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公簋：秦人重器出秦源（下）

（四）关于“秦源”

　　“秦源”一词最早见于天水马汉江（1948—2016）先生撰写的《千古秦源何处寻》一文，他说：“笔者以《水经注》的记述，秦公簋的出土，《后汉书·段颎传》的佐证及大堡子山秦墓的出现，可以初步认定为今秦城的杨家寺，秦岭乡及礼县红河乡三角地带是秦地之源的所在。”（参见1995年5月30日《天水日报》）他又在《秦公簋出土地及有关问题补遗》重申其观点：“发源于今杨家寺乡芦子滩的茅水，是西汉水的重要支流。它与杨廉川水的交汇处，即秦源所在。秦公簋在秦地之源的出土，正起了相互印证的重要作用。”（《天水学刊》2001年第5期）。2009年马汉江、赵居平编撰了《秦源记事》一书，直接将“秦源”一词锁定在了天水市秦州区秦岭乡。（《秦源记事》，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年第1版）兰州大学柯杨教授在给拙著的序中说：“《魅力秦源》书稿，分为风俗民情、方言俗语、山歌民谣、楹联文赋、名胜遗珍、传统技艺、古今英才、细说漫议等八辑，几乎把‘秦源’（这是作者创造的新词，专指甘肃的天水、礼县、西和及其周边地区这一极有地域特色的古秦民俗文化圈）的各类民间传统文化事象网罗殆尽。”甘肃省博物馆祝中熹研究员在《魅力秦源》序中说：“书名本身就闪现着魅力。魅力来自‘秦源’一词。按字面理解，这是个人文概念，当指秦族、秦国或秦史、秦文化的缘起；但此书并不是一部文化考古或史学专著，而是一部荟萃民俗的作品，‘秦源’是个地域概念，意谓嬴秦的发祥之地。……首先须略作交代：我更倾向于在较广泛的意义上使用‘秦源’这个概念，让它涵盖嬴秦早期活动的主体区域，即包括今天水市西南部、礼县东部、西和县北部的西汉水上游地区。文慧君在本书前言中强调，他是在‘狭义’内涵上使用‘秦源’一词的，具体说主要指礼县红河乡及天水市秦岭乡、牡丹、杨家寺那一带。我很理解文慧君的界定，这不单纯因为他是秦岭人，还因为在赢秦早期都城西邑（也即秦汉时的西县城）地望问题上，他信从康世荣先生20多年前即已提出的红河乡岳费家庄说。依此说，文慧的家乡正是秦源的中心区域。”其后，“秦源”一词被专家、学者认可并广泛使用。天水作家辛轩、王选，天水师院刘雁翔教授等也运用过。笔者以为广义的秦源是指秦人以群体生活分布范围而言，当含今礼县东部、西和县北部、秦州区西南部、甘谷县东南部那一片地域，如今陇右学者习称之为“秦源”。狭义的“秦源”即天水市西南秦岭、牡丹、杨家寺及礼县红河一带。秦公簋出土于秦源域内，可证秦国东迁于关中后，故都西邑地区作为祖基腹地，仍有贵族留守，保持着宗庙祭祠传统。进一步说，由于它已成为西县官府量器，提示我们思考西县县治有可能就在出土地那一带或其相距不远处。陇南学者赵琪伟说：“礼县红河乡的王家墩台（六八图村所辖）与天水市秦州区秦岭乡的梨树坡、董集寨交界的庙山一带应该是秦公簋出具体出土之地。”（赵琪伟：《秦公簋出土地考述》，载《陇南论坛》2008年第2期）

　　（五）关于天台山与庙山

　　天台山与庙山本身在文献记载中均没有留下可供追索的上古文化因子。这两山的得名，我想与流经其下的红河这条亘古不变的河流有关，也就是说与茆水河流域的“昧谷”、“西犬丘”、“西垂”、“西县”有关。

　　天台山位于礼县东北部红河镇六八图村南，该村背靠庙山，与天水市秦州区南部的齐寿山（即汉水古源嶓冢山）同属西秦岭一带山系。沿礼县和秦州区邻接界限的礼县一侧，由西北而东南向的红河，流经天台山之东。天台山原名庆云山，峻峭挺拔，巉削壁立。山下费家潭一带为古西县遗址。汉魏之际于山东麓建立寺庙（现遗址叫庙台），隋唐之时名庆云寺。该寺南宋时期毁于战火，“夷为平地，仅存庙台”。天台山高出西犬丘300米，孑然特立，临水的北侧可勉强上去，其余三面，自底至顶山势壁立无法攀援。山顶自然形成约1000平方米的天然平台，故名天台，为祭天之台。庙山与天台山隔茆水河相望。以庙山为中心，正南方为红河水库，西南正对着天台山，正西正对着红河街方向和方口寺，正东对着秦岭乡的名山金华山，东南方向是牡丹纂嘴的虎头山和牡丹尖山（宝峰山）。已故礼县文史学者赵文汇（1947—2007）生前曾撰文说秦公簋出土于王家东台。（赵文汇《秦公簋与西县》，1995年《礼县文史资料》第二辑）王家东台位于王家崖，也叫王家窑村，是红河街上往牡丹方向路经的梨树坡村背后。由此便知，王家东台本是庙山山系的一个具体地方。在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秦公簋出土于王家东台之前，与其说秦公簋具体出土于某处倒不如说秦公簋出土于庙山一带是最科学的。事实上，解放后原天水地区（包括1985年划归武都地区的礼县、西和）第一个对秦公簋有所研究的是时任礼县县志办主任的康世荣先生。他说：“最有实证力的是1922年在与礼县红河镇壤土相接的秦岭乡出土的秦公簋。……1922年甘肃秦岭出土的秦公簋与1978年陕西宝鸡太公庙出土的秦公钟、秦公镈，虽然铭文内容与文字体势都很相近，但制作时间却不相同：前器簋应是制作于秦襄公时（当时的秦都邑仍在西垂），因秦襄公刚始国，他作为第一代诸侯国的正式国君，自然要仿照其他诸侯国的礼仪行事。”（康世荣《秦都邑西垂故址探源》，《礼县史志资料》1985年第6期）秦襄公所创的“在南天台山祭天，在北庙山西垂宗庙祭祖”之祖邑宗庙的祭统，至少在春秋中晚期，秦人仍严格保持着。故才有后来的秦景公簋在秦汉时期尚在庙中，后随庙的破败倾倒而埋入地下达2500年之久直至民国才发现。

