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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知道中国拥有五千年的文明历史，但在教科书和历史文献中，可资考据的文字记载最多也只有三千年。我们缺乏像埃及金字塔、两河文明时期那些五千年历史的古建筑，但这并不等于我们的文明历史就没有世界上其他地区久远。在诸多的历史遗迹和文物中，我们或许忽略了一个具有重大历史价值的东西——玉石。事实上，中华民族的玉石文明可以直追上万年。 今天，“丝绸之路”妇孺皆知，而“玉石之路”却鲜有记载。在我国考古界开展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中所研究的各种文物考据中，玉石和各种玉器实则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而这些玉器的由来，全都指向了这条“玉石之路”。 我国考古研究发现：在青铜器、铁器时代之前的新石器晚期存在着一个大量以使用玉器为主的时期，历经了几千年。它，就是中国文明的起源时代。历史也证明：我国边疆与中原、东方与西方的文化与商贸交流的第一个媒介，既不是丝绸，也不是瓷器，而是和田玉。和田玉向中原输出的时间大约有5000－6000年之久，早在丝绸之路开辟前，我国就存在这样一条从中国中原到欧洲地中海的“玉石之路”。“丝绸之路”的形成和发展只有1600多年的历史，而“玉石之路”却有着6000多年的历史。这条“玉石之路”就是“丝绸之路”的前身，堪称我国和世界上最早一条沟通中西政治、文化和商贸的运输线，而和田玉也成为沟通东西方经济文化的开路先锋。 那么，“玉石之路”是怎样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呢？
公元282年，河南汲县一座古墓中发现了一批古简，其中有一部分记载了周穆王与西王母交往的一段故事。这也许是最早关于和田玉由西域进入中原的记载。故事说穆王带着七队兵勇，驾着八匹千里马拉的车，边打猎边游览，一路西行，先到达今天的内蒙古，再折向新疆，来到昆仑山北麓，进入一个母系氏族社会的王国——史书所载“西王母（母系社会中，王母实为部族之首领）”的领地。在这里，他受到西王母的盛情款待，返回时，又接受了西王母送给他的八车宝石。此外，穆王沿途在几个大规模采玉、琢玉部落亦作停留，当地部落出于敬重，也纷纷拿出最好的玉石敬献周穆王，此行可谓满载而归。而周穆王带回的玉石，据考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和田玉”。这段故事显示早在3000多年前，新疆已有不少产玉点，已有采玉和琢玉的部落，玉已大量流入中国内陆。《周穆天子传》中周穆王西巡的路线，大致说明了当时新疆到中原地区“玉石之路”的路线，就是这条“玉石之路”，对后来的“丝绸之路”的发展，起到了先行作用。 透过这些神话和历史记载，我们可以窥探到黄河上、中游的远古父系部落与昆仑北坡母系部落之间是怎样以和田玉器为载体沟通交往的。从新石器时代至商朝，先民们从昆仑北坡的和田一带向东西两翼延伸，把和田玉运送到遥远的地方。就这样，由近到远，不断向东方和西方延长伸展，终于开拓出了一条最早的和田玉运输线——“玉石之路”。这条“玉石之路”向东由新疆进入甘肃，经宁夏、山西、陕西入河南，向西由新疆进入乌兹别克斯坦到欧亚各国。由于玉石之路的开辟，大量的和田玉向东西方向运送，至商周时代出现了我国第二个玉器高峰时代。最主要的佐证是：传说黄帝、尧、舜之时，居住在昆仑山的西王母向他们觐献玉环等，在“穆天子传”里记载：周穆王西巡会见西王母于昆仑，赞昆仑为“唯天下之良山，瑶玉之所在……于是取片版三乘，载玉万只而归”。据《史记》记载，公元前283年前，苏厉给赵惠王的信中说：如秦国攻下山西北部，控制住雁门关一带，昆山之玉不复为赵王所有。元代的维吾尔大诗人马祖常写道：“采玉河青石子，收来东国易桑麻”。这充分证明了比“丝绸之路”还早的“玉石之路”的存在和繁荣，也证明了和田玉是东西方交流的第一媒介。可以说，“玉石之路”为东西方的经济繁荣、政治文明、文化交流起着十分重大的作用。约两千年前，西汉时期张骞两次通西域，正是有了玉石之路的指引，才能到达西域各国。他勾通的丝绸之路，实际上为“玉帛之路”。商贾们在这条路上，东去带上和田美玉，西往带着中国丝绸。汉代在甘肃设置的玉门关，也是因运输玉石而闻名，在汉以后的玉帛之路上则更加繁荣。正如唐代诗人杜甫的诗：“归随汉使千堆宝，少答朝王万匹罗。”据专家考证，玉门关是新疆和田玉料进入中原地区的第一个关口，它的位置在敦煌以西，汉代的时候，朝廷派兵驻守，并正式定名玉门关。古代玉石经过玉门关后，还要两次东渡黄河，最后到达雁门关。雁门关是蒙古草原和中原地区的分水岭，也是玉石之路进入中原的最后一个关口，一旦越过这个门户，新疆玉石就算真正进入了关中地区。这条延绵数千公里的玉石之路的终点，即是商王朝的都城河南安阳。 商王朝是创立了辉煌青铜文明的古老王朝，在它统治的数百年时间里，同时也创造出了当时最辉煌的玉器文明，形成古老中国从史前文明进入王权社会后，古代玉器文明的第一个巅峰。那时，和田玉成为宫廷之珍宝，奴隶主贵族以用和田玉为荣，生前佩带，死后同葬。用玉之多已十分惊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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