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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与围棋的的三个共通点：源流、追求、回归。
一、书法与围棋源流的共通
围棋的起源，可谓古老。《世本·作篇》记载:“尧造围棋”。晋朝张华《博物志》也说:“尧造围棋以教子丹朱。”春秋战国时.围棋已经很流行。《论语·阳货》势孔子言“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载:“今宁子视君不如弈棋，其可以免乎?弈者举棋不定，不胜其料，而况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战国时的弈秋，可以说是史有明载的第一围棋高手，孟子称之为“通国之善弈者也”((孟子·告子》)。围棋与(易经)的原理相通。《易经》从复杂的自然现象中抽象出的“阴”与“阳”两个墓本范畴。其中“阳”代表积极、刚强、进取;“阴”则意味着消极、柔弱退守，二者既对立又统一，既相反又相成，在交互作用中衍生出复杂而有序的大千世界。围棋以黑白两色棋子为基本元素，以方圆为蕃本造型，在纵横十九路的小小棋盘上，相依并存，一如“阴阳”之道衍生万物一样，蕴藏着无穷的可能性，演化出难以数计的复杂棋局，以至干“有星辰分布之序，有风雷变化之机”。宋代人所作的《棋经》明确指出:“枯棋三百六十，白黑相半，以法阴阳。”因此，我们认为围棋的思想源头很可能来自《易经》。
书法作为我国历史悠久的传统艺术是与汉字的历史紧密的联结在一起。书法以汉字造型为基础，探素书法的源头必然要关注汉字的起源。《易经》记有“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尚书·序》中说:“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由是文籍生焉”，《荀子·解蔽篇》也说:“好书者众矣，而仓领独传，始作书契，以代结绳”。汉字的历史是古老的，从我国考古实物看，我国最早的文字从山东大坟口仰韶文化陶器上的刻划记号算起.距今已有四、五千年的历史。最初的汉字是象形文字.而象形文字则是先人对客观自然的最朴素的直观。
由上所述，可见围棋与书法在源流上是共通的，华夏先民认为客观自然有其自身的价值。自然本身就是“天道”。故历来棋坛圣手、书中高人常以对客观自然的直观，棋艺书艺才入“化境”。《弈理指归序》记述了清代大国手施定庵的一则故事。施定庵幼入塾学，工诗善琴，尤善下棋，其棋路精密细腻，棋风稳重，青年时期已在弈林崭麟头角，声名日隆，但棋艺始终没有达到护火纯青之境。雍正十年，施与棋坛元老梁魏今同游视山，但见山下泉水泊泊，萦回荡漾，不觉兴趣盎然，心旷神怡。梁见状，意味深长地对施说:“弃棋当如流泉，行平当行，止应当止，任其自然而与物无争，这才是弃之化境。”此言一出，于施定庵如当头棒喝，顿悟“百工造极，咸出自然”，自此以后，施定庵棋艺大进，遂成一代国手。而唐人陆羽《释怀素与颜真卿论草书》亦明此理。怀素与颜真卿一起交流草书创作的体会，颜问:“法师您也有自己的心得吗?”怀素道:“我观察夏天的云层变幻无穷，像奇峰起伏，就常常取法于它。……又见开裂的墙壁的纹路，每一道都是那么的自然。”颜又问:“比起屋漏痕怎样?”怀素一听立即起身，握住颇真卿的手说:“公得到书法的神位了。”此类逸事，书坛、棋坛比比皆是，皆因书理、棋理共通于自然，故书法与棋艺相通。
二、书法与围棋追求的共通
围棋与书法渗透在传统的中国文人生活中，小至修身养性，大到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古之“君子”似有容尽古今之变，通晓天人之际的追求，这也体现在他们的棋道中。围棋作为中国特有的竞技活动，在胜负观上却别具一格。三国时期魏人邯郸淳在《艺经·棋品》中将棋艺分为“九品”:“一曰人神，二曰坐照，三日具体，四曰通幽，五日用智，六曰小巧，七日斗力，八曰若愚，九日守拙。”棋局的胜负不再重要，而棋艺的最高境界在“入神”，棋艺高低已无关紧要，而是“对坐如昊越，棋手如壶隐”，弈者对抨而坐，棋盘就成了一个小世界，运子布局，犹演自然之道，进退攻防，如明自身之心。“君子”们对天道的体会不同，他们的棋道便有异。儒者追求“中庸之道”，孔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中庸》载“不偏之谓中，为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濡者棋道便讲究行棋“外圆内方”，“攻守兼顾”，“张驰有度”，“阔不可太硫，密不可太促”，“投棋勿逼，逼则使彼实而我虚，虚则易攻，实则难破”等等无不暗合《中庸》之精义。道家讲究“无为而无不为”，“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道者棋术便遵循“制胜无奇不在争，劝君动也何如静”，“迩来息机心 ,剑手对空抨”等等。行棋之中，世事沧桑，人生真谛，乃至治国方略，无不浓缩于方寸之中。故汉班固在《弈旨》中说围棋:“上有天地之象，次有帝王之治.中有五葫之权，下有战国之事，览其得失，古今略备。”
