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笋 有一次,我和另一位插兄竟经由火车带回来过1000多斤冬笋,现在自己想想也觉得不够真实。 但那事儿确实发生过。 那就来写一写这段《贩笋记》。 全中国只有三个县曾被称为“毛竹县”,那就是安徽的黄山、浙江的安吉和江西的奉新。 我不幸而有幸地在奉新县做过九年的知青。 那真的是漫山遍野的毛竹,望不到边。 有竹就有笋,笋子长大以后,便又成了竹子。 冬天埋在地里的叫冬笋,壳黄;蹿出地面的一律叫春笋,壳褐,因为见光遇氧了。 有句成语,叫“雨后春笋”,那是千真万确。昨天上山它还只一尺高,雨后的今天再来,它已经比你还高了。 当地习俗,清明之前,春笋随便挖,起到间苗的作用;来不及吃的就做烟笋或笋干。 过了清明就封山,因为不会再有新笋长出,正所谓一只笋子一根竹啊。 由于春笋多,多到不稀奇,我们从来不高兴去挖,直接拿脚踹。 揣得断的都是嫩头,揣不断的估计也老得咬不动了。 我们只吃嫩头,用家里带来的咸肉煮,那个鲜,不足与外人道也。 挖冬笋就要一点真功夫了。 有个同学叫大勇,长得五大三粗,还很倔,他曾学电影《地道战》的台词发誓: “挖地三尺,我就不信挖不出冬笋(原词是共军)来!” 他真的提了把柴刀,跟着老表们上山去挖冬笋。 他为自己在竹林里圈定一块地,约摸有20来个平方米吧,然后就甩开膀子猛地往下刨。 结果累了一天,只挖到七八斤冬笋。 而在他附近挖笋的山民,最少的也要挖到七八十斤。 如果是老把式的话,一天可挖一百多斤。 五六年后,山民和我们熟了,才道出原委。 原来这毛竹是雌雄异株的,用他们的话来讲,就是分公竹和母竹。 只有母竹才会长笋子。母竹的根又叫竹鞭,笋子就长在竹鞭的节垠上。 一根竹鞭一般都可长出六七个笋来,多的可以有十几个。 所以挖冬笋这活儿,关键是要先找到母竹,再设法找到它竹鞭的走向,才能收事半功倍之效。 说起来,公竹母竹很容易区分,只是不为山外人所知而已。 毛竹的竹枝从竹节上长出,一般都是两分叉,夹角在40度左右。 找母竹就要观察毛竹的最靠近地面的竹枝,没有分叉的是公竹,尽管公竹的其他竹枝也都是两分叉。全株都是两分叉的则为母竹。 这不免让人联想到人的性染色体X与Y的区别来。 更为神奇的是,那长着竹笋的竹鞭在地底下的走向,恰恰就在母竹最靠近地面的那根竹枝的正下方,其分叉恰好是竹鞭走向的大致范围。 我不止一次地亲眼看过山民如此按图索骥地挖笋,成功的概率至少有九成。 当然也有失灵的时候,凡事都有例外嘛,人还有心脏长在右边的呢。 买笋 好,言归正传。 那一年,我们之所以要带那么多冬笋回去,其实也是事出有因。 我的那位朋友,父亲刚刚过世,母亲没有工作,家庭经济来源立刻成了问题。因此写信来,要他多带点笋回家,还给他寄了些买笋的钱来。 当年,山里的冬笋每斤1毛钱,上海小菜场每斤至少要卖5毛5。 他来找我,倒并不是说我们有多熟悉,有多要好,他也是实在没法子了。 因为他当年的绰号叫“大将”,经常打架滋事,山民避之惟恐不远。他是没这个脸去求山民挖笋。 而我,毕竟混得好些,也有不少当地的山民朋友,托他们办事自然容易些。 必须提到的是,当年全国农村都在“割资本主义尾巴”,别说挖笋了,就是用竹枝扎几把扫帚卖钱都是要被批斗的,生产队“集体讨论决定”的也不行。 当然,百密一疏,暗中挖笋的还是有,但须得行事谨慎而又缜密。 在这个意义上,每斤1毛钱,除了挖笋的劳务费,还有风险金的意思呢。 我们俩特地选了离镇上有十多里地,不通公路的几个小山村。 我先从山民朋友那里知道哪几个特别会挖笋,并托他先去打个招呼,说过两天会来——那时根本没有任何通讯,写信他们又不识字,手摇的电话也只通到村委会。 到了那天,我们天不亮就上山,到了那家人家,姓名对上了,我们就在堂屋坐下,也不说别的话。 未几,她家的女客就来泡茶,拿出蕃薯片、青豆、生姜等,一边招待,一边说: “你找他啊,他爷俩早就从屋后上山‘砍柴’去了。” 我们便撇嘴一笑。 整个一个地下工作,还好,反特电影我们谁也没少看,老到得狠呢。 再说,那种神秘感也是挺爽的。 中午了。山民很客气,要我们吃午饭。我们没好意思吃,硬抗着,只是拼命抽烟喝水吃零食,等着天黑。 我的山民朋友曾告诉我,这家父子绝对是挖笋好把式,挖一百斤笋最多四五个钟头。 