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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的贵籍与贱籍相对，是一个朝代社会集团的上层。八旗子弟及其门第的兴衰浮沉，也是清帝国制度机体的进退表征。旗人从天潢贵胄、金枝玉叶到城市闲人、破落户，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满族崛起于东北的白山黑水，明代的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和东海女真渐成气候，八旗制度应运而生。 到了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努尔哈赤定八旗之制确立建立八旗成为军事支柱，分为满蒙汉三种，将社会结构与军事建制合二为一，以旗统军，以旗统民，部属战时皆兵，平时皆民，战功赫赫。1644年清军入关进而定鼎中原，取得天下。清廷逐鹿中原、平定天下之后，前期如康雍乾三个皇帝都非常看重国语骑射，定本族满语为国语（清语），视骑射为立国之本。也就是说骑射不仅是祖制家法，也是满洲八旗赖以生存的根本。 旗人家庭 清代前期，八旗劲旅确实勇猛，建树盛大，顺治时期平定各地的反清斗争、康熙时期征剿“三藩”、用兵边疆、逼进内蒙古乌兰布通地区平定噶尔丹、痛击沙俄军、收复雅克萨城，驻防盛京、吉林、黑龙江等地驻防，戍卫屯垦，巩固边防，开发东北、西北地区，可以说是当时清廷军事力量的主体。雍正皇帝曾三次说： 八旗为本朝根本，国家莫有要于此者。 八旗满洲 ，乃我朝之根本，根本不可不固。 八旗兵丁，乃国家之根本。 事实上，同样受到优待的京城以及各地驻防八旗兵弁及家眷部从，比起嫡裔宗室的待遇与地位当然还是相差了一些，但仍然是一个特权阶层，可以买卖家奴。旗人家庭出身，那是老爷、小姐、太太，旗籍是一种贵籍。《清律》明文规定：各旗买人，俱令赴市买卖。因此，清代除了科举出身之外，旗籍出身也是一个重要等级划分体系，“抬旗”成为改变身份地位的一种重要途经，是一种显赫的荣耀。 旗人老爷 骑射是旗人的要务，清军崛起后，往往以主力八旗为骑马重步兵，以骑马机动，到达战场后下马步战，先以弓箭射击，再进行肉搏冲锋，高度有效，首领骨格魁梧，膂力强壮，熟习骑射，百步穿杨，因此训练出了八旗骁勇的骑射能力，所向披靡，这也是满州能够坐稳江山的保障，对八旗军民也给与优待，豁免赋役，同时有固定收入，月赐钱粮，不耕而食，不织而衣，成为社会层级中的上等人。 旗人制度初建之时，战时作战，平时生产，为问鼎中原提供了坚实的军政保障。满人入关建政之后，经过顺治、康熙两代的发展，秩序安定下来，旗人主要用于驻防，部分旗人官兵分布于各地满城，精锐部分列为驻京八旗，成为拱卫畿辅的核心打击力量。清廷照顾到旗人为军事根本，为了解除八旗官兵的后顾之忧，建立了八旗常备兵制和兵饷制度。 康熙皇帝玄烨在位后期，就发现战事不多之时，八旗将领不仅武力蜕化，游手好闲，而且也丧失了骑射的能力。糜烂奢靡的生活，使得不少旗人不思进取，只求享乐。多次下诏书要求八旗人员一定要骑射特长、习俗，防范浸染汉民习俗而全盘汉化。雍正皇帝在制度上强行要求学习满语，规定：如不能以清语奏对履历者，凡遇升转俱扣名不用。乾隆皇帝在位期间更是如此，也就是说如果不懂国语骑射就不要吃皇粮了。满蒙汉旗人老爷们的武力逐步蜕化，失去了骑射的热情，骁勇不复当年。朝廷对于旗人有一套特别的优待体制，故而旗人可以优容的生活，无需经营生产即可坐领清廷饷银米粮。 无所事事 除此之外，旗人的富贵不一定可以隔代保障。名义上，旗人禁止从事除了军事之外的任何行业，谋取私利。然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旗人可以通过代理制实现自我财富的获得。故而，有些许家资的旗人们开始设铺经商、从事经济运营，将土地或房产出让，订立契约，从而实现个人资产的循环和扩大。“八旗官兵将所给之米,未及抵家,止贪得一时小利,辄行变卖,在所得之利甚微,而银两耗去,米价又增,于是众皆怨悔无及。”也有特殊的情况，“闲散宗室中有极贫者，一有吉凶之事，则称贷而为之，至有窒迫者”。 消费动力是社会生产扩大的前提，旗人的生计与休闲活动，大大加快了北京城市的商业多样性。为了防止旗民汉化，清廷最早实行旗、民隔离政策。出于物质利益的刺激，旗汉民之间的通商成为“不事生产”旗人日用所需的主要来源。久居藩篱的旗兵，出入繁华的街市、指定送货的汉民或者靠到汉族摊贩集中的胡同购买物资，以满足生活需求。 旗人身份成为旗人自我堕落的“春药”，享受月赐钱粮，不耕而食，不织而衣的优惠，朝廷的优养加快了旗人的汉化，军事化性质逐步低落。同时旗人身份带来的前期物质利益和诸多赋役宽免，又演变为经商置业的前提与资本。当时，清廷有意给旗人和家属规定较高的饷额。如饷米一项，高的每人每年23石，低的也有11石。本人吃不了可变买养家。正如嘉庆皇帝在对户部官员的谕旨中所说的： 自王公以及官兵等应领米粮，定额俱酌量从宽，并非计口授食。