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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到叶广芩那天下午，北京的天气极好。仲夏长昼，天空瓦蓝如洗，大朵大朵的云很有精神地层层积在半空里，洁白挺括。68岁的叶广芩撑着一把挺精致的小洋伞走在中央美术学院围墙外的人行道上，抬眼看看远处的天，笑吟吟地说：“真好，像我小时候北京的天儿。”和在报纸上通常看到的照片不同，她没穿中式的对襟褂，而是一条宽松的花色活泼的旗袍裙，配着两枚水蓝色的莲花式样耳钉，看起来特别“少女心”。 作者 张玉瑶
叶广芩 北京的天气说不好，春有风沙冬有霾。这回叶广芩千里迢迢从西安暂回故乡小住时，恰好正赶上最宜人的光景。但她明白，更多的旧京风物，早已在岁月中湮没了。在不久前新出的短篇小说集《去年天气旧亭台》的后记中，她这样写道： 茫然四顾，亲人老去，家族失落，胡同拆迁，邻里无寻。旧日感觉已经走远，连同那些明明灭灭的故事一起隐于历史的深处，如同一阵阵的风，淡了、散了…… 记忆中的胡同，一棵老槐，两只寒鸦，几堆残雪，半街房影，召唤的气息是如此强烈，如同母亲站在家门口的张望。这些让我踏着树的阴影、雪的清寒走进了那些往事，走进了我的童年。回归市井，回归人间烟火，是我无法逃离的宿命。我爱北京的日子，我是北京的孩子。 潜隐与召唤，逃离与回归。虽被定位为一个原汁原味的京味作家，叶广芩却只在北京生活了不到二十年。1948年，她出生在一个满族贵胄之家，镶白旗，祖姓叶赫那拉，整个家族一百年来住在东城的深宅大院里。父亲是光绪年生人，三房太太共给他生了14个孩子，而叶广芩是第13个，比最年长的大哥小了足足36岁。1968年，19岁的叶广芩在时代洪流中被分配去陕西，从此注销了北京户口，就这么被这个世代居住的古城“甩”出去了，一去五十年。 后来，这位“七格格”在关中平原上当了作家，从文字中去寻故乡的梦影。她写《采桑子》，写《豆汁记》，写《状元媒》，以金家小女儿舜铭之眼，追溯大宅门里的家族众生相和旧京社会的风土人情。《去年天气旧亭台》延续着这一叙述脉络，但却走出宅门，做了一个胡同丫儿，探头探脑往东屋西屋的柴米油盐里张望。 回忆里的时间是有重量的，在纸上，回不去故乡的叶广芩，为自己铺了一条路。
童年·父亲·母亲《去年天气旧亭台》，书的名字取自晏殊的词。关键词里，一个是代表了旧时回忆的“去年”，另一个则是“亭台”——建筑。翻开书的目录，太阳宫、月亮门、鬼子坟、后罩楼、扶桑馆、树德桥、唱晚亭、黄金台、苦雨斋，九种建筑，九个故事。叶广芩向来擅长用某种意象来串起故事，用建筑来串这本书，正如同用京剧曲目串起《状元媒》，用满族诗人纳兰性德的词句串起《采桑子》。 一个故事一个故事读下来，很容易联想起林海音五十年代在台湾所写的小说集《城南旧事》，同样是通过一个小姑娘的眼睛，去看旧时北京种种。68岁的叶广芩因年少时即离开故乡，而今忆起五六十年代的老北京和住在那里的故人来，依然是儿时模样。 比如第一篇，写的是太阳宫。太阳宫，人现在说起来，仅仅是十号线地铁站上的一站罢了，和城市的其他地方一样，看起来并无特别。但在旧时，太阳宫村却是北京著名的菜地，还真的有那么一座叫做“太阳宫”的小破庙。二姨家就在那里当菜农，还是小姑娘的叶广芩常和小朋友一起跑到前头的夏家园村，瞒过大人到被当地人称为“窑坑”的水泡子里去捉鱼。 那时候的叶广芩顶顶淘气。家里14个孩子，就数她挨打最多。下“窑坑”游泳很危险，家里人不允许，所以每当她回家后，妈妈就要用指甲在她手臂上划一道，检查有没有白印。后来她耍花招，上岸后先在水龙头底下冲。妈妈发现了，干脆拿来盖章的戳子在她身上盖许多戳儿，这样只要她下水，就会被洗没了。后来，叶广芩跟着三哥三嫂去颐和园生活，妈妈就把这枚专用的戳子移交给了三哥。三哥上班忙，只来得及在妹妹脑门上盖一下，叶广芩照样大着胆子下到水里玩，只消把脑袋露在水面就行。 这些几十年前的生活细节，一直烙刻在成年叶广芩的记忆深处，历久清晰。她开始尝试从《状元媒》、《采桑子》的宅门里迈出来，走到《去年天气旧亭台》的胡同和市井里去。这种叙述脉络也正贯穿着老北京社会文化的两端，一端是贵族文化，一端是平民文化。