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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可母亲说：中医无“绝活”。她宁可把本事带进棺材，也不传给我
母亲的医术的确让人找不到攻击她的口实，就连在她身边的我和我父亲也不得不佩服她常能把被西医宣判死刑的病人救过来。
于是，我产生了一个投机取巧的想法。我想，西医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学了就能会，中医有点不好学，如果母亲能把她的“绝活”传给我，我不就可以在医学上走捷径了吗？
我把这想法跟母亲说了，我想她会抓住我想学中医这一机会，把她的毕生所学传给我。可母亲说：中医无“绝活”。她宁可把本事带进棺材，也不传给我。
母亲拿出一沓书，都是《伤寒论》一类的中医经典，差不多与我等身高，说让我先将这些书都背下来，然后才教我本事。
母亲太不讲究教学方法了，怎么也得循循善诱才是呀。她也不想想当时我正身处科学高速发展时期，科学把世界改变得日新月异，令我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如何接受得了古老的阴阳五行呢？我想，阴阳五行是古人在没有探测手段时所做的无奈的比拟方法，朴素就是简单的尊称，现代科学一定能提供出比阴阳五行更好的理论。那时代虽然还没有“发展就是硬道理”之说，但我坚信，随着科学的飞速发展，中医占据的地盘最终会完全让位给西医，如果我用背下一沓古书的时间和精力去学习科学的话，将会有更大收获。再说，我绝无在不研究透科学之前去搞阴阳五行之理，我应该全力推进科学发展。
这叠书我也背了几本，药性、汤头和辨证，我认为这就足够了。可母亲却说我仅仅知道这些比什么都不知道更糟糕。母亲说，学中医必须打下坚实的基础，那就是背经典，而一知半解就会成为害人的庸医。
我之所以没学中医可能与我过于理性有关，因为我看不到从医途径。
“文革”前，有个年轻人病得要死，是母亲救活了他，他觉得中医很神奇，就跟着我母亲学中医。他是真听话，把那一沓子书全背下来了。他聪明、能干、要强，可终其一生也没有找到从医之路。他后来做到一个大型国营厂的厂长。晚上回家，家中就坐满等他诊病的人。可他不是医生，没有处方权，我曾听他倾诉这一痛苦。我可不想做有医生的本事，却没有医生权利的人，不想与那个厂长同一个下场。
我曾有一个能够成为医生的机会，我抓住了，可母亲迫使我放弃了。
在我们城东边有一个不为人知的荒凉湿地。有一年冬天，湖心岛上的一个老太太得了急病，方圆百里没有一个医生，只得骑马到几十里外的军马场向兽医求救。年轻的兽医赶去，用给马治病的药和注射器给老太太救了急。事后，这个年轻人到母亲这来讨教，母亲给他拿药治好了老太太的病，又给村里好多人治好了病。
我17岁中学毕业时，这个村就要求我下乡到他们村里去做赤脚医生。我考虑了一番，答应了。可母亲坚决不同意。虽然母亲是医生，可她自己的身体极弱，离开我的照顾她也真是难以活下去。
在那个年代，作为个人，没有现今的生活之忧，不用考虑谋饭碗的问题。当时只是听毛主席的话，想做个有用的人，像对待其他技能一样，我掌握了一些医学技能，除了针灸之外，西医的测血压、注射、听诊、急救什么的，也学了一些。母亲不善言谈，她不能说服我学中医，又坚决反对我从技能层面上接受中医。当时我不理解她反对的真正含义是什么，中医难道不是技能么？既然我可以从技能层面学西医，为什么不能这么学中医？从我当时所形成的学习观点来看，中医是不可学的。这样一来，与其背一沓子旧书，不如读一沓子新书。背旧书不一定有学问，读新书却会有知识。于是，理所当然地，我走向了科学。
