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人盛装打扮,朝同一方向面露微笑,全是为了……丨市民相册

2016-12-26  枫叶红178


全文共3514字,阅读大约需要4分钟

进照相馆拍全家福,是一件很有仪式感的事情。

想想看,全体家庭成员盛装打扮,齐聚照相馆,在摄影师的引导下,互相紧挨着面露微笑,期待留下最温馨的瞬间。这样的场面可不经常有。


所以,过去上海人拍全家福,要么是春节阖家团聚的时候,要么是有亲人即将远行的时候……总之,每一张照片都有着特殊的意义。


我们收集了四个普通上海家庭的全家福。它们分别拍摄于不同的年代,有着不同的拍摄缘由,个人、家庭和时代的变迁都浓缩在了这一张张照片里。



妈妈带我们去拍照,寄给马来西亚的亲戚

受访者:张崇信,男,73岁




1953年,冯瑞珍一个人带着七个孩子,拍下了这张全家福。


照片是准备寄给亡夫的亲戚的。尽管才43岁,她的人生中却已经历了足够多的起起落落。


她原本出生在无锡农村。14岁时,在当地教会的帮助下,得以前往苏州念书,随后又来到上海的护士学校学习。毕业后,她进入公共租界工部局的西人隔离医院工作,在那里认识了后来的丈夫张化民。


张化民从小在英属北婆罗洲(现马来西亚沙巴)长大,年轻时为了逃婚回到国内,进入李鸿章创办的天津北洋海军医学堂,之后赴英国留学。学成之后,他再次回国,来到冯瑞珍所在的那家医院担任医生。


1940年,只身在上海闯荡的两个人结婚了。“我的父亲母亲一个是归国华侨,一个是农村妇女。如果不是在那个中国剧烈转变的时期,如果不是在上海,他们的人生轨迹可能不会有交集。”儿子张崇信说。


结婚时,张化民带着和前妻所生的四个女儿,而冯瑞珍带着姐姐、姐夫去世后留下的三个孩子。随着他们俩的三个孩子先后出生,家中人丁兴旺。好在身为医生,张化民有着颇为体面的收入,一家人过着中产阶级的生活。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1947年底 ,张化民患上肝硬化病倒了。一年半以后,撒手人寰。那段时间,家庭的重担全部落在了冯瑞珍身上。“我爸爸生病的时候,家里几乎吃光当光卖光。你想想看,一个女人没有收入,还要照顾十个未成年的小囡,这个压力有多大?”张崇信说。


解放后,冯瑞珍重新回到医院工作,依靠当护士的收入苦苦支撑着一家人的生活,过了好几年才慢慢缓过气来。恰好此时,丈夫在马来西亚的亲戚和她联系上了。趁着外地念大学的大女儿、二女儿回来过寒假的机会,冯瑞珍带着张家的七个儿女拍了这张全家福。


照片上,她的目光里透着坚毅。“妈妈当时有很强的成就感。”张崇信说,“她拍这张照片是要给爸爸那边的亲戚有个交待:你看,我把孩子们照顾得好好的,把这个家撑起来了。”


照片拍得光鲜,但也有没被拍到的细节。“其实你不晓得,我穿的皮鞋太旧了,都被我踢得发毛了。”张崇信说,他就是照片上前排最左边的那个小男孩。


对于冯瑞珍一家来说,这张照片弥足珍贵。“从那以后,我们一家人几乎再没有全部团聚过。”张崇信说,“因为在这么困难的条件下,我妈妈仍然把九个孩子培养成了大学生,毕业后分配到不同的城市去工作了。”



兄弟姐妹走四方,探亲回家拍张照

受访者:顾伟中,女,69岁


1970年,顾伟中(后排右二)一家拍摄的全家福。



“看到胸前戴的像章,侬就晓得这是啥年代拍的了。”前不久,顾伟中找出了一张1970年秋天拍的全家福。从照片上人的穿着打扮,可以感受到浓浓的时代印记。


当时她还是知青,在崇明农场工作。她回忆说,这张照片应该是回来探亲,为了纪念阖家团圆而拍的。


去崇明农场,是她主动要求的。因为1968年,她和弟弟同时面临着毕业分配问题。“阿拉两个一个高中毕业,一个初中毕业。按照政策,肯定要一工一农。”她是这样考虑的,“我是阿姐,总归让弟弟留在上海。”


她思忖自己走得早,还算比较明智。“侬假使捱着不去,后头就要到黑龙江、云南去了。到崇明毕竟是进农场,不管哪能有18块工钿(工资),自己的生活可以负担了。”


在顾伟中的印象里,80年代以后,全家人就很少特意进照相馆拍照了。也难怪,全家福意味着阖家团圆。每当有亲人远行,或是回来团聚的时候,人们才更容易想到拍摄这样一种有仪式感的照片。


她手边还有几张家庭照片,也是六七十年代在照相馆拍摄的。其中有一张是和大家庭里的表兄妹,专为“复刻”儿时照片而拍的。


“阿拉表兄妹从小一道长大,住在爷爷造的石库门房子里厢。小辰光,爸爸领阿拉最大的七个小孩,在人民公园拍过一张照片。”她说。




照片上的表兄妹们和顾伟中一样奔走四方。“有个表妹跟我一道去崇明农场。一个表弟支援小三线建设,去了安徽。还有一个表弟68届初中毕业,到云南插队落户去了。”1969年春节,趁大家回沪探亲的机会,在照相馆里又“复刻”了一张童年照。





