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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93期：改革者眼中的改革者
梁启超
谢小庆按：中华民族从积贫积弱走向初步的繁荣富强，包含近代许多仁人志士的不懈努力。其中，康有为、梁启超师生功不可没。虽然他们推动的戊戌变法失败了，虽然对于戊戌的是非功过可以有不同的评说，但康、梁在睁眼看世界和开启民智方面的历史贡献，功彪史册。 1908年，梁启超先生倾注心血著30万言《王安石传》，称王安石“其德量汪然若千顷之陂（波），其气节岳然若万仞之壁，其学术集九流之粹，其文章起八代之衰，其所施之事功，适乘于时代之要求而救其弊，其良法美意，往往传诸今日莫之能废……大率皆有合于政治之原理，至今东西各国行之而有效者也。”“荆公所处之时势，虽极艰巨，然以其不世出之才，遭遇大有为之主，其于拨乱世反诸正也，宜若反手然。”“三代以下求完人，维公庶足以当之矣。”同为忧国忧民的改革者，任公为荆公洗冤正名，惺惺相惜，一片深情。 如胡适先生讲，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为拨开围绕历史的迷雾尽量看到真相，需要审辩式思维（critical thinking）。第一，对事实穷追不舍；第二，对逻辑矛盾穷追不舍；第三，做出自己的普乐好（plausible）选择，同时包容异见，适时闭嘴。梁启超在为王安石洗冤正名的过程中，体现了很高的审辩式思维水准。梁首先对“事实（fact）”进行了认真的鉴别甄辨。在事实真相的基础上，展开论证。同时，避免简单地贴“良政”、“恶政”的标签。 下面节录《王安石传》中梁启超的一段评论。今天读起这段百年前写就的文字，仍然可以感受到任公跨越时空的审辩式思维水准，仍然可以给我们很多启发。《王安石传》用文言写作，为了便于更多人阅读，这里刊出在网上看到的白话文译文，并将原文附在后面。
元祐之后，所有指责王安石的人，都将王安石的法令称之为“恶法”。这些批评者的意气偏激，本来就是不用说的。然而，王安石所制订的法令，果然都是“良法”吗？这又是我所不能苟同的。我常说天下有所谓的恶政治，而没有绝对的良政治。如果他施政的本意在于谋求国富民强，差不多就可以称为“良”了。即使是这样，谋划而得到预期的结果，那么结果就可称为良；谋划了而没有得到预期的结果，那么本意虽然是好的，但结果反而是极不良的，这种情况也是有的。因而同一个政策，往往甲国施行而得到很好的结果，乙国施行而得到很不好的结果；甲时代施行而得到很好的结果，乙时代施行而得到极不好的结果。这政策是好呢，还是不好呢？可以说：这不能断定。如果要说，那只是适合不适合罢了。 王安石所颁布的法令，我想找其中某一个绝对不好的，没有找到，因为它的本意都是谋求利国利民的。然而王安石施行这些，则适合和不适合的大概各占一半罢了。王安石号称取法上古尧舜禹三代，说这些法都是三代已经施行过的法令，而且是有效的。上古三代太久远了，而典籍又不能全信，法令在当时是否真的施行，我不敢说。即使这样，王安石曾在一郡一邑施行过，而且是有效的。不仅是这样，凭我所听到看到的，今天的欧洲诸国，他们所颁布的法令，往往和王安石不谋而合，而新兴的德意志尤其多。王安石也是用这些方法，而又以非常诚恳和为天下担忧的心情来实施，而效果不大是为什么呢？他没有想到，三代以前的政治家，他们所谋划的，只是帝王管辖的千里之地，要不然就是诸侯的百里土地，而今天的欧洲诸国，大的也不过像我国的一两个省那么大，小的也就像我们的一两个县，因而三代以前行之有效的，现代欧洲各国行之有效的，王安石在鄞县做县宰时所收到的效果，应当与他们相等，从这可以断言；等到他治理天下时施行，收效是否能与那时相等，就不敢断言了。 我读国史，找到成功的政治家只有数人：管仲、子产、商鞅、诸葛亮。考察他们所处的环境，都是封建时代或者是割据时代。他们所统治的，也就相当于今天的一省或者数个州县。至于到大一统时代，管理九州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想要求得深谋远虑能使全国都得到恩惠而如以上几人，大概是找不到的。有一个，那就是王安石，而他的成就，已经使后人惊叹了。我在这里私下怀疑我国的政治家，适宜治理小国，而不适合治理大国。