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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然而两党的余温尚存，乾隆十八年的这道谕旨，有意提及雍正帝“整饬风俗、防弊遏邪”打击朋党的苦心，似在警告那些与诸王来往的朝臣，不要逼他像乃父那样行事。  乾隆十八年（公元1753年），乾隆帝突发一道谕旨，禁止大臣与宗室诸王交结。 谕旨声称：“皇考世宗宪皇帝时，因朝臣与诸王交接往来，曾经降旨训谕，深戒党援……朕临御以来……诸王中一二节遴者，竟有招纳之事，而大臣中亦有在王府往来者……” 很明显，皇帝担忧宗室朋党死灰复燃，下旨意在遏止。 虽然乾隆帝在即位之初，一改乃父苛待宗室之风，释放在押亲王，恢复爵位，但对待任何威胁其皇位的宗室，毫不手软。康熙朝废太子胤礽之子弘皙的下场就是个例子。 此事已经过去十四年之久，但乾隆帝的不安全感，似乎并没有随着前朝宗室严打而消失。 老问题 乾隆帝抑制诸王与朝臣往来，不过是延续雍正帝的旧政策。 谕旨中提到的雍正帝“降旨训谕，深戒党援”，应特指乃父撰写的《朋党论》。雍正帝上位后干掉八爷党，对诸王朋党深为痛恨，《朋党论》将结党视为“逆天悖义”，可“陷于诛绝之罪”。 经过雍正帝十三年的整顿，乾隆帝登基时，宗室作为足够威胁皇权的政治势力，已经七零八落，皇帝有足够自信来宽待宗室，诸如恢复八爷党子孙的爵位，容忍一些宗室人员的小过失等等，均博得了仁慈美名。据《啸亭杂录》记载，雍正第五子、乾隆帝生母的养子弘昼，喜好丧仪，爱吃祭品，还嚣张跋扈（曾因与大学士讷亲不和，当皇帝面打他），对这位王爷，皇帝十分宽容，即便弘昼当着文武百官的面顶撞他，皇帝亦能够“哈哈”以对，不予追究。  《啸亭杂录》 但这仅限于个人私德，搞小圈子、团团伙伙的行径，乾隆帝还是没法容忍。乾隆四年，乾隆帝发现废太子胤礽之子弘皙有觊觎皇位之心，便派人捉拿，审实得知，弘皙暗中听信术士安泰的邪术，曾在安泰举行“祖师降临”仪式时询问：“准噶尔能否到京？天下太平与否？皇上寿算如何？将来我还升腾与否？”盼望政局突变。不料事败，弘皙被乾隆帝罚“在景山东果园永远圈禁”，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而雍正帝的兄弟、乾隆帝的叔叔允禄曾赠送官家物品给弘皙，皇帝怀疑二人结党，将允禄罚俸五年，再往深追究，皇帝发现，其兄弟弘升、弘昌、弘皎均与允禄有往来，虽然允禄在皇帝眼中“乃一庸碌之人”，但兄弟们皆“群相趋奉”，朋党之疑似已坐实，且“有尾大不掉之势”，乾隆帝迅速出击，一锅端掉。 弘昌等人与允禄的遭遇，很容易让人想雍正帝当政时，弘时（乾隆帝之兄）与政敌允禩的往事。两人因过从甚密，被雍正帝拆散，弘时被逐，允禩遭圈禁。乾隆帝的处理，算是客气，幸运的是，尽管登基时，朝廷已有明显的大臣朋党气象，但与宗室并未过多勾连。 乾隆初的朋党，即是围绕在大学士鄂尔泰和张廷玉周围的满洲党与汉人党，二人是雍正帝亲自提拔上来的重臣，并受遗命辅政。雍正帝去世后，二人水火不容，争风吃醋，鄂若同之，张必反之，相互倾轧。乾隆帝刚刚上位时，没敢乱动，但意在灭之。乾隆十年，随着鄂尔泰去世，以及鄂党在前线战事的失利，皇帝打压了不少靠军功起家的鄂党，而张党又知所进退，刻意低调，两党之争逐渐式微，乾隆帝亦提拔了自己人如傅恒、阿桂上位。 然而两党的余温尚存，乾隆十八年的这道谕旨，有意提及雍正帝“整饬风俗、防弊遏邪”打击朋党的苦心，似在警告那些与诸王来往的朝臣，不要逼他像乃父那样行事。 旧制度 事实上，朝臣与宗室、王公之间的来往，有一项制度口子，是没法关闭的，乾隆帝亦承认，交结往来之习，“旗员素隶各王门下者，本自不禁”，这便是八旗领主制。 努尔哈赤在晚年时，将八旗旗主分配给自己亲近的子侄统领，虽有利于团结，但也威胁倒后继者的皇权。经皇太极与顺治帝两代人努力，八旗制度逐渐形成皇帝自将上三旗（先是镶黄旗、正黄旗、正蓝旗，多尔衮倒台后，变成镶黄旗、正黄旗、正白旗），其他王公分掌下五旗的格局。旗人作为最小的人身单位，各依其主。 康熙帝把下五旗当做分封皇帝兄弟、子孙的场所，一旗往往有数名王公，与原旗主共治，原有旗主权力被拆散。后来，皇帝再削减旗主王公府属的官员，把所领有的旗人单位——佐领及其领有的旗丁统一划归到各旗都统管理，而都统直接受命于皇帝。自此，皇帝大权在握，旗主与旗务无缘。  北京内城八旗军拱卫图。 在大的制度框架下，旗主的确没法干涉旗务，但皇帝没有做绝，为优待部分王公，会将上三旗内若干佐领下的旗人、包衣划为“私属”。