四世同堂,全家福要抓紧拍

受访者:俞颖杰,男,35岁


上世纪60年代初,俞家一家五口的全家福。



1970年,儿女初长成,全家福上少了参军去的大儿子。


1972年,大儿子回来了,但是小女儿插队落户去安徽了。


1982年,一家人终于团聚了,儿女们成家立业,还添了第三代。



俞颖杰知道,从父亲孩提时代开始,俞家就一直有拍全家福的传统。


他自己出现在了1982年的那张全家福上,被“阿娘”(奶奶)抱在手里。“听大伯伯讲,当时阿拉爷(我爸爸)从东北当兵回来了,在安徽插队落户的嬢嬢(姑姑)也回来了。全家团圆,大家结婚有了第三代,所以一道拍了这张照片。”


照片上,大家穿着那个年代最正式的服装——中山装。俞颖杰说:“阿拉大伯伯、爸爸跟嬢嬢正好分别是‘工农兵’,非常有时代特点。”


在俞颖杰的印象里,小时候每个周末,爸爸、伯伯和嬢嬢都会带着各自的小家庭到阿娘家里聚会,大家庭的气氛很浓郁。“阿娘住在泰兴路、新闸路的福康里。阿拉住在医学院路,爸妈一人一部脚踏车,带我过去。”他说。


一大家人吃好午饭,小孩统统睡午觉,大人们便偷闲去逛附近的南京路。“阿拉小孩有淘伴了,睏醒了就把玩具放在门口白相扮家家,或者在弄堂里窜来窜去,敲人家门。”俞颖杰说,“我记得弄堂里老闹猛的。阿拉上头住的是画家汤兆基,隔壁人家姓沈,是茅盾的亲眷。”


童年记忆尚未忘却,转眼间,俞家的第三代已长大成人,爷爷、阿娘抱重孙了。最近,全家老老小小一齐出动,回到老宅附近,做了一件事:再拍一张全家福。俞颖杰说:“阿拉现在是四世同堂,拍照也要抓紧辰光了。”





周阿姨的心愿

受访者:周美丽,女,66岁


1994年拍摄的全家福,周美丽为中间一排右五。



66岁的周美丽有个心愿,那就是把全家人聚到一起,再拍一张全家福。


她一直珍藏着22年前拍的那张全家福。“正月十二拍的。”她记得拍照的日子,“临时想起来,上半日(上午)决定,下半日(下午)就拍好了。”


那年母亲84岁了,正月十五是她的生日。“阿拉兄弟姊妹七个人,我最小,上头有四个阿哥,两个阿姐。我8岁辰光爸爸就过世了。姆妈跟大阿哥、大阿姐把阿拉带大,老不容易的。”周美丽说。


春节是难得家庭团聚的日子。过去,上海人哪家没有一两个子女在外地呢?“当时,小阿哥已经从黑龙江回来了。我插队落户去安徽,留在那边工作,春节是回来探亲的。二阿哥在四川搞地质勘探工作,那年他女儿娟娟刚刚养好小囡,带了老公、小孩到上海来。”


正月十二那天,周美丽在姆妈家,跟大侄女聊起来:娟娟难得来一趟,过好年就要走了。姆妈八十几岁了,将来碰头机会老少的。她马上要过生日了,不如大家拍照留个纪念吧?


“阿拉两个一拍即合,快点去喊这个喊那个,老激动的。”周美丽回忆说,“有的是打公用电话喊的,有的是特意跑过去喊的。半天辰光基本上都来了,就是噶快。因为阿拉兄弟姊妹关系比较好,又正好是过年辰光,一喊就喊到了。”


那张全家福拍完没多久,在安徽待了26年的周美丽终于回到了上海。“其实我在那边工作蛮好的。但是柏万青不是一直讲吗?她已经做到副县长了,也要回上海。就是这种情况。”


母亲87岁的时候去世了。这些年里,周美丽时常会把那张全家福拿出来看看。照片上,祖孙三代二十九口人济济一堂。“每趟看到这张照片,我会想起来老多事情。”她说,“我有多种情结在里厢,跟姆妈的情结,跟阿哥、阿姐的情结,跟下一代的情结……我在安徽,姆妈过来跟我生活了交关(很多)辰光,几个阿哥也经常来看我,帮了我交关忙。所以我蛮看重这个家庭的,一直想再拍一张全家福。”


只是如今,要把大家全部召集起来,并不容易。“姆妈在的辰光,她是主心骨,阿拉等于只有一家人家。现在姆妈不在了,阿拉自己的小孩全部成家立业了,拍这张全家福,等于是要把许多家人家喊过来。”小阿哥道出了家庭结构的变化。


阿哥们给小阿妹周美丽支招:索性让小辈出面张罗。“我儿子在下一代当中总算还有点号召力。他一个个电话打过去:侬是不是阿拉周家门的子孙?这么一讲,大家都去了。”三阿哥说。


这一次拍全家福,大阿哥坐在了中间的位置。“阿拉爷过世的辰光,姆妈没有工作,都是靠大阿哥一边读书,一边养阿拉。”周美丽说,“大阿哥今年85岁了,身体不大好。问过他几次,他坚持说要拍。那天是几个人把他抬到照相馆的。他相当于阿拉的家长。”


相隔22年,两张全家福记录了一个大家庭的变化。





-End-




写稿子:韩小妮

画图片:顾汀汀

照片由受访者和上海照相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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