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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公簋与秦源(上)
庙山,乃秦州区西南秦岭乡梨树坡、董集寨两村与礼县红河乡六、八图村相交处的一座大山,海拔1914米。因1919年在其顶端处出土了驰名中外的秦公簋而声名远扬。其地因高寒坡陡不能耕种,成为相邻数村放牧牛羊的天然场所。民国八年(公元1919年),放羊娃在其顶端处掘地玩耍时无意挖出此物,当地有“死铁烂铜,拿回家死人”迷信俗语故而概不搬回家。此后当做废铜卖给了横河(今红河)“聚源当”。因无识货者,流传至兰州南关商肆,在厨中盛残浆。后有识者发现并非普通古物,以高价收购,名声大著。后被甘肃督军安徽人张广建占为己有,张离开甘肃时又将此物带至天津。1923年国学大师王国维在北京见到此物,为其撰写《秦公敦跋》(当时称簋为“敦”)。秦公簋之所以引起学术界的注意,首先归功于王国维的这篇文章。1931年、1933年,著名学者尚承祚在北京见到秦公簋,研究并撰写了《秦公簋跋》；随后郭沫若撰写了《秦公簋韵读》；马叙伦著文《石鼓为秦文公时物考》；刘文炳的《秦公簋及秦和钟两铭为韵文说》等文章评价推崇。1935年,张广建的后人以两千多元大洋卖给大兴冯恕,之后,冯又将簋捐献给北京故宫博物院。值此求学于清华文学院的王国维、梁启超门下的天水人冯国瑞,读到王国维为秦公簋所作的跋文后心情激动有感于斯,冯国瑞毕业回天水后继续对秦公簋作深入考证研究。1942年冯国瑞去重庆,在当时的中央图书馆借得张氏墨拓本,勾摹簋器图形及铭文款式,注明大小尺寸。1943年冯国瑞又将在天水西南收集到的周秦青铜器绘图著文,和秦公簋一起整理成《天水出土秦器汇考》一书,冒着战火再去重庆,经著名学者吴其昌等审定,于1944年底刊印成书。《天水出土秦器汇考》一书学术价值颇高,为探讨秦人在西犬丘的活动提供了重要线索,直到今天,仍被国内许多著名学者、专家研究引用。冯国瑞为弘扬桑梓文化身体力行,功不可没。1959年秦公簋被移交到新建成的中国历史博物馆展出,立即引起许多专家学者的重视,纷纷撰文,各抒己见。著名先秦史学者祝中熹论述:“到目前为止,甘肃省出土的先秦青铜器中,知名度最高、在文化领域影响最大的,当首推1919年出土于'天水西南乡’的秦公簋”。时至今日,已对秦公簋作过研究的学者有柯昌济、王国维、尚承祚、罗振玉、于省吾、杨树达、郭沫若、马叙伦、吴其昌、刘文炳、冯国瑞、伍仕谦、翦伯赞、马衡、康殷、李学勤、唐兰、马承源、韩伟、黄灼耀、李零、李思孝、陈昭容、祝中熹、王辉、张天恩、容庚、丁楠、雍际春、康世荣、郭宝均、李朝远、戴春阳、马汉江、赵文汇、陈泽、贾利民、赵琪伟、曹鹏雁、魏建军、田佐、张中定、赵居平、田有前等四十位之多。
秦公簋,器高19.8厘米,口径18.5厘米,足径19.5厘米,腹径23厘米。弇口,母口深盖,盖面呈圆弧状,盖顶突起小圆握。鼓形圆腹,圈足外侈。双兽首耳微上扬,耳下无珥。盖坡沿与腹上部饰细密蟠虺纹,盖面与腹下部饰瓦垅纹,圈足饰上下两重波带纹。盖54字,器身51字,器、盖联铭,合而成一篇完整的祭祀文章,共计105字。
