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之谦（公元1829-1884年），原名铁三，后改名益甫，中年后定名为之谦，字撝叔，别号有憨寮、支自、梅庵、冷君、悲庵、无闷，斋室名二金蝶堂、仰视千七百二十九鹤斋等多个，浙江绍兴人。他在晚清艺坛上，是一位“诗、书、画、印”堪称四绝的多面手，一位极具革新精神的闯将。他的书画艺术被人尊为“前海派”，以别吴昌硕开创的“后海派”。
赵之谦出身于富有家庭，但到他这一代时，家境己趋破落。赵之谦少年时刻苦学习，于诗文、书法、绘画、篆刻，无所不精。31岁中举人，曾做过绍兴府知府缪梓的幕客。1861年，太平天国军队进入绍兴，他离开故里，流寓温州、黄岩、福州一带，做过私塾教师。他的妻子死于途中，故后号“悲庵”。后到北京，以卖画为生。
37岁起他曾在北京三次参加会试，都不中，但这个时候他却在诗文、书画、篆刻方面渐获声誉，被一些京朝官僚等看中，44岁被推荐江西，先在南昌主持篆修《江西通志》，后历任鄱阳、奉新和南城县的知县。这个时候，他的继配陈氏又因为旅途颠簸而病逝。赵之谦在任职南城县时病逝，身后萧条，由故旧凑款才得以归葬杭州丁象山。
赵之谦在书法方面初学颜真卿，后改习北碑，并用“钩捺抵送、万毫齐力”之法作书。此法即中锋运笔，将笔毫平铺纸上，顺着下笔，起、收也露锋、显得草率，自然，独树一帜。他不拘泥于传统章法，把握了艺术发展方向，融会古今，走在了当时艺术发展的前沿。
赵之谦的书法体现了清代碑学兴盛的局面，他的行楷被称为有“颜底魏面”风貌，用婉转圆通的笔势来写方折的北魏碑体，而且他的行草、篆、隶诸体，无不掺以北魂体势，自成一格。整体上被称为“北魏书”。
《魏碑，是北魏以及与北魏书风相近的南北朝碑志石刻书法的泛称，是汉代隶书向唐代楷书发展的过渡时期书法）他的行楷沉雄方厚，血肉丰美；隶书用笔流畅，结体匀称，生动活泼，神采巧丽；篆书运锋藏露相兼，字体方圆合度；行草书既有北碑的方峻，又流美自然。他的画与篆刻都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在篆刻上曾有“为六百年来摹印家立一门户”的抱负。
赵之谦曾说过：“独立者贵，天地极大，多人说总尽，独立难索难求。”他的艺术风格和创新实践，影响和启迪了后来的吴昌硕、齐白石等大师。赵之谦对清代末期的书法影响极大。
赵之谦固然是书、画，印才华绝世的大师，但他的一生也充满了矛盾。他是一个天才，但却对艺术深度的探索缺乏耐心；中年时女儿、妻子相继去世，对他打击很大；后又长时间热心于官场，影响了艺术水平的充分提高。所以后人魏锡评价他“但开风气不为师”，总结了他做人从艺上的得与失。
赵之谦曾说“做官之术，不出‘卑鄙无耻’四字，断非我辈所能”，但他又热衷于结交达官显贵，以求在仕途上有所作为。在得到了达官显贵的赏识，有了为官的机会后，他竟然也“画不多见”、“誓不操刀”了。
当然后人解释他这样做，是为了想在任上有些实实在在的政绩，他的所作所为也似乎体现了这一点。在他到鄱阳做知县的第19天，就逢大水冲田，他“殚力赈抚，不遗余力”。在奉新的时候，他也“葺文庙，修桥筑城，甚得民心”。他曾为了一件宗族的讼案，一直考证至《宋史》，消理宗谱，然后作判闻达万言，使讼者“钳口结舌，数载悬案，顷刻大白”。
在任南城知县时，正逢法兵犯台湾，进而侵福建沿海，朝廷向法国宣战，援闽的各路军队不断经过南城，赵之谦“张罗供应，资捍卫国土，劳顿过度，以至旧病加重，卒于南城官舍”。
和赵之谦同是绍兴人的鲁迅曾写了《中国文坛的悲观》一文，痛惜中国文人自古相轻的陋习。文中写道：“其实是作文‘藏之名山’的时代一去，而有一个‘坛’，便不免有斗争，甚而至于谩骂，诬陷的。明末太远，不必提了；清朝的章实斋和袁子才，李莼客和赵伪叔，就如水火之不可调和；再近些，则有《民报》和《新民丛报》之争……”这里说的李莼客和赵伪叔，便是指赵之谦和另一个也来自绍兴的文人李莼客，名慈铭。
李慈铭是鲁迅先生祖父介孚公的同时人，和赵之谦曾同时在京。李、赵二人互相低毁，成见极深。同治十年，张之洞因为喜欢赵之谦、李慈铭的作品，曾约当时诸多名士雅集北京龙树寺前。他致函亦是当时名流的潘祖荫，称赵之谦与李慈铭若不到场作画，“此局无色矣”，想调解他们二人的矛盾，但没起作用。
李慈铭在所著《越缦堂日记》中常称赵之谦为“妄人”，攻击赵之谦“亡赖险诈，素不知书”，“是鬼蜮之面而狗彘之心”。李慈铭还曾说：“北有讲宋学之李如松，南有讲汉学之赵之谦，可谓双绝。”这个“双绝”，是讽刺二人是同样的伪君子。无论其实如何，赵之谦身后的名声似乎为此深受影响。
赵之谦一生都穷困。曾做诗说“众人乞巧年复年，我乞仍在巧借钱”，十分辛酸。他生前在杭州卖画，生意并不好，“一扇一画只一金”。现在，赵之谦的作品非常受收藏家的欢迎，尤其是日本和港台、东南亚地区的收藏家。
他的作品传世不多，又不易临仿，买家感到放心，因而价格高而稳定。在香港市场，赵之谦的作品价格起点就比较高，1987年仅一幅扇面就达到4万港元。1989年仅出售过两幅作品，一幅是《隶书》四屏，达到20万港元；另一幅是《岁朝清福》，达到21万港元。
1990年也仅见到两幅作品出售，一幅是《牡丹书法》扇面，3.85万港元，另一件是《花卉》四屏，一举达到352万港元。购买者竞争十分激烈，使其作品创下了清代画家作品的最高售价记录。后人就此事感慨说：“外国有凡·高，身后得大名，赵之谦中国之凡·高乎！”
赵之谦的传世代表作之一《行书四屏条》，章法尤有新意，大小穿插、相互交错，行距甚小，饶有汉碑之意。正体现了他的行草的“魏七颜三”特色，形质虽为魏碑，然神采却可窥其深通颜书之端倪。这种巧妙的糅合、酿造，正是他追求的匠心之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