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视公共讨论的多元性和思辨性 
因此，归根结底是一个公共讨论的方式问题。公共讨论的开启是一个问题，而公共讨论的方式则又是另一个问题。今天的中国没有公共讨论吗？今天中国知识精英没有开启公共讨论的能力吗?对这些问题，答案一定见仁见智。但中国知识阶层没有很好地引领公共讨论，这却是不争的事实。 也许我对知识阶层的苛求过多、过高。那就让我们来谈谈对普通大众的要求吧。其实，无论是知识阶层还是社会大众，只要是参与公共讨论，都应有一些共同的标准。除了上面提到的理性的态度和成熟的风格之外，作为一场成熟的公共讨论，至少还须具有以下两个元素：一、多元性；二、思辨性。 所谓多元性，想必不用多加解释了。一场公共讨论，只有吸纳和包容所有的与议题有关的意见，才能称得上是一场值得关注的讨论。当然，各种意见的参与都必须基于理性的原则，这属于讨论风格的问题；但一场讨论若不能吸纳和包容各种不同的意见，那根本就不能称之为一场公共讨论。一场不具备必然性的讨论，自然不可能吸引观众参与和关注；而社会大众若长期游离于公共讨论的氛围之外，或根本就没有公共讨论的雨露来滋润自己的心灵，训练自己的思维，那么迷茫的大众将可能向着“盲民”乃至“暴民”的方向发展。这就是我在本章前面提到的，我对于我们民族精神世界可能出现脱缰的野马的担忧所在。 关于思辨性，这里可能需要做一点解释。我之所以在前面说中国目前缺乏健康的公共讨论文化，是因为目前要么是在主流媒体缺乏公共讨论，要么是在互联网上充斥着情绪化的讨论氛围。真正剥离情绪，直达问题核心的讨论少之又少。因此，互联网上的讨论虽然热闹、活跃，但却质量不高，甚至充斥着网络语言暴力的倾向。这样的讨论，虽然对于发泄情绪有利，但对于培养健康、理性的公民精神却并无多大作用。虽然经过时间的磨练，网民的素质也会逐渐提高，但就共时时态而言，这样的所谓公共讨论无疑是被浪费了，而且还有着一定的毒害和危害作用。 所谓思辨，就是通过抽象的思考、推理、论证得出结论的一种思维训练。以前在政治意识形态主导下，对思辨有种误读和误解，认为那是坐在书斋里脱离实际的学问，尤其是所谓的思辨哲学，更是被认定为企图从概念中推出实在，从而使客观世界的发展服从于人的思维所构造出来的一般法则，如19世纪黑格尔的哲学学说。其实，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很大的误解。万物要经辨识，才会区别物与物之间的差异；万事要用辩证眼光看,方能分清事与事之间的联系。这在相当程度上只能，而且也必须有赖于抽象能力。思辨就是一种相对抽象的思维能力。 但你也不必把抽象能力看得很可怕。数学中最简单的1+1=2就是一种抽象。小孩子数玩具，只知道一辆汽车加另一辆汽车等于两辆汽车，只有1+1=2的公式将其从现象中抽象出来，人们才进入对事物本质的一种认知。因此，所谓的抽象和思辨，其实就是循着事物的逻辑观察问题，思考问题，而不是在问题的表层转圈、做文章。既然是循着事物的逻辑，那么一定就会逐渐发现逻辑上的一些互相矛盾之处。看到了逻辑上的矛盾之处，人自然就会变得谨慎，变得辩证，也变得比较深刻。 问题是，我们中国人似乎素来缺乏抽象思维的能力。黑格尔批评儒家哲学只是一种做人的学问，虽然有西方中心主义的傲慢，但中国人缺乏抽象和思辨的能力，则似乎并不因黑格尔的傲慢而消失。当然，感性的中国人往往比理性的德国人更可爱，但由于缺乏理性与思辨，我们往往比较情绪化，而不善于深入事物的逻辑层面。须知，只有在逻辑层面，而不是在事物的表层进行探讨，这样的讨论摆脱情绪，直达核心；也只有这样，才能比较容易超越自己，克服自身的一些盲点。 这种相对思辨的能力，在一个社会的公共讨论中是非常需要的。只有具备了这样的能力，我们才不会因众多的孔庆东事件而感到困扰。
一切都从讨论开始
