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八旗生计’问题产生的原因及其后果

咸临 2013-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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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一代，“八旗生计”是使统治阶级颇为棘手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自顺治定都北京后即已出现，乾隆、嘉庆时期趋于尖锐，一直伴随清朝灭亡。因此，研究“八旗生计”问题，对于深人研究整个清代历史实有种益。“八旗生计”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本文仅就这一问题产生的原因及其后果做一探讨。

一

明神宗万历四十三年（1615），清太祖努尔哈赤在关外建立了八旗制度[1]。这种制度具有户籍管理（满洲人丁皆编人内）。军事征伐和组织生产（“出则备战，入则务农”[2]）三项职能。从此，在努尔哈赤、皇太极和多尔表等满族杰出领袖人物的先后指挥和率领下，由八旗子弟组成的劲旅经过多年的奋战，终于打进山海关内，最后击败了明末农民军，扫平了明朝的残余势力，确立了清朝在全国的统治地位。

清朝人关之前，由于“地土未广，民力维艰”，满族八旗除了“三了抽一”、当兵打仗外，还要负担极为繁重的、名目众多的差摇。清太宗皇太极曾对汉官说：“满洲差摇之多，实逾尔等三十余项。”[3]旗人的负担如此之重，生活之艰辛就可想而知了。

在清统治者定都北京，建立了全国政权之后，旗人的地位发生了根本变化。一方面，他们在打天下的过程中立下了汗马功劳，不能不给以特殊待遇；另一方面，由于清政权是以满族贵族为主的满汉地主阶级联合专政，作为少数民族的满族的统治者要实现对人数众多的汉族和其他各族人民的统治，除了竭力宠络。

控制和利用汉族地主阶级外，就必须充分依靠八旗武装作为统治全国的主要工具。为了确保这一立国的“根本”，清统治者制定了各种制度和措施，千方百计地授予八旗旗人各种特权，竭力树立和巩固他们在全国的优越地位。这些制度和措施主要有：

第一，坚定不移地将八旗武装力量作为维护清朝统治的主要工具。八旗按方位分汛驻守北京内城，以环拱紫禁城池，并抽调一部分官兵专任缉捕之事。与此同时，历朝统治者都把“国语”（即满语，又称“清语”）和满族长期狩猎生活中的民族特技——骑射，作为“满洲根本”、“家法相传”，一再告诫八旗旗人“专心学习”，不许沾染汉人习气，“转致弓马生疏”[4]。

第二，对八旗旗人在生活上给予多种优待。顺治元年清廷下令：“凡八旗壮丁、差摇、粮草、布匹，永停输纳。”[5]免去了他们除兵役之外的全部义务。同时发给口粮赡养家属：“七岁以上即食全俸，六岁以下为半口，减半给粮。因是不劳而食，坐享厚利，如待哺之鸟。”[6]此后，又将京畿五百里内圈占的土地拨为旗产，强迫汉民交纳繁重的租税。顺治二年，清廷又制定了赈济八旗的条例，从各方面对旗人给予优待。

第三，赋予八旗旗人在诉讼方面以法定特权。旗人犯法，普通的地方官吏不敢管，也没有权力管，而由步军统领衙门和慎刑司审理。量刑时，他们还享有“减等”、“换刑”等等特权。清律明确规定：“凡旗人犯罪，答、杖各照数鞭责，军、流、徒免发遣，分别枷号。徒一年者，枷号二十日，每等递加五日。流二千里者，枷号五十日，每等亦递加五日。充军附近者，枷号七十日，近边、沿海、边外者八十日，极边、烟瘴者九十日。”清统治者对此立法之用意毫不掩饰地说：“以旗人生则人档，壮则充兵，巩卫本根，未便离远，有犯徒、流等罪，直以枷号代刑，强于之义则然。”[7]再有，清统治者虽然也公开谴责旗人不该因其奴仆小有过失即“殴责毙命”，但还是规定：“凡旗下奴仆违犯教令，家主依法决罚致死及过失杀者，仍照例不论”[8]。等于公开允许旗人随意处死自己的奴仆。

