杰就隐隐预感到，云南考古史上著名的海东人历史走向之谜很可能在兴义村破解。
海东人，是指新石器时代生活在杞麓湖北岸海东村附近的一支古人类，1988年12月至1989年6月，省、市、县三级考古、文管部门对海东贝丘遗址进行了发掘，清理墓葬30座、火堆40个，出土古人类遗物130多件，包括陶器、石器、骨器，获得了许多宝贵的实物资料。1998年至2000年，考古工作者又对杞麓湖南岸的兴义贝丘遗址进行了多次调查、采集。从实物资料观察，兴义贝丘遗址和海东贝丘遗址有着密切的联系，同属于一种文化类型。《通海海东贝丘遗址发掘报告》将海东人生活的年代界定在距今5000年至4000年左右，罐类陶器是海东贝丘遗址文化最为显著的特征，这类陶器不仅火候高、硬度大，且造型独特、精美，特别是带流口的陶罐与周边的文化类型都不相同。1990年的《中国考古学年鉴 》称海东文化 “代表了一种新的新石器文化”。杨杰也认为，海东人创造的贝丘文化丰富多彩、特征明显，是一种独一无二的新石器时代文化。
历时一年多，兴义贝丘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在今年10月下旬落下帷幕，在发掘报告公布之前，考古队已经多次向省内外媒体发布了最新、最让外界震惊的消息：发现带榫卯结构的房屋；发现带倒刺的青铜鱼钩；发现了来自南海或印度洋的海贝……记者了解到，这些考古发现说明这支古人类部族至少在传统滇文化时期就已经懂得了通过采集、捕鱼、狩猎等方式获取所需的食物。从出土的动物骨骼来看，他们已经开始食用猪肉，并且是养殖的猪；从出土的碳化粮食来看，他们或许已经开始种植水稻；从出土的含铜量很高的孔雀石来看，他们已经初步掌握了铜矿的采集、冶炼以及铜器的铸造……
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部主任朱忠华参加了兴义村贝丘遗址考古的全程发掘工作，他认为，海东贝丘遗址文化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兴义村考古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搞清海东文化最终的历史走向。从兴义贝丘遗址出土的器物来分析，兴义贝丘文化前后经历了三个重要时期，即海东文化时期、兴义二期遗存时期、滇文化时期。在兴义村，考古工作者看到了海东文化的延续、发展与演变，从海东文化到传统滇文化，每个时期都保留了多样化的历史遗存，这正是此次考古发掘工作的重要意义所在。 从楚雄的元谋人到玉溪的甘棠箐人，再到玉溪杞麓湖畔新石器时代的海东人、兴义人，古人类在滇中最富饶的地区繁衍生息，终成燎原之势，至此我们看到了玉溪三湖地区灿烂的文明曙光。 在一锄一铲中清晰起来的历史脉络 兴义贝丘文化前后经历的三个时期引发了杨杰的另一种思考——在考古发现中梳理玉溪历史发展的脉络，审视三湖地区人类文明的进程。 提及上下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很多人能从三皇五帝说到宋元明清，从蓝田人、北京人说到半坡遗址、河姆渡遗址。但如果要市民讲述玉溪的人类文明史，恐怕就有些困难，原因是我们的历史有很多断层，或者说很多历史时期，特别是庄蹻入滇之前的历史，一来无史籍记载，二来出土文物稀少，最多能从彝族、哈尼族等少数民族的创世史诗中找到一些模糊的影子，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杨杰认为，新中国成立后，玉溪境内开展的历次重大考古发掘工作就是要弥补这种缺憾。 从近年的考古工作来看，入选“201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云南江川甘棠箐遗址”旧石器时代的古人类，生活在距今100万年前的更新世，是玉溪境内目前发现的最早的人类文明，这在国内旧石器时代遗址中也是屈指可数的，与云南元谋遗址、山西西侯度遗址并称我国最早的三个旧石器时代遗址。张兴永在其所著的论文《云南江川百万年前旧石器遗存的初步研究》中认为“一百七十万年前的元谋人与广布我省距今几万年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之间还存在较大的空白，填补这一空白在我省是有很大可能的。”甘棠箐遗址的两次考古发掘无疑填补了这一空白。
接下来便是杞麓湖周边的贝丘文明，海东贝丘文化把玉溪的新石器时代文明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距今约5000至4000年，兴义贝丘文化是海东贝丘文化的延续与传承，前后经历了三个重要的时期，前期在商代早期，后期已经进入传统滇文化的青铜时代。通海县文管所所长李波介绍说，这三个时期横跨2000多年的历史。 在澄江，金莲山、学山遗址群因发现了奇特的葬俗、葬式和大量的滇文化遗存，且与海东贝丘文化找到了关联而广受关注，据专家测定，其早期墓葬处于商代晚期；华宁小直坡墓地出土的青铜器再把这一期的历史遗存定格在了春秋中晚期到战国中期；再回到江川，李家山古墓群因出土牛虎铜案和三骑士铜鼓等一大批古滇国的青铜重器而闻名于世，经过两次发掘，考古人员发现，这一古墓群的早期墓葬应为战国中晚期至西汉前期的历史遗存，晚期则延伸到了东汉前期……梳理这条历史脉络，我们就会发现，从旧石器时代至东汉早期，玉溪的三湖地区都可以找到独特、多样的历史遗存，而这一时期正是玉溪史志工作者及普通市民认识上的“盲区”。 杨杰说，除此之外，在通海杞麓湖以南，县城附近，以白塔心山为代表的大理国时期火葬墓地出土的带纪年的墓志也是玉溪历史脉络上不可或缺的一环，为研究大理国时期的玉溪历史文化提供了大量可靠的资料。可以说，玉溪的这条古代历史脉络时间跨度大，具有很好的连续性和完整性，中间没有被打断过，且出土的文物种类齐全，呈现出多样化的色彩。因此，玉溪的古代文明史就是云南地方简史。 震惊海内外的玉溪古人类创举