秦公簋铭文字体规整严谨,疏密有致,静穆大方,有其独特的风格。纹饰制模时已使用可连续反复压印的印版,铭文制作亦使用了方块印模法,制字模时一一打就,字字连续印成,然后浇铸。制作方法新颖,这种把每个字刻成单个陶泥活字, 再拼凑起来的铸铭工艺,实扬日后活字印刷字模之先例,是秦人发明创造的重大科技成果之一,是秦人创新精神的体现,也是秦国科学技术以及生产力高度发展的产物,反映了我国青铜工艺的卓越成就。故著名考古学家马衡曰:“秦公簋是用戳子印字在土范之上,这真是活字的创作了”。郭宝均说:这或者是受了图案的影响,推广到文字方面的尝试,应推为中国活字板之祖“。虽然在著名的殷墟出土了三方近于青铜器图徽的陶模,但是在商周金文之中,至今还未见有字模或印模的使用。此陶泥活字铸铭工艺,应该说是最早的,它比我国北宋毕昇的陶泥活字板早1500余年,比德国人谷登堡铜刻活字印刷早2000余年。铭文的字体笔势玉箸意蕴,方正遒劲,舒展大方,清丽潇洒,着意于笔画的匀称配置和行列的整齐划一,给人以优美洒脱、轻松愉悦之感。且已具小篆之雏形,非常合乎书艺发展之逻辑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对秦代的篆书、隶书有直接的影响。秦公簋上承了籀文之传统,下开了小篆之先河。清人李瑞清说:”书家不学篆,犹文家不通经。“著名学者、金石学家康殷(字大康)先生就是通过潜心研习秦公簋后而成名的一代宗师和大家。”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商周社会,从王室到一般中小奴隶主贵族,都要举行隆重祭祀天地祖宗,宣扬家族的荣耀和个人的功业的显赫,这在青铜礼器的铭文上表现得十分突出。秦人是殷周文化的继承者,也是光大发扬者,秦公在铭文中极力表达自己对上天神灵的崇敬,对祖先功绩的颂扬,以此来祈望庇荫子孙后代,天长地久,兴旺发达。宋代出土的秦公镈,1919年出土的秦公簋,以及近年陕西出土的秦公钟都是东周前期秦国国君为祭祀自己的先祖而制作的宫廷重器。簋铭文全篇以秦公语气表述,充满了对先祖功业的歌颂,向天地与祖神祈福,也抒发了秦公本人继承祖业,奋发治国的崇高信念。文中使用了不少周代金文中常见的套话,反映了此时嬴秦在青铜文化领域已同周人完全融合。
此簋除原有之铭外,器身与盖又各有秦汉间凿刻的铭记,盖铭云“西一斗七升太半升盖”,器铭云:“西元器一斗七升八奉簋”。秦汉时常有为古器刻记重量或容量的习惯,此簋两处刻记皆言“西”,王国维在为此簋所写《秦公敦跋》中早已指出:“西者,汉陇西县名,即《史记·秦本纪》之西垂及西犬丘。秦自非子至文公,陵庙皆在西垂。此敦之作,虽在徙雍以后,然实以奉西垂陵庙。直至秦汉,犹为西县官物,乃凿款于其上。”“此敦文字之近石鼓,得以其作于徙雍以后解之；其出于秦州,得以其为西垂陵庙器解之。”王氏又在《秦都邑考》(《观堂集林》卷十二)认为西垂原指西界,后特指一地,即西犬丘。此地至汉为陇西郡西县,王氏所言正确。徐中舒先生认为“西犬丘又称西垂”。何清谷认为“西垂大夫应是以今天水市一带为食邑,治所在西犬丘,所以犬丘又名西垂”。
先秦史专家祝中熹考证认为“嬴秦是五帝末期或夏初,因肩负测日、祭日使命而西迁陇右的和仲一族的后裔”。作为具体地名的“西”,《集解》引徐广曰:“西者,今天水之西县也。”引郑玄曰:“西者,陇西之西,今人谓之兑山。”《后汉书·郡国志》引郑玄此注,“兑”字作“八充”。八充山即嶓冢山,“八充”系“嶓冢”古读之转音,即今秦州区齐寿乡的齐寿山。嶓冢山和西汉水,均在秦汉陇西郡西县境内。《汉书·地理志》载:“西,《禹贡》嶓冢山,西汉所出,南入广汉白水……莽曰西治”。所说“西汉”,乃指发源于嶓冢山西麓的西汉水。嶓冢山和西汉水,均在秦汉陇西郡西县境内。后来,陇西郡又分出天水(汉阳)郡。和仲一族所居之地“西”,后来嬴秦早期活动的中心地域西垂,亦是秦汉时代之西县；嬴秦族“保西垂”之西垂,也即犬丘,本名称“西”,同样亦是两汉时之西县。
