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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道”非要“安贫”吗 桃李不言 翻阅古诗文，常感慨于古时圣贤名士的处世之道，最为显著的共性就是“安贫乐道”了。
晋时陶渊明，不愿为五斗米而折腰，弃官归园田，远离“车马喧”，过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的清苦生活。他认为官场三十年是“误落尘网”，是做了“羁鸟”和“池鱼”。他真是为了追求“悠然见南山”的境界而宁过清贫的生活吗？
刘禹锡为实现政治理想，参与变革，被贬后身居陋室而不改初衷，仍以诸葛亮等古贤自况。刘禹锡追求的是一种保持高尚节操、安贫乐道的生活情趣，对于这一点，古今认识似乎较为一致。
百度一下“安贫乐道”这个成语。“道”，原指儒家所信奉的道德，后引申为人生的理想、信念、准则。”“安贫乐道就是说安于贫穷，仍乐于坚守信仰，形容人们为了自己信仰或理想的实现，宁愿处于贫困恶劣的环境。”且附有两例：一是孔子的学生颜回，二是晋朝文学家王欢。
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而“不改其乐”，这个故事作为安贫乐道之范例不容置疑。
王欢做官前“安贫乐道，专精耽学”到“不营产业”，靠“丐食而诵《诗》，贫穷到家无斗储”，闹得他的妻子要离婚，旁人也都嘲笑他。但他终于成为一代通儒，做过国子祭酒(相当于北大校长)，最后做了太子的老师。王欢如此专注于经典令人叫绝，但是不是为了追寻圣贤之道就不敢妄论了。有关王欢的资料似乎过于强调他为“乐道”而不营产业，以致贫困到连一斗粮食的储备也没有，这容易使后人出现理解上的偏差，感觉似乎坚守志向定然要和清贫为伴。
其实，“安贫”和“乐道”并不矛盾，绝不是鱼和熊掌的关系。“乐道”不是一定要过苦日子，“乐道”也不必排斥优厚的物质生活。如果说一个人非要“安贫”才能“乐道”，或者说要“乐道”就得“安贫”，那是不是要把居高位、享富贵之人都划入无德之列呢？
如果说陶渊明做官时政治清明，不用他“折腰”就能好好地做他的父母官，相信他不会非要做稻田翁的，否则，他为何做“羁鸟”、“池鱼”一做就是三十年呢？
刘禹锡被贬前肯定不是居陋室的，但他照样积极参与王叔文的革新。与他有相同境遇的还有柳宗元，身居高位，生活条件肯定错不了，一样地坚守着那份信仰。
颜回死得旱，就不能知道他是否会富贵，富贵后是否还能守道。但
对于王欢来说，其实“道”与“贫”不可能成为终生伴侣的。他“专精耽学”，“丐食而诵《诗》”是肯定的，但同时他也绝不排斥富贵的，否则，他就不会对着要闹离婚的妻子说，“卿不闻朱买臣妻邪?”(汉代朱买臣曾靠砍柴度日，挑柴途中背诵诗文，妻子和他离婚。出仕后衣锦还乡，前妻羞愧自尽。)
所以说，“乐道”不是一定要“安贫”，贫穷不是守道的必要条件。只要守道，是贫是富并不重要。如果贫穷，不要为了生计丢掉理想、信念；如果富贵，更不能迷失操守，“不以欲伤生，不以利累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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