而这两种文化，分别来自于她的父亲和母亲，“一半一半地”影响着她。 叶广芩的父亲是知识分子，在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教书，那是座极有名的学校，是今天诸多艺术类高校的前身，徐悲鸿曾担任过校长。父亲在花甲之年才得来叶广芩这个小女儿，自是当作掌上明珠一般。在颐和园里时，他牵着小女儿在大园子里四处走动，告诉她这是什么那是什么，这副楹联上是什么字，哪座坟里埋着谁。甚至还哄她去找一种叫做“哈拉闷”的东西，小姑娘到处找来找去，后来才知道这是满语里的一种小水怪，其实并不存在——“一个小姑娘在父亲的带领下这样进入文化，很有意思。”父亲离家去河北彭城工作时，六岁的叶广芩跳上电车送他，不曾想，这竟是和父亲的永别——父亲因心脏病在彭城工作岗位上去世。小小的叶广芩披着重孝去上学，老师问是给谁戴孝，她哇一声就哭了。时至今日，年近七十的叶广芩说起这最后的送别时，依然潸然泪下。 她的母亲则出生在齐化门（朝阳门）外南营房一个极其穷苦的家庭里，姥爷死得早，母亲作为姐姐，靠做活来养活弟弟，等弟弟长大了，母亲也已经成了三十多岁的老姑娘，只能嫁给人做填房。嫁到叶家后，母亲才发现丈夫比自己足足大了十八岁。叶家庞大，人多嘴杂，母亲没少受气。大哥有天偷偷跑了，家里人指责母亲是后妈虐待孩子（直到后来才知道，大哥是去参加了缅甸远征军）。父亲去世后，叶家由小康跌入困顿，母亲撑起偌大的家来，时时告诫女儿要有志气。 生于一个封建时代的满族贵族家庭，且这个家庭的成分还如此复杂、经历如此跌宕，令叶广芩从小品尝了世间的酸涩和无奈，绝非能安坐深宅大院里，当一个不问世事的“格格”。《去年天气旧亭台》，也非是一部老北京怀旧之作，许多个故事中的主人公，都曾在时代的变迁里沾染上了悲剧性色彩，如《后罩楼》里那位被红卫兵推来搡去的曾经美丽的珍格格、《扶桑馆》里被造反派头头侮辱的苏妈妈等等。这些小人物，刻画出了区别于老舍《四世同堂》、林海音《城南旧事》之外的另一个兵荒马乱时期的世相。
故乡·他乡·归去来小时候，出东直门去太阳宫玩耍得坐半天车，是住在皇城中的叶广芩不太容易求得的乐趣。不成想几十年后，她竟把房子买在了这个曾经有一座破庙和宽阔菜地的地方。交通畅达，人流熙攘，太阳宫早已不是偏远郊区，而是四环内的标准“市区”。 还有一座太阳宫公园。叶广芩说，她隔着栏杆看公园里面，草啊树啊，宛然和儿时差不多。但她从没进去过，是因为“没勇气”，怕一进去美好的想象就被破坏了。附近那个曾经和小朋友一起凫水的夏家园，村子没了但地名还在，且建起了一座大早市，叶广芩常常坐三站公交，去那里买些新鲜蔬菜——只是提着一兜菜时，周围林立的高楼让她往往不知身在何处。 北京变化太大了。长期处在其中的人都每每惊讶于变，何况是一年里只能回来小住几个月的她，对比的可还是几十年前的孩童记忆。 去年天气旧亭台》里，每个故事都从过去讲起，却在结局处引一个现今的尾巴。尾巴多是充满和解和光明意味的，那些曾经在历史中双手沾满血污的人，最终也能平淡地走完一生，一代人的故事画上句号。但对照起来，现实的尾巴总不如儿时的记忆那般血肉丰满、细腻鲜活。对此叶广芩也有些无奈：“我对今天的北京感到陌生，我觉得我没能进入到今天的北京里面去。” 为了给自己创造一些进入“今天的北京”的机会，叶广芩曾找过北京作协，请求作协给她一些机会，让她去到北京的一些单位、基层“深入体验学习一下”。就像她曾依靠着陕西作协系统，在村里待了九年，写出长篇小说《青木川》一样。可惜后来，“北京也忙，我也忙”，这件事被搁置下了。“我写今天的北京，还是漂浮在北京之上，没有深入进去。能写小时候的北京，但对现在的很多情况只能是推测，写不了今天北京的年轻人。”她有点落寞。不过，就像老舍、林海音等在文字里留下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北京，她能接过棒来，在文字里留下五六十年代的北京，“给后人留一点念想”，也算是一件功劳。 叶广芩现在办了一个北京暂住证，以替代五十年前那个被注销掉的户口。退休后，她不用动不动得在单位（西安文联）里露个脸，每年就可以稍稍多回故乡住些日子。但毕竟工资、社保关系都在陕西，彻底挪回来是不太容易的。