　　西周时期，秦非子被周孝王封秦邑后，便在其祖地西犬丘建起了宗庙，祀奉中潏、蜚廉、恶来、女防、旁皋、太几、大骆等七位秦人先公。西垂故地红河的岳费家庄以北的庙山，有秦先公宗庙遗址。《秦本纪》曰：“襄公于是始国，与诸侯同使聘享之礼，乃用骝驹、黄牛、羝羊各三，祠上帝西畤。”《封禅书》亦曰：“秦襄公既侯，居西垂，自以为主少皞之神，作西畤，祠白帝。”秦襄公被封为诸侯，第一件大事便是统一祀典，立西畤，确立国家级的最高祭礼。西畤的地望，《秦本纪》只说“在西垂”。冯国瑞云：“秦作五畤，其四畤在岐雍，为西畤当在西县。”陈泽认为冯说当是，他说：“周、秦西县治，在今礼县红河乡。红河西犬丘遗址南有天台山。以为天台者，祭天之台也。故确定其为秦襄公为作西畤祠白帝之处当无疑义。很有可能，秦襄公就在天台山上建西畤，祠白帝的。”

　　地处西汉水上游稠泥河及峁水河流域的秦岭、牡丹、杨家寺和红河，历史上一直是战略要地，从周到三国时期，这里发生了无数次的争夺战。《史记·周勃世家》载：“周勃围章邯废丘，破西丞，攻上邽。”《史记·樊哙列传》：“入汉中，还定三秦，别击西丞白水北。”这两个西丞均为西县的军事长官。两汉之交割据陇右的隗嚣，战败后曾固守过西县；东汉伐羌名将，亦曾在西县结栅布兵以遮羌众散逃之路。据《后汉书·段颎传》载：东汉建宁二年春，段颎奉冯太后之命，从今宁夏固原将起义失败的四千水上羌人追赶至汉阳郡射虎谷。他为了一举全歼灭羌人“乃遣千人与西县结木为栅、广二十步，长四十里遮之……。颎追至谷上下门穷山深谷之中，处处破之。”从《水经注》及《礼县文史资料》之一都说明汉之西县治在今红河一带。段颎派人伐木仅越木门河至红河一道山梁。故有在今秦岭乡虎皮沟和牡丹王家铺间树了上、下两道木门，三国才有木门道之名。2011年八十又三的老父亲给我讲，虎皮沟峡口直至解放前还是两山相合无路人可跃水勉强能过的险峡谷。最窄处牲畜驼上东西都过不去，只能跨河穿越，解放后随着几次修建天牡公路炸山采石方才扩大了缺口。但令人惋惜的是，就是这样一处绝佳景观险谷，炸山采石延续了60余年，将虎皮沟堡子山破坏的满目疮痍，上木门古道之险已荡然无存，直到今天仍未停止，请问这种折腾何时罢休？峡口北有射虎湾，再二里是虎皮沟，十里有虎头山，由此印证今喇嘛山正是汉代之西县的射虎山。至今仍遗存有梁家门、翟家门、李家门、邓家门等村庄名称。三国时期，即公元231年，蜀汉名将魏延伏兵于木门道，乱箭射杀了魏军先锋、一代名将张郃。诸葛亮北伐曹魏，更是两次兴兵屯西县。街亭之战惨败后，诸葛亮拔西县千余家还汉中，使西县这个历史名县从此衰微。西县经秦、西汉后，王莽时改为西治，光武帝时置杨廉县，西晋时“改置始昌县而县废”，后县治移往盐官川。

　　秦公簋这一国宝在秦源即今秦州区西南秦岭乡董集寨、梨树坡与礼县红河镇六八图村相交处的庙山一带出土，《史记·秦本纪》、《史记·周勃世家》的记载，《后汉书·段颎传》的佐证，《水经注》的确切记述及大堡子山秦公第一陵园的发现，向人们昭示并印证了今秦州区的秦岭、杨家寺、牡丹及礼县红河镇是秦地之源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