面对强大的科学攻势，母亲便是想拉自己的女儿学中医也是不可能，由此可以看出，学习不能是强迫的，人首先要受社会环境影响，母亲如果17岁时处于我那个时代，她也不会投到中医门下，也会去学西医，所以说真正的学习是出于自然。
母亲自己接受中医的过程十分自然。母亲体质极弱，属于先天不足后天亏损那类的，十几岁时，连一条横道都跨不过去，走几步就要昏倒，还曾一度失明。家有后娘，无立足之地。可能是出于求生的本能，她摸到当地一位著名的老中医处，跪倒在地，磕了三个响头，誓死学医，就此拜师。是中医救了她的命，也赋予她生存的本领。我想，正是基于此，她的中医立场才一直坚定，她的行医方式才没有偏离中医的传统。母亲的师傅能在那个年代破格收下一个女弟子，是不是也看到了这一良好的学习动机呢？
母亲是1924年生人，17岁学中医，24岁开始走乡串户独立行医。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集中年轻的中医上西医院校，统一接受系统的西医培训，因此，要真是讲学历的话，母亲是出自西医院校。在培训过程中，大批中医改学了西医，走出校门后当了西医。母亲也会西医的诊治方法，她也用听诊器。我女儿小时候发烧，我想知道她是不是得了肺炎就贴着她的胸和背听“干啰音”、“湿啰音”，就是母亲教我的。在母亲的书架上，有成套的西医解剖、生理、病理的书籍。我是从母亲的藏书中了解巴甫洛夫学说的。母亲有许多转做西医的机会，但她总是微笑地搞她的中医，不为大势所趋。
(5)
母亲学医时，每天早晨三点钟起床，做师傅全家十一口人的饭，烧火时还背着书，她把师傅指定的书全背下来了。那时她接触不到科学技术，也没有别的哲学思想分心。一对一的师承教育为她打下了坚实的中医基础。这样的学医条件是后来的我和我女儿所不具备的。
母亲背了医古文书，得了师傅的言传身教，形成了坚定的中医信念，此后她的一生就是她师傅精神财富的传承者。虽然我不认识她的师傅，不善言谈的母亲也不会过多地向我描述她的师傅，可从母亲的行医方式上，我不仅看到了她师傅的影子，还隐约看到了那条千百年来中医人走过的道路。
母亲受师傅的影响是不自觉的，内在的。我曾觉得母亲不太了解她的师傅，因为我提出的关于她师傅的许多个为什么，她都回答不出。她的师傅不贪财，凭他的医术，想要发财不是难事。他全家十一口人，生活俭朴，粗茶淡饭。他的大儿子也跟他学医。他死时，把他的医书、药柜等物均分成两份，给他大儿子一份，给我母亲一份。母亲把她师傅这些东西一直保存着，我小时候就是用她师傅留下来的药碾子压药。我觉得母亲的师傅很了不起，在旧社会，能收女孩儿做徒弟，还与儿子一视同仁，让我十分佩服。
母亲受她师傅这一影响很深，她说，医生因给人看病而发了财就是缺德了。所以，母亲挣了钱就用于备药，然后再舍药给穷人，这正是她师傅的做法。
每当有流行病或瘟疫发生，母亲的师傅就当街舍药，分文不取。母亲说，有一年闹霍乱，师傅当街支口大锅，里面煮着药，排出几张木床，看到有人打晃过来，就扶倒在床上刮痧，然后往人身上浇瓢热药汤，再给喝一碗热药，这就救活一个。全家上阵，累得要死。
乘人之危，发国难财，对母亲的师傅这样一个医生来讲是不可想象的。我想，她师傅也是从自己师傅处学来的吧，这也应该是中医的一个传统吧？从母亲的叙述中，我没看到当瘟疫暴发时旧政府有什么作为，都是那些植根在民间的中医自发地行动起来履行一个医生救死扶伤的天职。
我上中学时，中学分成三个班，分别学医学、农机和种植养殖。我被分到了医班。学一段时间后就跟医疗队下乡。母亲就给我带药下乡，要我舍药。母亲年轻时是游走乡间的郎中，她熟悉农村常见病类型，所以给我带的药都是有针对性的，并仔细告诉我如何舍药。可我那时才十几岁，做什么事都不太用心，母亲的话听一半忘一半，到了农村要用时才发觉好像什么都不清楚。