能考虑到本国之外，而又以政治家闻名于世的，那个来喀瓦士是什么人呢？梭伦是什么人呢？不过是我国的一个下层官吏罢了。那个施泰因是什么人呢？加富尔是什么人呢？俾斯麦是什么人呢？格兰斯顿是什么人呢？不过相当于我国的一个巡抚或总督罢了。像罗马帝国那样强盛，与今天的俄罗斯，从他们那里想找能比得上我国管仲等几人者吗？是找不出的。我于是深思其中的原因。所谓大政治家，不外乎使国民整齐划一，使他们奔向同一个目标，这样在内可以增强国力，在外可扬国威。想要使国民整齐划一，使用的方法，必定要对民干涉。当今用放任而不用干涉而能治理国家的，只有英美等两三个国家罢了。而这里所讲的放任，已经不是我所说的那种放任了，而何况他们在这之前，大概也曾经对百姓进行过很大的干涉，才有了今天。其余的国家，没有不以干涉来治理国家的。不仅仅是现在中西国家这样，就是我国古代也没有不是这样的。管仲、商鞅、诸葛亮，都是因为干涉他们的百姓而成为政治家的。周代的官吏是不是写了周公之书，我不敢说；那些内容都施行了没有，我也不敢说；假使果真是周公之书，也果真施行了，那么，就干涉百姓而言，没有人比周公更甚了。如果同意这种说法，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干涉作为政治家唯一的手段，就已经很明显了。而这样的手段，在小国施行很容易，在大国施行就难。在小国施行就利大于弊，大国施行则弊大于利。因此以前治理大国的人，只有两种办法：一是威逼和胁迫，二是放任。威逼胁迫的被称为民贼，这是不足以成为政治家的；而放任也绝对不足以成为政治家，没有听说政治家躺着不动就能治理国家的。既然说放任了，那么人能做到，并且连土木偶也可以做到，还要这种政治家做什么呢？我国数千年的历史，凡是一个姓氏兴起的时候，必定以威逼胁迫为政策，如汉高祖、宋太祖的时代就是这样。等经过数代，就必定以放任为政策，如汉文景、宋真宗的时代就是这样。放任时间长了就会有乱，乱了就会灭亡，亡则会有兴，有兴就会有威逼胁迫，威逼胁迫倦了就又回到放任上来。如此一次次地循环，如一丘之貉般。这就是政治家不在这种循环过程中产生的原因。即使这样，我对这种情况也没有感到迷惑。舍弃威逼胁迫两者之外，可供选择的则只有干涉这一条途径。而大国难以施行干涉，这种做法弊大于利，所以我私下认为太大的国家，利于做威武的武夫的舞台，利于庸碌的孩子们来藏身，而最不利于那些奋发刚毅、认真负责的大政治家。从今往后，交通手段日趋发达，大国也如同过去的小国，那么政治家成就的取得就比较容易了；而在过去，天下最难的事业也莫过于此。在王安石的那个时代，凭王安石所在的国家，而想要施行王安石的志向，它的难度，不是周公能比得了的，也不是管仲、商鞅、诸葛亮能比得了的，也不是来喀瓦士、梭伦能比的，也不是施泰因、加富尔、俾斯麦、格兰斯顿能比的。它是那样的难，则他的成就仅如此，本来也是合理的；它是那样的难，而他的成就尚且能如此，那么王安石在古今中外的各个政治家中，他的位置是可以想见的。 同是干涉政治，而它的程度也有浅深的差异！程度浅的施行起来比较容易，程度深的施行起来就更难。王安石干涉政治，有的是在立宪国可以施行而在专制国极难施行的，甚至有的近于国家社会主义，是当今的许多立宪国还没有施行的。靠数千年没有被干涉过的百姓，而最后用这些加给他们，导致群起而喧哗也是正常的。而王安石的法令是好呢，还是不好呢？我最终也无法说清楚。
原文： 元兴以降，指凡公所变之法，皆曰恶法。其为意气偏激，固无待言。然则公所变之法，果皆良法乎？此又吾所未能遽从同也。吾常谓天下有绝对的恶政治，而无绝对的良政治。苟其施政之本意而在于谋国利民福，殆可谓之良也已。虽然，谋焉而得焉，则其结果为良；谋焉而不能得焉，则本意虽良，而结果反极不良者有焉矣。故夫同一政策也，往往甲国行之而得极良之结果，乙国行之而得极不良之结果；甲时代行之而得极良之结果，乙时代行之而得极不良之结果。此政策者果为良耶？不为良耶？曰：是无可言。其有可言者，则适不适而已。 荆公所变之法，吾欲求其一焉为绝对的不良者而不可得，以其本意固皆以谋国利民福也。然以荆公而行之，则其适焉者与其不适焉者盖相半而已。荆公诵法三代，谓其法皆三代所已行之而有效者也，三代则邈矣，而载籍又不可尽信，其果曾行之与否，吾未敢言。虽然荆公则尝以小试诸一郡一邑，而固有效矣。 