最难的，还是作为作家的身份认同：前二十年在北京，后五十年在西北，陕西作家们把她当成“北京作家”，而在北京，她又是“陕西作家”——作代会上，她总是和陈忠实、贾平凹等“土著”陕西作家坐在一起。“我没有圈子，到哪儿都是一个人。” 前几十年，她日思夜想的是回到故乡的胡同，但到了这几年，这种渴望似乎淡了些，一来是现实原因，二来是陕西作家们都关心、尊重她，唤她“大姐”，这多少令她感到宽慰。“一个外地的人，能在陕西文坛上被人叫大姐，不容易。”北京作协的两位朋友曾经跑去她蹲点的周至县看望她，只见当地农民正热火朝天地自发为她召开“作品研讨会”，场面异常不同凡响：“一边擀着面，往锅里啪啪甩，一边端着大碗，在讨论作品。”哪个作家有这种待遇呢？叶广芩挺感慨。那时，她正在那方小小的县城里当着“文学领军人物”，老乡们甚至直接给政府写信要把她留下。目睹了乡土味儿浓厚得感人的现场，两个朋友说得直接：“叶广芩，我们终于知道你为什么不回去了。” 游子永远怀恋故乡，不过来自他乡的厚待，却可以稍稍缓解这种焦灼。 前段时间，她刚刚收到了周至农民寄来的一筐鲜杏，刚从树上摘下来的。“那些农民还想我呢。”叶广芩的脸上，皱纹慢慢舒展开，盈盈地笑了。在北京小住几天，她就又要回陕西去了。 写作·文化·底气北京城变动不拘，在叶广芩看来，有种叫做“底气”的东西却不变。“北京人不管走到哪儿，一眼都能看出是北京人。”她用陕西话开玩笑说，“你看咱陕西的出租车司机，就爱说去哪哒咥（音“叠”，痛快大吃的意思）泡馍，但是北京的——”她又换了普通话说，“说的都是政治局咋咋咋，从思维上把自己和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她觉得，这也算是自己至今也爱着北京、离不开北京的原因。 她在《去年天气旧亭台》的后记里这么写：“走南闯北，我不能忘记我的胡同，不能忘记胡同给予我文字中的爱和敬意，尊严和高尚，从胡同我看到了这座城市内里的厚重和达观。”因了这份厚重和达观，她笔下的故事也温柔敦厚起来，有哀伤，却不至于停在原地舔舐累累伤痕。“北京人不会把这些苦难在嘴里反复嚼来嚼去，他会从苦难里看到生活的真谛，看到人性的高傲。这才是站起来看。” 也因此，不管怎么暴风骤雨，故事里依然散落着诸多看似闲笔的内容，不紧不慢地款款叙着夏家园的荷叶、后罩楼的制式，甚至批斗中的一碗杂酱面。这些叫做“北京”的温情细节，充盈和丰满了记忆和故事的血肉。 我向她提到这一点时，叶广芩带了些疑惑呵呵笑道：“会不会让人觉得东一榔头西一棒子？”旋即又说，“我写作的感觉是什么呢？就像是一个白雪覆盖的大花园，我像一个老大妈一样，带着人从脚下开始扫吧。我不知道会扫成什么样子，也许是一条石子铺的小径，也许是一片埋着牡丹花苞的小径，也许是湖边、亭子里。怎么扫，全凭我的感觉，但我知道，这是一个花园，终会被我扫出来。” 《去年天气旧亭台》和她的其他故事一样，都朗朗上口，十分好读，语言是皇城根儿的、亲切的，不是欧化的、间离的。平淡、详实，这也是她对文学的要求。和陈忠实的《白鹿原》、贾平凹的《秦腔》等厚重作品比，她写老北京的“豆汁记”系列都格外轻巧，这让她有时也会怀疑自己的文本“太不严肃了”、“缺乏严谨思考”、“思想不太深刻”。 不过，故乡“粉丝”的支持和喜爱，却让她觉得格外幸福。粉丝群有名字，就叫“豆汁记”。这次她按照亭台楼阁来写小说，起先就是粉丝们的创意。叶广芩是不多见的能和粉丝打成一片的传统作家，一半是因为文章，一半却是因为厨艺。粉丝们馋她的醋焖肉，不客气地提前招呼她，她便认认真真做上好几斤，等一众人马涌来风卷残云。她说起这些琐事来笑得开怀：“美食也是传统文化重要部分嘛。” 京剧、古诗词、古建筑，生于皇城根下的叶广芩，写起小说来始终和传统文化有密切关系。《去年天气旧亭台》写完了，她有个朴素又热切的愿望，就是能让这些老北京文化遗产继续传承下去，年轻人能承担起这个重任，不要让它们在我们手里中断。 来源：北京晚报 北晚新视觉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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