我看到一些批评那时医疗政策的言论说，农村的“赤脚医生”什么也不懂，根本治不了病，纯粹是糊弄人。这话要是从我当年的情况来看的确是不错的。我真的是什么也不懂，背个药箱子满村乱跑，玩心比工作心大，做不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可我也跑遍了所有有病的人家，能向医生汇报谁家有什么症状的病人，还能提出我的意见供医生参考，也能跑到病人家传达医生的医嘱，同时宣传卫生常识等。我懂得不多是真的，我治不了病也是真的，但如果说我没用我可不服。我是医生的调查员、通讯员、宣传员……医生下医嘱，是我走到各家去给病人服药、打针、做理疗，我觉得我是真正的卫生员，怎么能说我没用，是糊弄人呢？我们现在“大医生”不少，可在医生和病人之间充当我当年角色的人不多，护士只是单纯执行医嘱，怎能像我那样搜集情报，放大医生的作用，让人们看到我就感到与“大医生”取得联系了呢？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就站在了医疗卫生工作的前沿，直接接受生活教育，如果我最终能当上“赤脚医生”，我还能总不会看病治病么？所以，我一直不认为毛主席在这件事上做错了。
“赤脚医生”的培养方式在我看来就是一次中西医结合。在这个问题上我不以成败论英雄。西医那种学校式的广泛“复制”人才是“赤脚医生”产生之始，随后将他们播种撒到农村大地上让他们寻找生机又是中医式的生存方式。这有点像在室内大盆里让种子齐刷刷地发了芽，再抛到大地上一样，如果土壤条件好，当然可以早熟，如果条件不好，反倒白瞎了这种子。而中医有点像野生种子，不轻易发芽，一旦发芽就有生命力。
由于接受过西医培训，所以，母亲干起西医来，也挺像那么回事，脖子上挂着听诊器，也会用西药，也会注射，也会看片子……但她骨子里却是师傅铸就的中医。
20世纪50年代，在一般工人月工资只挣三十几元钱，八级工匠才挣六十几元时，母亲是大医院里拿九十几元月工资的医生。母亲性格温顺，待人亲切，同事关系和医患关系都很好，医术又高，着实说在医院工作应该是得心应手，游刃有余。
可是，医院不适合母亲，或者说，西医院的模式不适合中医。母亲的工作方式是她师傅那种作坊式的。像我前面说的，她是根据气候的运行，在流行病暴发前备好药。可医院不可能允许她这么做，她用药又活又广，但医院进药有限。母亲的许多常用药是毒药、禁药，正常配给医院，医院都不敢要。母亲又总是抑制不住自己制药的冲动，这些在医院都是不可能实现的。医院的分科更是限制了她，因为她是综合性治疗。总之，因为她有过独立行医的体验，在医院里工作就感到捆住了手脚。于是，母亲毅然放弃了在大医院的工作，辞职回家，又干起了家庭作坊式的诊所。
从我母亲那一代开始，想要坚持中医就得顶住社会主流的排斥，顶住家人的不理解，甘于清贫和寂寞，没有强大的精神力量怎能做到？
(6)
在母亲的作坊里，我在她的指挥下制药，制汤剂、散剂、丸药、膏药、药酒……
那时，我不喜欢自己一身的药味，时常为自己一身药味而难过。没想到，几十年后的今天，到中医院或路过中药店我都要做深呼吸，就像现代人到氧吧吸氧一样，中药味能打开我全身的细胞，可能就是那时候被“毒”化了，至今留有毒瘾。
即使是小时候，我也能看出母亲不适合在医院行医。当有中年妇女领着病恹恹的女儿来看病，诊过脉后，母亲就把中年妇女拉到一边说：“你这当妈的糊涂，该给姑娘找婆家了，不要等出了事……”
着实说，母亲的性格不适合做媒婆，但母亲却为此没少给人撮合婚姻。后来我继承了母亲这一传统，12岁时就给人做媒。一男一女分坐在我两边，拿逗我说着话。说着说着，两个人一起走了，把我扔下了。婚礼上，他们总说是自由恋爱，把我这个媒人给忘了。而后来，我把人家把我忘了视为做媒的最高境界。我父亲极力反对我和母亲“管闲事”，他说，做人有两大原则，一不保媒、二不荐医，保媒和荐医这两样都是落埋怨的事。但我知道，好多好姑娘在青春期把控不好会一失足成千古恨，这与道德品质无关，适当地帮她们一把，有益她们一生。我看《西厢记》，看张艺谋的《我的父亲母亲》，看到的就不是爱情，而是发情。因为与我在母亲诊所里看到的情况是一模一样的。