书法艺术也同样融入了“君子”追求“天道”的历史长河中。君子在借书求道的不同时期也表现出了不同阶段的人生追求之理想，安邦治国之谋略。故有汉人尚气，魏人尚韵，南北朝尚神，隋唐尚法，宋人尚意，元人尚态.明人尚趣，清人尚朴之说。历来“书论”都离不开“人论”，他们在论书法的同时也在论人性。汉代杨雄在《法言·问神》中说:“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声画者，君子小人所以动乎情!”李世民在《指意》中认为:“字以神为精魄，神若不和，则字无态度。以心为筋骨，心若不坚，则字无劲健……用锋芒不如冲和之气。”张怀瓘《书断序》“至若碟髦辣骨，裨短截长，有似夫忠臣抗直补过匡王之节也，矩折规转，却密就硫，有似夫孝子承顺懊终追远之心也;耀质含章，或柔或刚，有似夫招人行藏知进退之行也。”书法已隐喻了“君子”修身养性之法则.洞察人性之津梁，极至为治国乎天之门径。所以明代项穆在《书法雅言》中言:“然书之作也，帝王之经论，圣贤之学术，至于玄文内典，百氏九流，诗歌之劝惩，碑铭之训戒，不由斯字，何以纪辞?故书之为功，同流天地，冀卫教经者也。”
可见，正是历代“君子”对“天人合一”的追求，才不断丰富发展着书法、围棋的文化愈蕴，同时也以不同层面满足着他们各自不同的人生迫求。
三、书法与围棋回归之共通
尽管历代君子一直执着地迫求“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但是他们也清醒地认识到理想与现实之间难以消除的距离。于是君子们渴望一种超越，穷棋道、书道以致天道，而后棋道书道便成了天道的化身，逻辑意义上就等于天道。但“君子”们不可真正摆脱物质的世界，或遇太平盛世，或逢山河破碎;或闻喜张狂，或见悲遁世。君子希求天道的外化，命物而不命于物，天道便回归于棋道、书道……成了他们的精神家园，进而指导其行为，借书道棋道以命“人道”、“国道”。
唐太宗李世民，文韬武略兼备，遇隋末流离之乱世，启贞观、开元盛世之业，使有唐一代为世界文明之中心。唐太宗喜好围棋，史有记载。《红拂记》记载李世民棋盘定天下却颇有喻义，文中言隋末草莽英雄虹髯客欲与秦王李世民争天下，乔装布衣棋手与秦王对弈，二人对局时虹髯客拿起棋子，在棋盘的四星位上连摆四子，说:“四子占四方，”咄咄通人，秦王在棋盘中央沉静从容的落下一子言:“一子定乾坤。”虽此一子，却有排山倒海之势，虫L髯客推抨认输.干是打消了与秦王争天下的念头。此虽野史杂谈，不足为信.但也有由棋道知“国道”之意。至于以棋道来衡人道一事，更是繁多。《南史·王荆传》云，刘宗时的王荆，是着名才子，因得罪于宋明帝，被赐毒酒自尽，使臣送来救书时，王IN正同客人下棋，他读完敇书后，神色依然不变.与棋友继续为局上的一处劫争绞尽脑汁。直至局终，才告棋友“此酒不可相劝”，一饮而毕。可谓棋道尽于人道，千古之下扰为之动容。
北宋名相王安石，治“荆公新学”，开“变法新政”，整史治，富社会，在中国历史上有其独特地位。王安石亦为一名书法家，他作行书多用淡基疾书，往往只求达其辞而已，然宋代书论家却给他的书法以极高的评价。《宣和书诺》谓之:“得晋宋人用笔法，美而不烧.秀而不枯瘁，自是一世翰且之英雄”，“胸次有大过人者，故笔端造次便见不凡。”王安石也许从书道悟到治国之道，故才有如此“英雄”的胸襟，大刀阔斧推行其新政。唐代着名书家颇真卿善楷书行草，尤其楷书独具特色，卓然为一大家，书坛素有“颜筋柳骨”之称.欧阳修《集古录》称其书“斯人忠义.出于天性.故其字画刚劲独立，不袭前迹，挺拔奇伟，有似其为人”，朱长文《续断论》称:“其发于笔翰，则刚毅雄特，体严法备，如忠臣义士，正色立朝，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其由书道悟人道，忠君爱国，直言诊谏，不畏权臣，忠肝义胆，终以身殉国。可谓由书道悟人道，由人道体天道。
历史上兼通书棋者很多，上至帝王将相，下至迁客骚人。梁武帝萧衍即善于书法、书论，又精于棋技、品棋，他撰有《棋品》、《棋法》、《围棋斌》等多种棋论，其书论在书法史上也有重要地位。中唐诗人杜牧不但工于诗，而且善书精弃，在《送围棋五逢》中有“五子纹揪一路饶，最宜拥雨竹萧萧”的谈棋佳句，其书法后人评价颇高。
宋代爱国志士陆游，不但是诗人、书法家，而且酷爱围棋，在他的诗作中，吟味围棋的相当多，如“茶炉烟起知高兴，棋子声硫识苦心”;“疏雨池塘鱼避钓，晓莺有户客争棋”等。明代风流才子唐寅，不但诗、书、画皆工，而且也酷爱围棋.他在(题画诗四首(其二))中曾写道:“日长来此消闲兴.一局揪棋对手敲。”在《闲中歌》中，他曾发出过这样的感叹:“眼前宫贵一抨棋，身后功名半张纸。”
时至今日，书法与围棋，已眺出“君子”特有的禁锢，融入普通百姓之中，追今抚昔.玩味体会，中国传统的艺术魅力和底蕴，对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重振华夏文明的雄风，确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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