现在也许我们可以发现，思想启蒙听上去似乎是一个很宏伟的题目，而且实际操作性很小，但如果我们将它分解成一些细小的环节则可以发现，其实建立一个成熟的公共讨论的文化，是思想启蒙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和前提；这么一个公共讨论的氛围，在目前的微博时代，是每个公民自身就完全可以操作的，而完全不用仰仗官方对舆论氛围的“恩赐”。 与此同时， 一个成熟的公共讨论文化，不是知识阶层对大众的单向启蒙，而是知识阶层与社会大众的共同参与，共同建构和共同成熟。但无论是知识阶层还是社会大众，都可以在这么一个公共讨论的氛围中，学会把握理性，学会以包容、多元的态度和思辨的风格来展开讨论。这么一种互相教育、互相启蒙的过程，是二十一世纪微博时代所特有的，它将突破十八、十九世纪欧洲知识界单向启蒙大众的模式。我们今天需要的，只是一点自觉的意识，将公共讨论推向理性、多元、思辨的深度，而非仅仅停留在其肤浅和情绪化的表层。 什么时候，我们中国人开始学习这么一种讨论问题的方式了，我们的思想启蒙其实就已经开始了。这其中的另外一个关键，是知识阶层中的一些精英分子，应该有意识地起到一点引导的作用。
学会讨论，学会谈话
初听上去，这似乎是一个很白痴，或至少是令人匪夷所思的问题。说话，谁还不会？但我却要说，我们的很多同胞其实似乎并不很会谈话，而且根本就不会讨论问题。先说一个小故事吧。 二十多年前在欧洲留学的时候，中国同学时常聚会的时候，最惯常做的事情就是在一起打扑克，而极少在一起讨论问题。即便是坐在一起聊天，许多人也大都是聊一些身边的家长里短，而极少就一些社会问题展开深度的探讨。 如果说，这还是一批当时中国的青年精英，那么同时让我们看看同时代的德国青年精英，他们聚在一起时都在干什么。他们很少打扑克，或者根本就不会打扑克；时至今日，他们也不会唱卡拉OK，或者说他们的文化里根本就没有卡拉OK这么一种娱乐和消遣。相反，夜幕降临后，他们也许会花点时间到剧院欣赏一出歌剧，或者到某一个会所去听一场文学演讲；朋友聚会，经常就是一杯酒或饮料，然后便海阔天空，而且经常是一些与自己身边生活没有直接关系的事情。就算是那些中产家庭的主妇，也常有喝下午茶的习惯，坐在一起，聊聊家常，继而聊聊与家常没有直接关系的一些事物。 当然，这里有很大的文化差异的成分，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在这里得到了集中的折射。但有一点却似乎又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没有直接关系，那就是，我们确实没有谈话的习惯或文化。也许下面的说话会有一点夸张：我们总担心我们聚在一起无话可说，因此总要找一点娱乐的内容出来，比如唱歌或打扑克，这样大家聚在一起才不会显得无聊。另外，看看华人世界的一些公司聚会我们大概也可有所启发，每当公司的年度聚会，总要通过抽奖活动才能吸引大家参加，或留在现场直到最后。 至于华人世界电视台的节目设计，那就更可以清楚看出这一点了。华人世界电视台似乎至今还没有一档超过一个小时的谈话节目，因为超过一个小时的谈话节目，对绝大多数华人观众来说显然太长，也太无聊了，不少人可能因此而会打瞌睡，或直接就把电视机给关了。因此，电视节目的制作人员为了留住观众，就需要煞费苦心地在节目中放置很多电视元素，比如好看的垫底片，又比如好听的音乐，甚至要把一档半个小时的节目切成几个部分，每一个部分分别有一个主题，因为我们的观众似乎很难半个小时集中精神于一个主题。然而这样一弄，后面的潜台词似乎就是：我们的观众都是一群具有儿童情商的人，因为只有好看的片头和好听的音乐才能留住他们，才能吸引他们去听一场谈话节目，或只有将一个主题切成几个板块才能留住观众 然而，在欧洲。美国或日本，超过一个小时的谈话节目是再正常不过的节目，而且收视率最高的往往就是一连几个小时的谈话。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德国《明镜》周刊前总编辑艾利希·伯默（Erich Boemer）主持的《Talkim Turm》节目，每周日晚上十点到十一点播出，一个半小时的节目，五六个嘉宾，就当前的重大新闻事件发表意见，没有任何电视元素，一场完全意义上的清谈节目，然后收视率却在全德国稳居榜首。日本前电视谈话主持人田原总一郎，每月最后一个星期五晚上主持《讨论到天亮》节目，凌晨一点半到四点半，八个嘉宾，也是没有任何电视元素，但收视率稳居5%。除了话题和主持人本身的魅力外，德国和日本国民对于谈话节目的浓厚兴趣，以及在这背后的长于思考和思辨的特征，恐怕是主要原因。 正如孤独有时是产生思想的前提，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不要担心有时可能会过于无聊，也不要想着总要用无休止的娱乐活动把可能导致我们无聊的时间填满。