王公往往把后者当做奴才传唤使用，以致部分旗人只知其主，不知皇帝。一些仕途顺遂的旗人，哪怕飞黄腾达做到总督级别的高官，面对王公的横加勒索亦无可奈何。 雍正帝上位后，再钳制王公与旗人的私人关系：减少私属佐领人数，禁止旗主擅自对所属旗人治罪，更不得干涉所属旗人官员的升迁、罢黜。这样，旗人始得脱离王公、宗室旗主的束缚，成为“国家”的旗人。 然而，旗人与王公旗主的这层表面上的隶属关系是难以摆脱的，甚至是某些旗人不愿意摆脱的，所以雍正帝并不禁止私人往来，“犹许岁时庆吊，趋谒如制，”在日常节日等人情往来场合，低阶旗人利用王公、宗室终身有用的特权，进行请托、说情，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乾隆帝谕旨中称“旗员素隶各王门下者……其非本门及汉大臣，则全无交涉”，反推可知本门及满大臣与旗主的交涉情形。这项旧制度安排，若无皇权的强力压制，口子会越来越大，朋党之祸、认养私人的情形定会再起，这在晚清变得常见。 不安全感 皇帝六月份的这道谕旨，对非本门及汉大臣的交涉非常担心，“岁时投刺，即开促膝密谈之端；形迹未绝，保无掣肘显为之事，”“且其意将以为荣耶？抑别有所为耶？” 对于这些交涉细节，饱读史书的乾隆帝不可谓不熟悉，即离皇帝最近的雍正朝，就有科甲朋党，更别说被当成朋党祸国反面例子反复训谕的前明了。事实上，皇帝发布这道谕旨之前，就已有了打击朋党的现实经验。 如前所述，鄂尔泰与张廷玉依靠前朝的经营，在朝中形成依附于己的两大势力：满党与汉党。乾隆帝执政之初并未妄动，直到乾隆六年，找到了机会——先拿鄂尔泰党开刀。 这便是仲永檀案。仲永檀是乾隆元年的进士，以鄂尔泰门生自居，乾隆六年，时任翰林院检讨仲永檀密奏，礼部侍郎吴家驹收受劣迹（行贿）官员、已故工部凿匠俞君弼馈银100两，还侵吞公款2000两，而张廷玉等人还差人给故去的俞君弼送帖。仲永檀暗示张廷玉、吴家驹与劣迹官员俞君弼有某种联系。  鄂尔泰 由于吴家驹攀附张廷玉，被目为张党，仲永檀所为，可看做鄂党有意打击张党。一开始皇帝不信，后来吴家驹认罪，便将其革职，但并没有强力追究张廷玉的行为，认为“全属子虚”，可见对张廷玉的偏爱。 没有扳倒张廷玉，仲永檀也得到升职，但并没有阻住他的厄运。皇帝对其奏折中“向来密奏留中事件，外闻旋知。此必有串通左右暗为宣泄者”一语起了疑心，认为把密奏留下不发的事儿，只有皇帝本人自己知道，何以“外闻旋知”？“暗为宣泄者”是谁？经调查发现，此事由两江总督鄂容安泄露于仲永檀，两人密谋利用俞君弼案来打击张廷玉。皇帝指责二人结党，还斥责鄂尔泰荐举非人，张党乘势要求将鄂尔泰革职。 鄂容安是鄂尔泰的长子，皇帝自然不能遽然动摇这名满洲权贵的根基，便将其从轻发落，而仲永檀则下狱，遭另一名政敌刑部尚书张照在狱中设计毒死，而张照又曾与鄂党首领鄂尔泰有过节。仲永檀以生命的代价，全盘接受了二人的恩怨，死得很冤。 不过乾隆帝并没有放弃追击鄂党的意思，乾隆十年鄂尔泰死后，皇帝以贻误军机杀大将张广泗，鄂党大震。而张党毫发无伤，但并未扩张势力。一方面，张党本身低调，多加约束，皇帝不满之处仅限于张廷玉本人的礼节有亏，一方面，雍正帝许诺给予张廷玉附祀太庙（汉臣仅有），皇帝不好擅加贬斥，更重要的是，张党虽众，多是文吏，没法威胁到皇权，而鄂党多是军功起家，鄂尔泰本人又在雍正帝死后，对乾隆帝甚为轻蔑，常常自比诸葛亮，功高震主，这与当年雍正帝杀年羹尧的背景十分相似。 到乾隆十八年发这道谕旨时，张廷玉并未故去，鄂尔泰党势力仍在，在此前后，虽然并没有发生足以威胁皇权的大臣与王公结党事件，但对于热衷独揽大权的乾隆帝来说，二者之间的一切走动，哪怕是正常的诗酒唱和，都是可疑的，都是不安全感的来源。何况，前朝旧臣仍在，自己有意提拔的人羽翼未丰，皇帝发此谕旨，借看起来并不相干的朝臣结交王公之事，似更有敲打张、鄂两党的意味。 待两年后，鄂尔泰门生内阁大学士胡中藻陷于“文字狱”，他在数年前任广西学政时写下的诗文被人翻了出来，发现其中一句“一把心肠论浊清”，“浊清”二字有意讽刺本朝，是为大逆。这件罪责可轻可重的大案，皇帝选择从重，胡被斩首，又再借机牵连鄂尔泰家族，鄂党几乎被连根拔起。历经二十年，皇帝踩在“满党”之上，最终确立至高无上的权威。（文/ 冯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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