“西垂”在古代的典籍中多于汉代的“西县”相连,其地望,史籍有明确记载。《后汉书·段颎传》李贤注:“西县,属天水郡,故城在今秦州上邽县西南也。”《史记正义》引唐李泰《括地志》:“秦州上邽西南九十里,汉陇西西县是也。”唐初上邽县在今天水市秦州区天水郡。从天水郡起步,经二十里铺、三十店子、西口、铁炉、秦岭、杨家寺至礼县红河乡岳费家庄,共计90华里。此乃古代唯一从红河河谷通往天水的康庄大道,沿途到处有村落旅店,可通轨车。红河花石村人吕自俭生前曾在费家滩至大崖湾一带发现一段古城墙残垣,夯土石基足有十米宽,疑为古西县城墙。查《史记·周勃世家》《汉书》,西县置于秦代,《汉书·地理志》在陇西郡下设有西县。《史记集解》引徐广说:“以为西者,今天水之西县也。”《辞海》中记载,西犬丘在天水西南。那么,西县在何处呢?北魏著名地理学家郦道元《水经注·漾水》曰:“西汉水又合杨廉川水,水出西谷,众川流泻,合成一川,东南流经西县故城北。秦庄公伐西戎破之,周王室与其大骆犬丘之地,为西垂大夫,亦西垂宫也,王莽之西县治。又东南流,会茅川水,水出西南戎溪,东北流经戎丘城南,又东北流经西谷水,乱流,东南入于西汉水。”郦氏此段话不仅名言西县、西犬丘、西垂同为一地,而且指出西汉水支流杨廉川流经“西县故城北”。杨廉川水现已无其名。若依《水经注》所说,其水多支流,是一条较大的水系,处盐官(今盐官镇一带)以东的西汉水上游地区,最大可能应是现在的红河,今名峁水河。以之推究,汉代西县以及秦之犬丘应当在红河的南岸。《中国史稿地图集》(上册)、《中国历史地图集》将西犬丘位置标在今天水、礼县之间居中处,且三点一线,应当说大致不差。1983年9月时任礼县县志办主任的康世荣先生按文献记载,结合当地出土文物“西工造戈”,在西汉水上游进行实地考察,认为“西县地域大致包括了今天水市秦城区的平南、牡丹、秦岭、杨家寺、小天水(今天水镇),及礼县辖地红河、盐官、祁山、永兴一带”,后有确认“西县故址即今礼县红河乡岳费家庄庄址”。这与《水经注》的记载相吻合。秦公簋正好出土于对面的北山上。1984年西和县县志办沿西汉水所作的实地调查同样认为西县不出红河镇五里之地。此认定同时得到地、省史志部分学者的认可。天水学者马汉江结合《水经注·漾水》并对峁水河实地考证后认为:“西犬丘、西垂宫、西垂邑,直至西县,始昌,杨廉县同为一地。地在今礼县红河镇天台山下。力证是1919年秋出土于峁水河北山的秦公簋,现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通史陈列室。《后汉书·段颎传》曰:“乃遣千人于西县结木为栅,广二十步,长四十里遮之……。颎追至谷上下门……”也印证了西县至木门道很近,仅距一道山梁十余里的事实,同时也是木门道得名之由来。今木门实是下木门,上木门则在今秦岭虎皮沟峡口之地。礼县学者陈泽认为:“非子父大骆及其先世居犬丘(在杨廉川中游的红河),陵墓在今天水市秦岭乡的秦陵山(即庙山)”。另据1988年天水北道放马滩秦墓出土的木板地图,图中所标“亭”形物,经著名学者曹婉如论证为西县,位置在今秦州区茅水河上游杨家寺往东处即杨家寺、红河交界处。实质上早在战国时期即有西县之建置。何以见得?我们可以在考古资料中得以证实。1919年发现于今秦州区秦岭乡董集寨、梨树坡与礼县红河乡交界处庙山之端的秦公簋,盖上刻有“西”；1978年出土于宝鸡秦墓的“陇西郡戈”(为秦昭王二十六年造)有“西土宰阉”的署名。出土于礼县红河六、八图(今同心村)的战国秦右库工师铸戈,铭文中署有“西工造”,此西即为西县(此戈现存于礼县博物馆)；著名学者李学勤先生在《释不其簋铭》一文中也认为“西”是具体地名,即古时叫西垂的地方,也即秦汉时期陇西郡之西县,即在天水西南的西(西垂)；其又在另文中指出“现在中国历史博物馆的重要青铜器秦公簋,据冯国瑞《天水出土秦器汇考》云系1919年出土于'天水西南乡’。