即如亲王每岁领米万石，甚为宽裕，岂为一身计乎？原以该王公官兵等禄糈所入，即可赡其身家，并可酌粜余粮，俾稍沾润，立法至为详备（《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25）。 不过，由于旗人对于享乐和生活的狂热追逐，到了清中期，八旗后代玩物丧志，倚仗祖上有功于国而吃老本，其中游手好闲，好逸恶劳，整日耽于嬉戏的纨绔之徒、浮浪之子，好吃懒做、酒囊饭袋之辈，屡见不鲜。甚至，有些旗兵为了节省时间恣意玩乐，雇佣汉族子弟巡城入伍，成为一个清廷“八旗根本”的历史嘲讽。 骑射训练 到了乾隆皇帝之后，八旗老爷“竞思以文艺进身，转置骑射于不问，必致抛荒本业，流为文弱，渐失旧风”。拥有旗籍是一种身份，也是一种制约。辛亥革命之后，八旗子弟、遗老遗少悠游岁月，早已形成的慵懒习气，无法从事生产，内心仍憧憬着身为“天潢贵胄”的辉煌曾经。 其实在晚清之时，有人意识到旗人生计的紧蹙，据《皇朝经世文编》卷35记载，一些恪守规制的旗人，愈发贫困化，失去了祖上的光环，沦为寄食阶层：不士、不农、不工、不兵、不民，而环聚京师数百里之内，于是其生计日蹙，而无可为计。摆谱老爷和折不下面子，是大部分旗人的特征。 到了清中期之后，满蒙旗人“逃旗者”甚多，以求走出旗人规设的“制度牢笼”，自谋生计，寄希望于在繁华市井中维持着之前生活的优裕。旗主们的日子也不好过，子女众多乃至坐吃山空。男的打茶围，蓄画眉，玩票，赌博，斗蟋蟀，放风筝，玩乐器，坐茶馆，一天到晚尽有大量吃喝玩乐的事情可以忙的，女的也各有各的闲混过日的法门。根据文献中的生动记载： 风气日渐浇薄，居恒在家，率皆不务弓马正业，徒以游惰骄奢，愈趋愈下。其不肖者，动辄于歌场酒肆，恣意游荡，并或设局聚诸，稍有睚眦，即逞忿持刃相向，以致将国家养赡衣食之资，尽成荡废，生计日形其艰。 这样的八旗，结局可想而知。一些贫困的旗人不得不将漕粮拿到市场上出售，兑换成银钱使用，甚至“闲散王公贫甚，有为人挑水者”。 骑马 大清律例 根据清代《内务府奏案》的记载，有的旗人家族欠债太多，不得不“假冒民人，带同妻女卖身为奴，甘心下贱”。实际上，清廷为了保护旗民，大费周折但奏效甚微： 民间不许典买旗地，后因日久法弛，狡盼之徒见机生心，始则租种交粮，继则借给钱米，利上坐利，不三五年，佃户仅成债主，竟将地亩算去者有之；或地主一时窘乏，残价典卖与民人者亦有之。于是旗人地亩入于民间者十之六七。 旗民分离在清前期表现明显，内城外城之间“仕宦官民不得无故迁徙”、夜间“自王以下官民人等皆禁行走”、“城内禁止开设戏园”等禁令，无形中禁锢着城市的活力。晚清不得不变通旗制，乃至清帝退位，朝廷“应天顺人，大公无私”。虽然清廷退位颁布《关于大清皇帝辞位之后优待条件》、《优待皇室条件》中规定：王公中有生计过艰者，设法代筹生计；先筹八旗生计，于未筹定之前，八旗兵俸饷，仍旧支放。对于其资产也予以认可，清室各王公从前所有府第、房间、地亩，自清隆裕太后均赏给作为私产。然而，大量的旗人生计困难，非救济可以解决。 种地者 根据统计，乾隆末年北京的八旗军人约为16万，包括家人约为50万。然而，皇城不复，何况旗民？到了民国年间，据1924年《北京日报》感慨：“此后外国人不愿到中国来，何也?中国人不知保存古物也……又如市政公所将中国唯一之建筑如皇城等拆毁，使外国人不知北京为旧都”。 失去身份特权的“旗人们”满脑荒凉，紧握着“从龙之臣”的古老荣耀、大清遗老遗少的身份，恪守中学的士人举子，面对西风无力彷徨，逐步与时代隔离远去。旗人的风气与时代格格不入，也充满了寄食性特征，自诩“俸银俸米到时候就放下来，欠了日子欠不了钱”，即使是“欠了钱也依然可以底气十足”，该做什么毫不含糊，在外遛鸟、斗蝈蝈，在内却拆了东墙补西墙。故而，老舍在《正红旗下》里说： 有钱的真讲究，没钱的穷讲究，归根结底就是讲究二字，生命就这么沉浮在有讲究的一汪死水里。 有道是：“富强霸术利害相参，赈济恩施久远难恃”，八旗制度与清王朝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经历了由盛而衰、由衰而亡的整个历史过程。到了清中期，旗人提笼架鸟，不断蜕化，学习汉语，失去了曾经的锐气，并且满、汉可以通婚，消解了八旗制度的活力。实际上，从一开始清廷严禁“逃旗”到最后允许自谋生计、出旗为民，就是一个微妙的转变。 烟枪与堕落 到了清末宣统年间，八旗官兵实存职官约6680人，全国共驻防有817个佐领，兵力12万人左右，但基本都是朝廷供养、享受待遇而没有太强的战斗能力，甚至有的旗营解散，粮饷停发，形同摆设，当然不是新军的对手。旗人“故家失业，贫况可骇，有缀报纸为衣者,有夫妇共一裤者；故侯拉车，犹为有力，可慨矣”。可以说，皇族宗室觉罗、旗人身份趋于衰败以至最后瓦解，这是一个历史发展的必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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