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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十四 何焱林 阎文 第十五左传国语引逸书皆今有 左氏春秋内传引诗者一百五十六，引逸诗者十，引书者二十一，引逸书者三十三。外传引诗者二十二，引逸诗者一，引书者四，引逸书者十。盖三百篇见存，故诗之逸自少，古书放阙既多，而书之逸自倍于诗也何？梅氏二十五篇出，向韦杜二氏所谓逸书者，皆历历具在，其终为逸书者，仅昭十四年夏书曰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一则而已，夫书未经孔子所删，不知凡几，及删成百篇，未为伏生所传诵尚六十九篇，其逸多至如此，岂左氏于数百载前逆知后有二十五篇而所引必出于此耶？抑（北）此二十五篇援左氏以为重，取左氏以为料，规摩左氏以为文辞，而凡所引遂莫之或遗耶，此又一大破绽也。 按左氏所引诗皆指其成句者，若他篇名章名与其人自作诗尚不在此数。何以为自作诗？隐元年大隧之中，其乐融融也。庄公自作诗也。大隧之外，其乐也洩洩，武姜自作诗也。僖五年狐裘尨茸，，一国三公，吾谁适从？士蔿自作诗也，至昭十二年，祭公谋父作祈昭之诗乃子翬（？）所引，非自作，例故入于逸诗中，周语武王支之诗亦然。 又按：左氏所引书定四年有伯禽以命鲁公，又唐诰以命唐叔，伯禽唐诰皆逸书篇名，并不见今百篇序中，则知古逸多矣。 何按： 阎氏此条，正好说明，不是《书》抄《左氏》，恰是《左氏》抄《书》，今将《左氏》上大致能找到之《书》语列于下： 庄八年：《夏书》曰：皋陶迈种德，德乃降。（《大禹谟》） 僖五年：《周书》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蔡仲之命》） 《周书》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君陈》） 《周书》曰：民不易物，惟德繄物。（《旅獒》作“人不易物，惟德其物。”） 僖二十四年：《书》曰：地平天成。（《大禹谟》） 文七年：《夏书》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勿使坏。（《大禹谟》“勿使坏”作“俾无坏”。） 成十六年：《夏书》曰：怨岂在明，不见是图。（《五子之歌》） 襄四年：《夏训》有之曰：“有穷后羿”（《五子之歌》） 襄五年：《夏书》曰：成允成功。（《大禹谟》） 襄十一年：《书》曰：居安思危。（《周官》作“居宠思危。”） 襄十四年：《夏书》曰：遒人以木铎徇于路，工执艺事以谏。（《胤征》） 襄十四年：仲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乱者取之。推亡固存，国之道也。”。（《仲虺之诰》） 襄二十一年：《夏书》曰：念兹在兹，释兹在兹，名言兹在兹，允出兹在兹，惟帝念功。（《大禹谟》） 襄二十一年：《书》曰：圣有谟勋，明征定保。（《胤征》“勋”作“训”） 襄二十五年：《书》曰：慎始而敬终，终以不困。（《蔡仲之命》作“慎厥初，惟厥终，终以不困。不惟厥终，终以困穷。”） 襄二十六年：逸《诗》辔之柔矣（《逸周书·太子晋解》） 襄二十六年：《夏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大禹谟》） 襄三十年：子皮曰：《仲虺之志》云：“乱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国之利也。”（《仲虺之诰》作“兼弱攻昧，取乱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 襄三十一年：《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泰誓》上） 昭六年：《书》曰：“圣作则”。（《大诰》作“大圣作则。”） 昭十年：《书》曰：“欲败度，纵败礼”（《太甲》中） 昭十年：子皮尽用其币，归，谓子羽曰：“非知之实难，将在行之。”（《正义》曰：《尚书·说命》云：“‘非知之艰，行之惟艰。’此言出彼意也。”） 昭十四年：《夏书》曰：昏、墨、贼，杀。（逸《书》皋陶之刑也。此不见于今《书》） 昭十七年：《夏书》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啬夫驰，庶人走。（《胤征》作“辰弗集于房””） 哀六年：《夏书》曰：惟彼陶唐，帅彼天常。（《五子之歌》第三章作“惟彼陶唐，有此冀方。”） 哀十八年：《夏书》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龟。（《大禹谟》作“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龟。”） 上列不完全搜索，加上《左氏》称为《周书》，实《逸周书》，及不见于今《书》之“昏、墨、贼，杀”已二十六条，超过阎氏所谓引“《书》二十一”。 阎氏之说，仍为“原罪推定”，仍以《古文尚书》伪为其前提。即以《左传》论，其引《书语》前后亦不一致。如： 襄十四年，仲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乱者取之。推亡固存，国之道也。”。（《仲虺之诰》作：“佑贤辅德，显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乱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 襄三十年：子皮曰：《仲虺之志》云：“乱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国之利也。”（今《书》无《仲虺之志》） 何句为《书》语原文？录者当录何句？说明《左氏》也非照《书》直录，而是凭记忆，想当然。 征之《春秋三传》，公羊、谷梁不引《书》说经，无论今、古；左氏引《书》文则达数十处。 《左传》历来疑其非《春秋》经传者多，晋王接称：“接常谓《左氏》辞义赡富，自是一家书，不主为经发。”唐赵匡疑《左传》非左丘明作。宋人林栗称：“《左传》凡言‘君子曰’是刘歆之辞。”清刘逢禄、皮锡瑞认其为独立史书，刘认为其与国语有深厚渊源。近人康有为则认其为刘歆伪作。 说刘歆伪作《左传》则过，但刘歆涉足《左传》颇深。西汉成帝河平三年（前26年），歆受诏与其父刘向领校“中秘书”，负责整理校订国家所藏典籍，歆自此有机会涉猎中秘所藏大量书籍，特别当时未立于学官之《古文尚书》及《左传》等。史称其对古文《左氏传》“大好之。”并重新整理《左氏春秋》，平帝时推立《古文尚书》，《左氏春秋》于学官，刘歆居功甚伟。如果“君子曰”实刘歆曰，则不能绝对排除刘歆在整理《左氏春秋》时，或引用《书》语以佐其说。《左传》引《诗》、《书》内容多便不难理解。 刘氏引《书》与前人引文一样，多凭记忆，而未详校，如如襄十四年与襄三十年，同引《仲虺之诰》语，不仅顺序有所不同，“道”与“利”字亦不同，如前叙《墨子·非命》三篇同引一事，三引三殊。与《书》文多有出入。晋时，蔡侯纸已广泛运用，书籍远比竹书、帛书易得，校对原文较为容易，抄录舛错大为减少，由此反向证明，非《书》抄《左氏》，而是《左氏》，实刘歆抄《书》。 至于《古文尚书》规摩《左氏》以为文辞，真阎氏“张空拳冒白刃”之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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