近今礼县学者见告,实出自礼县东北红河王家东台。可知簋上刻铭西县即西垂、西犬丘的位置就在礼县,与《清统一志》记其故城在今天水西南120里符合。”秦襄公建立秦国第一都城为“西垂宫”,“立西畤”,在犬丘故地的嬴秦先公陵园称“西陵”；1971年在岳阳也出土了一件刻有“廿年……西工师曰”铭文之戈,王辉先生认为是在秦故都“西”设立的工室制造的。这一切无疑表明嬴秦是多么看重该地的古名“西”。由此可见,秦汉时代之“西县”名称资历是多么久远,用的是该地区最为古老也最有来历的名称——和仲“宅西”的西极测日、祭日地点的名称。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和仲族“宅西”在昧谷,是在古“西”地今秦源峁水河测日、祭落日,其西县故地红河水至今仍称峁谷水,与秦国最早的都邑西垂,亦即汉代陇西郡之西县县治同为一地,其地应当在古西汉水上游的峁水河流域,即今秦州区杨家寺、礼县红河一带。
秦公簋与秦源(下)
2004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由甘肃省文物考古所、国家博物馆田野考古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西北大学文博学院、陕西省考古所五个单位联合组成“早期秦文化研究项目组”,计划用5年时间,对甘肃东南部的早期秦文化进行大规模的调查与研究,探索秦文化发展和演变的轨迹。3月28日至4月20日考古队对西汉水中上游东起天水市秦州区天水乡,西至礼县江口乡约60公里的干流两岸及其支流红河等两岸进行了考察,共发现古遗址98处,最主要的是周秦文化遗址。在周秦文化的分布区内,发现了多个面积超过20万平方米的大遗址,这些遗址内涵丰富,延续时间长,而且在周围还分布着不少文化内涵相同的中、小型遗址,从而构成了“六、八图——费家庄”、“大堡子山——赵坪”等三个遗址群,是既相对独立又互有联系的周秦文化分布的中心区。
“六八图——费家庄”遗址位于礼县东北境茅水河流域的红河乡红河村南3公里范围内,红河水库北部西区为费家庄,东区为六八图,其中规模最大的当属六八图遗址,位于六八图村(今同心村)西北台地,东西宽约400米,南北长约800米,面积约为32万平方米,遗址内发现多处暴露的灰层、灰坑和其它遗迹,内涵丰富,主要有鬲、罐、盆、喇叭口罐等。该遗址含有仰韶文化晚期红陶器残片。费家庄遗址范围较小,遗址内文化堆积层为灰层,面积2万平方米。这两处遗址南北呼应,正好扼在上寺河、下寺河汇流成红河的三角地带的两岸。地理位置相当关键。沿红河、上寺河溯流而上可到天水,进入渭河河谷；顺流而下,可到盐官。这是一条历史悠久的古道,秦人迁徙亦可能循此路径。峁水河谷六八图
——费家庄一带为盆地式地形,冬季北风较弱,加之土地肥沃,宜耕宜牧,又距盐官仅20余里,获取生活的必需品食盐较为方便,是理想的生存、繁息之地。结合这一带优越的地理环境、古代的文献记载及现在的考古发现,笔者据此分析,今峁水河谷的“六八图——费家庄”遗址(文化圈)与杨家寺相接处范围内,当为秦之西县治所。据笔者调查,该遗址出土的珍贵文物主要有三件,一是前文介绍的六八图遗址出土的战国中期“右库工师”戈；二是一件春秋时期的青铜“凹口骹狭刃”矛,长23.8厘米,宽3.7厘米；三是一件战国时期的蒜头壶,高37.5厘米,口径3厘米,腹径23厘米。以上三器现收藏于礼县博物馆。另外,1990年,又在这里出土了祭祀宗庙的彩陶猪头、石匕、方鼎、彩陶钵、圆形瓶和尖底瓶；在费家庄出土了秦半两60枚,铢重13两一枚等。事实上,现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国宝级文物、著名先秦宗庙祭器“秦公簋”出土地庙山正好处于面积在32万平方米的“六八图——费家庄”遗址范围内。