可是,天已断黑,他们为何还不下山么? 莫非是被人发现了?说实话,我们心里还是很有些忐忑的呢。 终于,从隔壁灶间传来了一些动静。 原先陪着我们聊天的他家女客拿起桌上的小油灯迅速起身,并示意我们跟过去。 父子俩回来了。 油灯微光下,我看见灶间地上有两副柴担,横七竖八地塞满了冬笋。 由于是刚挖起来的,带着黄泥,涩涩的泥香里有淡淡的笋香。 “怎么这么晚?”年轻焦躁如我,还是禁不住要问。 那山民悠然点起旱烟来:“四点多就挖好了,太阳还好高呢。”呼出一口烟,“听到有人从那边过,不敢下,怕是邻村的,看见,就坐在山里,烟都不敢抽。” 说话间,他女客已经将秤拿来,我俩连忙去抢着抬秤,每担都是110斤以上!大丰收啊。 说好一毛钱一斤。 我的朋友“大将”摸摸索索地从裤袋里拿出了两张十元大钞,那可是当年最高面值的货币了,再加上2元多零头,双手递了过去。 山民照例先推托一番再收下。 男人让他女客把小油灯举起来,凑近些,很认真地看着那些钱。 他女客小心翼翼地抽过一张十元的来,看看,捏捏,再看看,再捏捏。 我知道这绝非在辨别真假。 那年头,山民太苦了,农业学大寨,只准种粮食,不准靠山吃山。 很多人家一年到头干下来,强劳力也只能分到400多斤谷子,每月合20斤米,除了能把肚子吃个半饱,根本见不到现钱。 “见是见过哟,只是没得过,没拿过,”油灯下,女客的眼里有泪光。 夫妇俩劝我们吃了饭走,我哪里敢,冬闲了,山民家自己吃的都是“番薯签饭”(将山芋切成细丝拌在米里蒸)。 我们的心事倒是怎么将这两百多斤狼狼犺犺的东西拿下山。 护笋 我开始耍小心眼:“借你的扁担和柴担你不会不同意,但我们马上要回上海去,什么时候还给你呢?” 那山民一听就明白了,赶紧招呼儿子,说:“走,帮他们送下山去。” 他女客也已麻利地点亮了一根松明火把,要跟着来。 我们赶紧拦住,接过火把。 一路上,父子俩高兴得哼起了山歌。 “你现在就不怕碰到熟人啊?”我打趣道。 “不怕,”他使劲地摇头,百多斤的担子和夜路对他们来讲都不算什么,“现在这笋是你的了,我只是帮你挑脚,也不收脚钱。我哪里知道你哪里搞来的笋啊。”一种山民的狡黠。 笑声在夜空中飞得很远。 就这样,足足忙了一个礼拜,跑了四五家,才买到了这1000多斤笋。 但我们还无法动身。 因为我们没有足够多的旅行袋来装这么多冬笋。 “大将”虽然早有盘算,他跟每个已经回上海的男女同学都打过招呼,有的还写信提醒,让他们到家后,迅速理出东西,然后将旅行袋通过邮局寄回给他。 可是,这人一到上海,发条就松掉了,谁做事还那么巴结。 半个月过去了,只寄回来三只,加上我们本来一人一只,还缺两只。 说起来,那年头别说家家都有些钱紧,有钱也难买到旅行袋。 那年头什么东西都配给供应,只有持有插队内迁的户口迁出证明,才可以到商店里去限购一只旅行袋。 动不了身,只能在我的宿舍里呆着,大冬天的,我俩天天看着那堆笋,烤着火打着纸牌度日。 一日,“大将”突然神经质地扔掉手里的牌张,跑到那堆冬笋前,捧起一个,大叫道: “不好了,这记僵忒了。” “啥体?大惊小怪的。” “你看,这笋壳翘开来了!” 我晕。 我当然很理解他,他指着贩笋的钱过日子呢。 不过问题也需要解决。天天在屋里烤火,水份都收干了,能不翘壳嘛。 我只有去问山民。 可我当时的宿舍在镇上的敬老院里,我的邻居都是当年的老红军啊,阶级觉悟会不会太高啊。 不管了,人心都是肉长的呢。 老红军听完,笑了。 “去河滩,挑两担湿的黄沙来,把笋子埋起来。” 好办法。 多少年后,我在上海的小菜场里摸到冬笋壳上有细沙,我就会笑着想起这段经历来。 终于,上海的旅行袋也寄来了,“大将”也提前将汽车站的站长搞定了,因为两张车票不能托运那么多行李,尤其还是免费。 “大将”搞定事情的方式也很独特,他才不会递根烟过去,再低声下气地说好话呢。他告诉我: “我吓唬他,说如果他不让我把笋子带出去,我就把他们家的鸡全偷光吃掉。” 前车可鉴,一年前,那站长因为没让“大将”的朋友带几副铺板出去,损失了11只鸡。 (未完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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