有一位叫小珍的姑娘，反应强烈得让母亲和帮助母亲的我没少费心。她妈妈除了暴打她没有别的办法。她甚至不能好好地处对象了。曾有一个很不错的小伙子与她相处，她不敢让自己妈知道，就把男朋友领到我家。母亲为了促成他们的婚姻，留这小伙子吃饭。我陪这个小伙子下棋。小珍不去帮我母亲做饭，老是过来往这小伙子身上贴。当时我才十二三岁，把我恨了个牙根疼。从我家吃完饭出去，两人到城外散步，她往玉米地里拉这小伙子，把人家吓跑了，再也不肯见她。越是遭到拒绝她越疯狂，除了母亲极力安抚她，人们全嘲笑她。最后只有一个病歪歪的、做过大手术、无爹无娘、身无分文的小伙子没跑，被她拉上了床——这个床在她上班的纺织厂女工宿舍。女工们故意等到时候，领着保安，砸开房门，把他们堵在屋里———她只好与这个男人结婚。婚后生活很艰难，再后来听说她削发为尼，出家了。
也有一些中年妇女，轻佻，放荡，看到男人眼睛就发绿。有一个妇女来看病，说她夜夜梦与鬼交。母亲这边正给她开方呢，她看到我父亲在里屋躺着看书，就蹭过去要躺在我父亲身边。我大怒，可母亲只是琢磨方子，并不理睬她在干什么。
这些情况使我小时候不认可我母亲的诊所是医院，也觉得她做的许多事情不属于医学范围。便是在今天，这类情况在医院也很少见。
中医没有心理学这一科，但母亲在她行医生涯中，一直没有把这心理的、精神的疾病从她的医疗范围内剔除出去。她没学过心理学，也不懂哲学，她仅靠她所学的中医理论去处理问题。母亲对精神类疾病的态度和看法与西医有很大不同。我一直关注西医对精神疾病的研究。母亲去世30年了，这期间心理学发展是极为迅速的，可我发现，其科研成果并没有超越母亲所在的中医认识范畴。我在母亲诊所见到的好多现象西医并没有谈及，其解释并不比母亲解释的合理。
母亲治不孕症很出名，许多人来找她治。有一次，她给一个女人诊过脉后并不开药，只聊天。我那时对母亲看病不感兴趣，坐在一边看我的《十万个为什么》。那年代一般医院还没有心理医生一说，更没见过心理疗法。病人是位中学老师，很高雅的。谈着谈着，突然那老师大惊小怪地一喊吓我一跳，她拍手叫道：“天，我明白了。这么说，那些有作风问题的女人是因为有生理方面的要求？”那时还没有“性冷淡”这一说法。母亲诊脉摸出来了，正在启发，诱导她，她这是刚开了窍。
我在工厂当学徒工时，有一位女同事患有不孕症，丈夫嫌她不生育，要与她离婚，她不肯，被丈夫打折了三根肋骨，她悲痛欲绝，哭天喊地。我们女工团结一致地同她丈夫作斗争。回家时我很气愤地向母亲叙述这件事。母亲却平静地说，这么打就好，年底就能生儿子了。我听了，觉得母亲这话真是毫无道理，两口子往死里打架还能打出儿子来？太荒唐了。
果然，年底同事就生了个大胖小子，两口子抱着乐得合不拢嘴，我也惊奇得合不拢嘴。可此时我却无法问母亲这是怎么回事了，因为母亲已经去世了。
经过几十年的琢磨，我也琢磨出其中的道理。我一个朋友患有不孕症，一辈子没生孩子。她与丈夫头半生相敬如宾，没红过脸。可到了更年期她却一反常态，对丈夫大打出手。她对我说：“我忍了一辈子，憋了一辈子，再装下去我就要疯了。”我遗憾地说：“你早打啊，早打把心中的垒块抚平还能生儿子，你打晚了。”所以，我也像我母亲一样，人家两口子打架我不轻易劝架。我曾做过妇联的权益部长，专管维护妇女权益。经常有妇女被打而来求助的，我总是详细了解情况，不轻易下判断，慎用法律武器。老百姓常说的“清官难断家务事”，就是把清官的理性挡在了家门外。因为这里有很微妙的心理因素，有不为我们所知的东西需要我们认真加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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