不宁惟是，以吾所见闻，今世欧洲诸国，其所设施，往往与荆公不谋同符，而新与之德意志为尤夥，而其成绩灿然。既若是矣，荆公同操此术，而又以至诚恻怛忧天下之心出之，而效不大睹何也？殊不思三代以前之政治家，其所经画者，千里之王几耳，否则数百里之侯封耳。而今世欧洲诸国，其大者不过比吾一二省，其小者乃比吾一二县也。故以三代以前行之而有效者，今世欧洲各国行之而效者，荆公宰鄞时行之，其收效当与彼相等，是敢断言。及夫宰天下时行之，其收效能否与彼相等，是不敢断言也。 吾读国史，而得成功之政治家数人焉，曰管仲，曰子产，曰商君，曰诸葛武侯。夷考其所处者，则皆封建时代或割据时代也；其所统治者，则比今之一省或数州县也。乃若大一统时代，综禹迹所淹而理之，则欲求其运精思、宏远猷，使全国食其赐如彼数子者，盖未之有。其有一焉，则荆公也。而所成就，固瞠乎后矣。吾于是窃窃疑吾国之政治家，宜于治小国，而不宜于治大国。及环而思夫吾国以外之以政治家闻于后者，彼来喀瓦士何人耶？梭伦何人耶？吾国之一里正耳。彼士达因何人耶？加富尔何人耶？俾斯麦何人？耶格兰斯顿何人耶？吾国之一巡抚或总督耳。若夫罗马帝国之盛，与夫今之俄罗斯，求其比迹彼数子者，又何无人也。吾乃深思而得其故矣。所谓大政治家者，不外整齐画一其国民，使之同向于一目的以进行，因以充国力于内而扬国威于外云尔。欲整齐画一其国民，则其为道也，必出于干涉。今之以放任不以干涉而能为治者，惟英美等二三国而已。然其所谓放任，已非犹夫吾之所谓放任，而况乎其前此，盖皆尝经莫大之干涉而始有今日也。自余诸国，则莫不以干涉为治者也。非惟今东西诸国有然，即吾国古代亦莫不有然。 管商诸葛，皆以干涉其民而成治者也。周官为周公之书与否，吾不敢知；其尝实行之与否，吾不敢知。使果为周公之书也，果尝实行也，则干涉其民最密者，莫周公若也。准此以谈，则干涉为政治家唯一之手段，抑章章矣。而此手段者，行诸小国则易，行之大国则难。小国行之则利余于弊，大国行之则弊余于利。是故畴昔之治大国者，惟有二法焉：一曰威劫，二曰放任。威劫者字曰民贼，其不足语于政治家无论也。而放任亦决不足以称政治家，未闻以政治家而卧而治其国者也。且既曰放任矣，则夫人而能之，且并土木偶而能之，而安用此种政治家为也？我国数千年之历史，凡一姓之初兴，必以威劫为政策，如汉高祖、宋艺祖之时代是也。及经数叶，则必以放任为政策，如汉文景宋真仁之时代是也。放任既久则有乱，乱则有亡，亡则有兴，有兴则有威劫，威劫既倦，则返于放任，如是迭为循环，若一邱之貉焉。此政治家所以不产公其间也。虽然，吾无惑乎其然也。舍威劫与放任两者之外，执其中者惟有干涉之一途，而大国之难于干涉且弊余于利既若彼矣，故吾窃以为太大之国，利于洸洸之武夫以为舞台，利于碌碌之余子以为藏身薮，而最不利于发强刚毅文理密察之大政治家。自今以往，交通机关日渐发达，其大国壹如畴昔之小国，则政治家之成就也较易。而在畴昔，则天下至难之业殆未有过是也。以荆公之时、荆公之也，而欲行荆公之志，其难也，非周公比也，非管仲、商君、诸葛武侯比也，非来喀瓦士、梭伦比也，非士达因、加富尔、俾斯麦、格兰斯顿比也。其难如彼，则其所成就仅如此，固其宜也。其难如彼，而其所成就尚能如此，则荆公在古今中外诸政治家中，其位置亦可想见也。 且同是干涉政治也，而其程度亦有浅深之异焉。程度浅者行之较易，程度深者行之愈难。荆公之干涉政治，有为立宪国所能行，而专制国极难行者，甚且有近于国家社会主义，为今世诸立宪国所犹未能行者，夫以数千年未经干涉之民，而卒焉以此加之，其群起而哗也亦宜。然则公之法其果为良乎？为不良乎？吾卒无以名之也。
谢小庆跋：王安石上仁宗书：“陛下其能久以天幸为常而无一旦之忧乎？盖汉之张角三十六万同日而起，而所在郡国莫能发其谋；唐之黄巢横行天下，而所至将吏无敢与之抗者…而方今公卿大夫莫肯为陛下长虑后顾，为宗庙万世计，臣切惑之。昔晋武帝趣过目前而不为子孙长远之谋，当时在位亦皆偷合苟容，而风俗荡然，弃礼义，捐法制，上下同失，莫以为非，有识固知其将必乱矣。而其后果海内大扰，中国列于夷狄者，二百余年…臣愿陛下鉴汉、唐、五代之所以乱亡，惩晋武苟且因循之祸。”忧国之心跃然纸上，虽历经千年，至今仍引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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