梳理出玉溪历史发展的脉络，显然还不是近年来玉溪三湖地区考古的全部。如果说这条历史脉络是一条链子，那些让考古工作者为之兴奋，让外界为之震惊的考古新发现就是这条链子上闪光的明珠。 江川甘棠箐遗址因入选“201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而为世人所知。 江川区文管所副所长杨忠德在2014年10月至2015年2月期间，参与了甘棠箐遗址的发掘工作，据他回忆，这次发掘有两项重大收获：一是发现了保存完好的古人类用火遗存，杨忠德把它称作是世界上已知最早的“火塘”。二是发现了木制品，他见过这件木器，是被劈下来的，有刃口，古人觉得不够快，又加工过。这个发现填补了我国旧石器时代木器研究的空白，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最早的木制品，此前在德国、英国发现的木制品是38万年前的，在非洲发现的是20万年前的。遗址发现的用火遗迹表明这支古人类不仅懂得用火，而且还知道如何保存火种。之前世界上发现的掌握这项生存技能的是生活在50万年前的北京人。 100万年前的甘棠箐人创造的历史，也让负责此次考古发掘工作的领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刘建辉感到自豪，他在总结此次考古工作时认为：“甘棠箐遗址是云南省继元谋人遗址之后发现的又一个非常重要的旧石器时代早期旷野遗址。遗址的发现、发掘和研究无疑为东亚地区古人类本地起源的学说提供了新的佐证，再次证明了滇中高原是人类起源的关键区域。” 在刚刚结束考古发掘工作的兴义贝丘遗址，通海县文管所所长李波接待过许多研究世界古代的地理环境、古滇文化等方面的专家前来考察，他们分别来自柏林大学、芝加哥大学、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北京大学等科研和学术单位。兴义贝丘遗址为何能吸引到这么多专家？李波认为，这与此次考古发掘的很多成果的独特性与唯一性有关。首先，兴义贝丘遗址堆积厚度达到了9米以上，以一号探方为列，堆积层多达55个，它的底层年代测定距今约4000年，相当于夏晚期至商早期。堆积如此深的贝丘遗址在国内是唯一的，世界上也是罕见的。其次，遗址内发现了古人类居住的18座房屋，其中一号探方里的一所房子，完整保留了木结构的圆形房顶，一块木构件上还发现了方形的榫口，这说明当时的古人类已经懂得使用榫卯结构，这在国内是非常少见的。杨杰则认为，兴义二期遗存内发现的少量青铜器、矿石、石范，说明当时人已经开始采铜冶铜生产青铜器，这些发现将滇中青铜时代的上限提前至商代，至少比已知的发现提前了数百年。 三湖地区古人类带给现代人的惊喜还远远不止这些。抚仙湖北岸的金莲山、学山遗址群是一处春秋时期至汉代的墓葬与遗址群。据杨杰回忆，2006年，省市县三级考古部门成立联合考古队对这一遗址群进行了抢救性发掘，之后的三年时间里，考古队又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查发掘工作。期间，一些阶段性成果已经轰动了国内外的考古界，美国、韩国的考古专家赶来参与了短期的发掘工作，国家文物局局长组织专家现场观摩指导。杨杰认为，值得一提的考古成果，首先是发现了古滇国早期特殊的葬俗、葬式，比如二次葬（待死者尸体腐朽后，拣选骨骼再次安葬）、叠肢葬（将完整的个体叠放在墓坑中）、蹲踞葬（在房子基座上掘坑，将活人塞入坑中，再用长条巨石将其压死）……除此之外，墓坑中还发现了砍头、腰斩、剁手等惨相，这是活灵活现的古代酷刑现场，让人不寒而栗。这类习俗在云南是第一次发现，国内也很罕见。其次，根据科学的测定，古滇国的历史被提前到了商代晚期。还有一个发现是找到了国内已知较早的针灸用具——银针2枚、铜2枚，四枚针存放在一段鸟的腿骨内，腿骨经过蒸煮、晾干，还有漂亮的彩绘。2007年9月14日的《中国中医药报》报道称，金莲山、学山遗址群出土的针灸用具最细的一枚，直径仅0.2毫米，比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墓中出土的针具更为精细，这些发现将重新改写中国的针灸历史。 虽然李家山古墓群的第二次发掘距今已过去了20多年，但我市的考古工作者还在对古墓遗址进行持续的调查研究。2010年，受省文物局委托，市文管所在李家山古墓群周边修建围墙的区域进行了勘探，在西南坡，首次发现了居住遗址，在正东面发现了长方形祭祀用土坑，可以判定存在过祭台。杨杰说，现在可以推测，李家山这片墓地配有祭台，有专人看管，设置过守陵的机构，这一点很像北京的十三陵。由此可以看出李家山古墓群等级之高，是无法想像的。相信随着李家山大遗址保护规划工作的有序推进，李家山将带给世人更大的惊喜。（敬请关注《考古揭示玉溪三湖地区文明历程（下篇）》）(记者 蔡传斌 文/图) 编辑：李奕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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