对一个成长中的儿童来说，无聊有时是创造力成长的必由之路，一个任何时间都被填满的儿童，其创造力也往往被扼杀殆尽了。其间的道理十分值得玩味。儿童如此，成年人同样如此。留一点时间给谈话，也许你会发现，你从中获得的收益和乐趣远超过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娱乐项目填满。如果你能试图在谈话中讨论一些问题，那么你的谈话质量无疑又提高了一步。再下一步，如果你的讨论不是仅停留在事物的表层，而是逐渐进入事物背后的深层，那么你就比较容易摆脱个人情绪，而专注于探讨事物的深层逻辑。 这样的讨论，无疑是对思维能力的极好的训练。这样的谈话进行得多了，你也许会发现，你的个人素质在不知不觉中得到了提高；你会发现，你的视角不再那么单一，而是开始习惯于多种视角和思维；你不再停留在情绪化的表层，而是开始深入到事物的深层，并发现其中有许多并非需要深入探讨，而绝非一个简单的结论就能打发的复杂元素。当你发现自己的这些变化时，你又会发现，你开始变得冷静了，甚至变得深刻了。这一切折射到你的行为上，那就是：你不再容易那么简单化地为一件事情下结论，你也不再那么情绪化地一味指责对方，而是时常会陷入沉思。 如果当我们这个民族的大多数人们，或至少是其中的精英阶层中的大多数人们，都慢慢学会、养成了这样一种谈话和讨论的习惯，那么我们的公共讨论也就有了开启的契机和成长的空间。因此，一切的一切，都无不从学习谈话和学习讨论开始。 反过来说，要学会和养成这样一种讨论的习惯，不可能希望“天上掉馅饼”，而是需要一些实际训练的机会，那就是在我们的公共媒体上，应当逐渐多一些这样的公共讨论。由于环境的限制，今天的我们显然还不可能就一些重大而敏感的问题展开讨论，但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多元以及互联网技术手段的进步，我们的生活中每天充斥着那么多的公共事件，令我们好奇而又杂乱，兴奋而有迷茫，无论是孔庆东辱骂事件还是方舟子、韩寒大战，抑或以后还会发生的更多的类似事件，无不如此。这时候，我们真的需要一些思想大家的指引。 也许你会说，今天的中国已经没有思想大家了，我承认这一点；也许你又会说，今天的中国民众并不需要一种统一的思想的指引，我也可以签字同意。但是，每当我们的社会发生公共事件，我们的情绪产生纷扰时，如果能有一些知识界的朋友能勇敢地走出来，不是参与“围观”或纷争，也不是做一些低层次的解读，而是能高屋建瓴地指出民间情绪的纷扰所在及其背后的更为深刻的原因，继而帮助民众理清自己的情绪，明了事物发展的根本逻辑，那将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工作。如果我们的民间和舆论能在这一基础上，再展开多元、深层的公共讨论，长而久之，那不就是思想启蒙的种子吗？ 不要把思想启蒙看得太虚、太抽象，其实她就在我们每天日常的生活里面，就看我们是否有高度和深度，将她挖掘和提炼出来。
建立理性的公民精神和文化
既然思想启蒙并非那么的抽象和虚幻，而是可以实实在在地体现在我们日常生活的每一刻里，那么就让我们再进一步，看看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甚至在我们每天进行的谈话和讨论里，我们可以建立一些什么样的思维和行为习惯，以使得我们能建立起健康的公民精神和文化。 我认为，这里的关键是建立一种理性的思维习惯。我们常说要建立这个价值观或那个价值观，我倒是认为在这方面要非常小心才可。在一个自由、开放、多元的社会里，价值观绝对不是靠一些人拍拍脑袋就可以建立起来的，而是通过社会大众的共同努力自然形成的。既然是自然形成的，那么它就带有一定的合理性，也有相当程度的从众性和盲目性。当绝大多数人都认为对“小悦悦”见死不救是不对的，但同时又对因救人而被反咬一口心存顾虑时，我们必须对这样的现实和大多数人的顾虑抱有一份理解；但如何从这一“死循环”中走出来，则又需要我们有一个更为开放的氛围展开一场公共讨论。 因此，区别一种价值观究竟是否成熟，要看它在形成和成长过程中，究竟是否经历过多元讨论的洗礼。而多元讨论的精髓，除了多元本身之外，就是各种观点都必须具有理性的基本特征。 因此，理性与多元一样，往往是一切成熟价值观成长的必不可少的土壤。
理性，一切价值观的基础
