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延汉简

    居延汉简

造纸术、火药、指南针、活字印刷是我国古代伟大的四大发明，其实，早在发明之前，世界各文明古国就已经有了几千年的文字传承和文明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埃及人用纸草，两河流域用泥版，印度人用贝叶，中国人则用竹木简牍。我们今天看到的最早的甲骨文、金文，前者用于王室的占卜，后者则主要镌刻在铜器上。而简牍文书，在我国历史上曾有过多次重要发现，但年湮代久，未曾把实物保存下来。直到上个世纪初，随着楼兰、尼雅汉晋文书和敦煌汉塞简牍文书的发现，才使我们对竹木简牍的形制、规格、样式和文字内容有了直观的了解。

                                      埃及纸草
     一个世纪以来，包括北京、内蒙、河北、河南、安徽、湖南、湖北、四川、广西、广东、山东、江苏、江西、陕西、甘肃、青海、新疆在内的17个省、区、市都曾发现了不同时代的简牍和帛书。上海博物馆、香港中文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岳麓书院和浙江大学等文博部门和大专院校还有数量不等的收藏，其总数超过26万件。简上书写的文字除汉文外，还有佉卢文、婆罗迷文、粟特文和后来的吐蕃文等等。简牍内容除了100多部典籍文献外还有大量的社会经济文书。名称分别为楚简、秦简、汉简、吴简、晋简等等以及前述各时代的出土帛书。西北地区地处祖国边疆，是秦皇汉武建立过文治武功的地方，又是丝绸之路和中西交通的重要通道。一个世纪以来在甘肃、新疆发现的大量汉代简牍真实而生动地记载了这一历史的全貌，是研究西北史、秦汉史以及中西交通史的重要资料，并深刻地影响了一个世纪以来的学术研究。

正如中国古代用于日常交往的文字不是写在甲骨铜器上，而是写在竹木简牍上一样，古埃及用于社会生活的文字也不是写在建筑物的墙壁上，而是写在纸草上。正是这种纸草和留存后世的遗迹遗物承载了几千年的埃及文明。纸莎草是尼罗河两岸的特有植物，剥了皮，切成木简一样宽窄的纤维，横摆一层、竖摆一层，强力挤压粘合，再浸泡去糖，然后从水里取出晒干，就可以用来写字。埃及人就地取材，找到了这种适合自己的书写材料。公元前3世纪，托勒密一世在亚力山大建起了世界上最大的图书馆，其中收藏的70多万件卷轴书籍就是用纸草写成的。当时许多著名的科学家、哲学家、思想家和艺术家都曾来这里读书、研究、讲学，成就了他们科学事业的辉煌。而亚历山大图书馆和那些用纸草制作的书籍，就成了古代世界智慧的宝藏和文明的灯塔。

贝叶经

 

现在战火烽飞，硝烟弥漫的两河流域，在古代却有着无与伦比的灿烂和辉煌。从公元前3200年起，先后出现过苏美尔王国、阿卡德王国、乌尔第三王朝、巴比伦王朝、亚述帝国等等。他们发明的文字叫楔形文字，文字的载体就是泥板。用削尖了的芦苇把文字刻在泥版上，再把泥板晒干或烧干。这种文字看上去像木头楔子，所以叫楔形文字。以1851年英国“皇家亚洲学会”正式宣布贝希斯敦铭文释读成功为标志，楔形文字释读成功。其中阿卡德文的释读开启了“亚述学”的大门，古波斯文的释读叩响了伊朗学的大门。截至目前，世界各地的博物馆收藏了大约26万块刻有楔形文字的泥砖，承载了两河流域和波斯高原的古老文化。

古代印度婆罗门教、印度教和佛教的经典是用梵文写在贝叶上的。贝叶是一种叫贝多罗树的树叶。这种树属棕榈科乔木，盛产于印度、缅甸、锡兰、马来群岛及热带非洲。树叶呈扇状，叶面平滑坚实，可书写经文。人称贝叶或贝多罗叶。《大唐西域记》卷十一就有（恭建那补罗国）“城北不远有多罗树林，周三十余里，其叶长广，其色光润，诸国书写莫不采用”的记载。用贝叶书写的佛经在我国和世界各大寺庙和图书馆都不难见到。