至于秦公簋制作于何时,各家说法纷纭,有“襄公时”、“文公时”、“德公时”、“桓公时”、“景公时”等数说,直到今天仍莫衷一是。“景公说”被大多数学者所采用,持此观点的有郭沫若、于省吾、杨树达、冯国瑞、唐兰、马承源、陈昭容、王辉、张天恩、李朝远、戴春阳、丁楠。他们认为,秦公簋铭文与宋仁宗时得于陕西的秦公镈极为相似,两器均有“十有二公”之句,为同一秦公所作。这件秦公镈在我国古代考古学之父宋人吕大临编著的金文图录《考古图》中有所记载。持“桓公时”的学者主要有柯昌济、容庚、翦伯赞、祝中熹等。桓公与景公相接,故上述两说可融为一说,即“桓景公说”。著名学者、秦史专家祝中熹先生从青铜器本身的断代学入手,依据长期积累的大量实物信息,对秦公簋形制、纹饰、铭文性质与字体风格、铸作工艺特点等方面,进行细致地观察、对比、综合、分析之后,得出了该器作于秦桓公时代的科学结论。他指出:“秦公簋器腹较圆,盖顶捉手较矮,耳小上翘且无珥,兽首已退化得圆浑无棱角,圈足大角度外撇,不再有小支足。从纹饰方面说,虽仍在使用西周晚期流行的瓦垅纹和波带纹,但已退居次要位置,而在上腹部和盖坡沿醒目位置则大面积使用细密蟠虺纹。这都是春秋中期簋的一些特征。纹饰制模时已使用可连续反复压印的印版,铭文制作亦使用了方块印模法,制字模时一一打就,实扬日后活字印刷字模之先声。故商承祚先生在民国二十年(公元1931年)所作的《秦公簋跋》中说:”它器铭文刻于一版,然后施范,此则逐字单刻,个别印之范上,故字行欹斜不整,印迹显露,为活字版之鼻祖。“这一方面反映了我国青铜工艺的卓越成就,另一方面也说明其时代之略晚,因为春秋早期的青铜制作工艺尚不具备此类技术。铭文使用了韵句,内容已非记事书史,文中充满了对先祖功业的赞颂,虔诚地向天帝和祖神祈福,也抒发了秦公本人继承祖业、奋发图治的崇高信念。铭文的字体笔势,早已改变了西周后期多见的圆浑丰满、用笔随意、字之大小不求规整如一的风格,承袭了武公钟铭的玉著意蕴,方正遒劲,清丽潇洒,着意于笔画的匀称配置和行列的整齐划一。与大堡子山秦襄公、秦文公陵墓所出器物的铭文相比,显然在形成秦篆的道路上,又向前大大迈出了几步。另外秦公簋铭文辞更精练,更具修饰性,而且定型化得习惯套语也更多,口气大了许多。铭文中言及的”夏“,是指中原地区华夏列国。此时秦人以发展壮大到不仅要处理好与西部戎狄之关系,还要与中原列强周旋。但以此而论,秦公簋的制作时代也必在秦武公之后。”据《史记》载,秦成为诸侯自襄公始,但始国之君可以追称其父为公,这是当时所允许的礼俗。司马迁写秦史,依据秦之国史《秦记》,《秦记》就是从庄公开始称秦君为公的,这样“十有二公”无疑当从庄公算起,十二公之后即为桓公。此簋的形制、纹饰与铭文内涵所显示的青铜器断代和桓公所处时代也基本吻合。既然器主为秦桓公,是时秦之国都早已迁至关中,为何此簋却出土于秦之故都西垂所在的“天水西南乡”之庙山呢?答案只有一个,如前文所述,西垂乃秦人的桑梓之地,有秦人早期的族墓君陵,秦都虽迁而宗庙犹存,且一直保持着对先祖的祭祀传统并赐名天嘉福地。此簋的铭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是一件祭器。此簋为秦桓公专为故都宗庙所作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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