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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初学画的时候，是被学长们的国画展览狠狠地震撼了一把，然后不顾家长反对毅然决然地就学起了绘画。我们那时候没有高考压力，纯粹是按着兴趣来。学国画，基本上就是成天玩笔墨游戏。素描的学习花去了我们更多的时间。但是老师仍然把笔墨当做中国画的第一要素。我们每天还要练习书法，并坚信书法是国画的基础，而素描只是西画的基础。对于后来所谓的“笔墨等于零”的说法根本不敢去想。 可是随着素描和水彩画的深入学习，我越来越不喜欢中国画了。尤其是所谓的大写意的文人画。觉得很不科学，形貌丑怪，颜色又单一。这种想法延续了很多年，直到我能够从传统中国画中感受到大异于西洋绘画的更加意味深长的，而不是直白或癫狂的审美表达。 民国时期的美术界有一种思潮，即认定中国美术远逊于西洋美术。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当时占据大一统地位的文人绘画基本上只剩下笔墨的乐趣，丢弃了太多的专业技能，看起来过于业余。 作为普通民众，在纸质媒体的时代我们很难看到其它风格的古代中国绘画。感谢互联网科技！有幸欣赏到许多以前看不到的绘画作品，有机会重新认识中国的传统绘画。我第一次看到南京博物院的一套明朝画像时，第一感觉是不敢相信！心里不停地赞叹！赞叹！和赞叹！明代的画匠们居然也有欧洲同时期（文艺复兴时期）画家同样的写实技能和传神写照的敏锐观察力。官员们是各式各样的老奸巨滑。而白衣徐渭的脸上是似乎在一颤一颤地抖动，难道当时便有了精神病的先兆？
我并不认为这组实例能证明工匠比文人画家更高明，或者说文人画派深误了中国的绘画。恰恰相反，我觉得早期的文人画派对于中国绘画来说，具有无可怀疑的先进性。不是说早期的工匠画得不好，而是说从晋唐以来，文人们一直为绘画提供清新的风气和优雅的审美导向。这是工匠们很难自觉达成的。 早期的文人画家都不是专职画家，他们大多有更尊贵的职业，或正在为谋取尊贵的职业而努力。绘画与书法都是业余的事情，是享受读书之乐的方式。他们在书法方面花的时间往往要多些，因为文字是他们工作中整天面对的东西，对于追求精致生活的贵族来说，这是马虎不得的。大多数人在绘画的技艺方面并不比工匠好，他们的强项在于文化修养。作画的目的只是怡情、养心和展示才情。作品本身对他们来说只是副产品，可以随手送人。作画的过程即是享受的过程，即如文人之出游，兴来则往，兴尽即归。也如才子佳人小说，小说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借此展示诗才和华丽的辞藻。文人作画的场地即为书案，工具则以办公用具为主。不为模拟实景，不为赚钱养家，也不用在乎别人说好说坏。随意取材，随兴而画。文人式的孤独感往往成为画面中隐含的主题，这或许是释放压力的一种潜意识的行为。就像那些表达归隐意愿的诗词一样，只是想想而已，不可当真。有时候，那些山水花鸟甚至成为他们表明政治立场或寻求知音的另类方式。
原本是孤芳自赏的画作往往被大众过度阐释，获得高度认可。于是，读书之人，哪怕是钻营之徒，也竞相效仿。泛滥的孤芳自赏稀释了文人画的精神内涵，最终只剩下笔墨情趣这种单一的表现方式。遗憾的是，这时候传统的绘画技巧早已被人们所忘却，甚至讥笑。文人画家耻于与工匠为伍。到清代的时候，这种因循的风气成为唯一的审美标准。 因为种种原因而不可能与统治者合作的一些人可以另当别论。一部分人创作出白眼看青天式的作品也算是一种政治宣言，可以另存一格。明清时期的书画已经走向市场，其作者往往是一些求取尊贵职业而不得的文人。有些人不免牢骚满腹，追求怪异的风格而标榜自己的与众不同。如果把这种避世和地老天荒的审美追求推而广之，成为全民族的审美标准，就显得过于病态和做作。文化精英的怪异追求对整个民族有一些不好的心理暗示。我至今不喜欢看清代到民国时期的绘画，包括民国时期的文学作品，那会使我感到压抑。 另一种不好的现象是：明明喜欢艳丽的、大众化的东西，却努力模仿文人画的陈词滥调和笔墨形式，最终弄得不伦不类。这在清代的民间作品中便有所体现，目前的国画市场尤其明显。 文人画之所以被称为文人画，是因为画画的人是文人。他们能写出高水平的诗词，与画面相呼应。画不足则以诗补之，诗不足则以画补之。现在那些走穴的“文人画家”们到底算不算文人，这需要推敲。 大众化的审美趣味并不是需要遮掩的事情，宋代浓艳而写实的花鸟和欧洲的罗可可绘画都是成功的范例。文人画那种夸张和求简的形式比较适合抒情（前提是你真的有情可抒），那不是大众化的绘画语言。与其欣赏G20的牡丹，我倒是宁可去看民国的月份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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