总之，文字是人类文明传承的主要形态，而文字的载体则各民族各地区因时而宜因地而宜。华夏族选择了竹木简牍，它使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绵延不绝。

抗日战争前夕，有人在内蒙古额济纳河发现了近万根木简，其文字潇洒、书法讲究、波磔奇古、风韵飘逸。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寇进占北大校园，将许多古书、碑帖拓片一焚了之，“居延汉简”也面临灭顶之灾，很多学者忧心如焚。

【故事】抗日战争前夕，有人在内蒙古额济纳河发现了近万根木简，其文字潇洒、书法讲究、波磔奇古、风韵飘逸。那里古名居延海，所以也称“居延汉简”，它同晋朝出土的“汲冢汉简”一样是举世瞩目的珍宝，后存放在北京大学。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寇进占北大校园，将许多古书、碑帖拓片一焚了之，“居延汉简”也面临灭顶之灾，很多学者忧心如焚。一天深夜，助教沈仲章约了语言学副研究员周殿福及一个工友，来到一间房前，他们熟悉地撬开窗子，悄悄爬进室内，递出几捆东西。午夜的北平街头，巡逻的日本兵来回游荡。沈仲章三人边探路边行进，东绕西拐，躲躲藏藏，好不容易把东西运到工友家。几天后，一辆日本轿车把日本特工处的三村大佐送到北大，这家伙指名要看“额济纳（居延）汉简”。谁知房门开后，室内空空如也。三村暴跳如雷，下令全城搜查。沈仲章闻讯后连夜扮成难民逃往天津。正待找店住下时，一个日本兵用刺刀把他的草帽挑落，嘴里不停地叽哩咕噜。沈助教心里一惊，草帽里藏着“居延汉简”的清理清单。他竭力镇静下来，假装听不懂日本话的憨厚模样，混过检查，住进了意大利租界。他想把这批国宝运至上海。1937年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沈仲章去沪的念头落空。正当他束手无策之际，蓦然想到了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馆长徐森玉，便设法与他取得了联系。此时，徐森玉虽已南迁，但爱国激情促使他冒险来津。经仔细磋商后，徐要沈单人秘密将木简由北平运往天津，再转运香港，由他另外安排人接货。沈欣然受命。“额济纳居延汉简”的失落，早已引起日方注意。交通要道上的检查极为严密，运走国宝谈何容易！经反复筹划之后，沈仲章佯装逃难，将国宝交给中立国瑞士的伯利洋行代办托运，“额济纳居延汉简”终于顺利到达天津。木简到津后，一晃半年，无法启运香港。1937年12月底，日本特工人员注意到了沈仲章。一天，乘他不在之际，与意大利警察到旅店查询沈仲章。此后，他三天两头在租界内调换住处，苦捱时光。然而，最使他放心不下的还是寄存在伯利洋行的两箱国宝。沈仲章心急如焚，只得冒险买票，以图迅速离津去港。眼看开船日期逼近，沈仲章还是没有想出上船的好办法。他只好事前买通检查员和搬运工，终于躲过了日本兵的检查，将国宝运上轮船。趁轮船在青岛装货之机，沈仲章上岸向港发电。不料，11条日舰向青岛港开来，船长唯恐有变，急令轮船迅速起锚离去。沈仲章站在岸上望着远去的轮船，不禁痛哭失声……岸上的几位漏乘旅客，相互磋商，决定和轮船公司交涉。几经周折后，沈仲章才和他们一道乘坐另一条船到达上海。“居延汉简”到达香港后，由蒋梦麟先生存放到香港大学图书馆。沈仲章在港期间，废寝忘食地将木简拍照、剪贴、编号、排列、编写索引。蒋先生非常钦佩这位年轻人的赤子之心。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眼看香港也将沦陷，“额济纳居延汉简”只得第二次逃难。经众多学者商量后，由胡适之先生设法运到美国华盛顿。时至今日，这批中华瑰宝仍放在美国国会图书馆。上世纪六十年代，台湾出版了《居延汉简图版之部》，使人得以重见居延汉简大部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