读到这里也许你会发现，贯穿本书的是对我们这个民族一些集体性格或文化基因的批评，但我又试图尽力挖掘其背后的深刻原因。其间的原因是深刻而多元的，但冥冥之中却似乎都有一条共同的逻辑或线索。 千百年来，中国人“只会革命，不会改良”，不但令我们的现代化百年来步履维艰，而且某种程度也令作为后人的我们蒙羞。问题是：今天作为后人的我们，遇到矛盾或问题，有时依然会重复循环前人已经犯过的错误。再过一、两百年，我们的后人又会如何评价今天我们的种种举动？ 过去百年，我们这个民族的仁人志士为了救国提出过各种“药方”，但各种“药方”之间为什么要互相残杀，彼此完全不能容忍？今天，国共内战的谍报剧拍得越精彩，我们这个民族的内在悲剧及其荒诞也就越深刻。上个世纪的国共内战和今天改革十字路口的左右之争，虽然表象不同，但其内在逻辑不是有一点似曾相识之感吗？如果我们今天和未来不能摆脱这种逻辑，那么我们这个民族在本世纪的后面八十多年，是否还将继续做出更多荒诞的举动？ 两岸的中国人，由于某些荒诞的原因已经分离和对峙了六十多年。然而，当德意志民族短短十几年就走过了“汉贼不两立”的道路，我们这条路却走了六十多年，而且似乎越走越远，越走越复杂。 将近五十年前，一场几千年未有的亘古浩劫发生在我们这个民族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亿万人跟着一个政治人物疯狂，其间的荒诞程度令我们今天想起来依然觉得好笑乃至后怕。问题是：这一切将近五十年来并未得到彻底的清理，甚至就连不彻底的清理都没有。而我们就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迅速富裕了，甚至“崛起”了。于是，富裕的我们做出的一些事情，与贫穷时的我们有时几乎一样可笑；“崛起”后我们的一些想法的内在逻辑，与我们落后时的想法一样，有着许多十分相似的地方…… 几百年来，我们始终在冥冥之间做着“汉唐盛世”的梦。这本身无可非议，但我们到底要一个什么样的“盛世”？我们是否仰视比我们发达的民族？同时是否又是否俯视比我们羸弱的民族？我们在看待曾经比我们发达的民族的过程中，是否又有一种爱恨交加的心态？西方之于我们，到底是老师还是强盗？我们究竟能否悉心梳理清其间那种错综复杂的情愫？ 所有的这一切，我写出来只有短短的几百字，但却浓缩了我们这个民族千百年来的集体困惑。更要命的是，我们很多人甚至还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这些困惑。因此，千百年来，中国的历史总是在前进，但却总是前进得那么的曲折和艰难；有时黑暗中眼看曙光就在眼前了，或以为终于找到了“药方”或曙光，回首一看，“药方”错了，或几十年后一看，还是有许多根本的困惑没有解决。 请不要以为我这是杞人忧天或夸大问题。中国历史的“超稳定结构”导致了我们的进步和倒退一直循环反复，兴盛与衰败始终周而复始，清醒与迷失经常交替呈现。请也不要用螺旋式上升这样的说法来展现我们的阿Q精神，一个民族在前进道路上走过太多的弯路，尤其是付出一些本不必付出的代价，总是一件令人唏嘘的事情。 一切的一切，都源于我们这个民族的集体精神世界深处，缺乏一种理性精神。理性本身不是一种价值观，而是一种可以称之为方法论的东西。但理性却是一切成熟的价值观产生和成长的基础，就象土壤之于植物，空气之于生命。 理性的基础是逻辑。由于缺乏逻辑思维能力，所以我们经常无法找到问题的核心，或者在找到之后无法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案。没有理性和逻辑的支撑，我们不但无法直达问题的核心，而且我们经常会受到各种情绪的纷扰；情绪，而不是问题的核心，经常会遮掩了我们的视线，影响我们做出正确的判断。这种情绪不仅指个人的情绪，而经常表现为无法超越个人、集团乃至民族整体的利益。这种无法超越的情况从人性的角度，永远可以找到解释的理由；但对一个民族来说，却可能会由此而错失许多本不该错失的机会，并令未来的道路继续充满风险。 二十一世纪初叶的中国，在历经百年沧桑之后，终于迎来了难得的民族振兴的机会。但如果我们精神世界里的一些深层问题没有解决，的精神“不成熟”状态，那么也许未来几十和一百年的路，我们还会走得很艰难。 点击图片了解“邱震海公益”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