第四，扩大旗人升官途径。清廷定都北京后，王公贵族身居各种要职，享尽荣华富贵。一般旗人既可个别考试人仕，也有其他各种机会做官。如康熙十年，“奏准八旗满洲监生识满汉字者，考试翻译；只识满字，考试缮写。优者授为正八品，以部院笔帖式补用”[9]。雍正元年正月，世宗鉴于满洲进士、举人出身的翰林元升转之途，制定了“推升”的法令。乾隆二年，“敕满洲进士依甲等名次选用知县”[10]历届皇帝还经常下令，要八旗都统将旗内“孝友端方，有才能文者”奏闻，然后授以官职。

但是，上述措施和赋予的特权，也起了腐蚀八旗旗人及其子弟的反作用。如果说，从清廷定都北京到扫除明朝残余势力这一段时期内，旗人还为国家效了大力的话，那么在清廷统一全国之后，他们就不必再服兵役，也不用从事生产，而完全凭借自己或祖辈的功劳领取优厚的俸禄，过着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生活。在聚“数万人于京华”[11]的八旗旗人及其子弟中，许多人终日习干嬉戏，凡丧祭婚嫁极为糜费，一月钱粮数日耗光，以至室中所有为之罄尽。这就是“八旗生计”问题的由来。顺便提一下，所谓“八旗生计”自然主要是北京八旗满洲成员的生计问题。但是，在东北和南方的一些省份中，也同样存在这个问题，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也越来越严重。这在清代中期乾隆和嘉庆的一些谕旨中都有明显的反映。

北京地区“八旗生计”问题的出现，直接影响到拱卫紫禁城和京师的八旗兵力，因而引起了统治者的极大关注。康熙十二年，圣祖在一道谕旨中指出：“满洲乃国家根本，宜加爱惜。”他除了斥责八旗都统、副都统、佐领对八旗子弟“不勤加教育”外，还提出酌量归并一些住领，将“闲散满洲令其披甲”[12]。康熙一朝，清政府先后发帑金1200万两白银赈济旗人[13]。康熙五十六年十一月，圣祖在给户部的谕旨中宣布，自康熙五十七年正月开始，八旗官库不再扣兵丁欠款，以使他们每月都能得到“全份银两”[14] 世宗、高宗也采取了一些应急措施：如他们登基时均下谕旨赏给八旗兵丁一月钱粮；不断对旗人给以赈济，总数共超过2000万两；增设养育兵近3万名；将八旗“闲散移屯”外地。世宗时还在京畿固安县试行“井田”，但以失败告终。乾隆二年，御史舒赫德上疏说：“八旗生齿日繁。盛京、黑龙江、宁古塔三省土沃可耕。请将闲散移屯。”[15]此疏虽奉乾隆谕旨议行，但终未认真落实。乾隆二十一年，高宗鉴于“京中满洲，生齿日繁，额缺有定。惟一人钱粮，供赡多口，终恐桔据”，决定于吉林拉林“开垦地亩，建造房屋，挑取八旗满洲，前往屯种”。他不仅说得振振有词：“此欲我满洲世仆仍归故土，非如不肖犯法发往拉林者可比。”而且规定了对移屯者的优厚待遇：“由京起身之先，每户赏给治装银两。沿途复给予车辆草束。到彼又赏给立产银，并官房田地，以及牛具、籽种等项。计一户需银百余两，则所遣三千满洲用银不下数万余两。”[16]但结果还是落了空。“八旗生计”问题没有得到一丝一毫的解决。

乾隆中叶以后，清朝的“盛世’达到顶峰，国力日益强盛，但是，“八旗生计”问题却更加严重了。这主要是来自以下几种因素的影响。

第一，统治阶级的腐化堕落。当时，由于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社会财富的不断增加，整个统治集团和地主豪绅志得意满，不可一世，以致骄奢淫逸、贪婪残暴的阶级本性恶性发展。满族王公贵族和汉族地主肆意贪赃枉法，生活日趋腐化，这必然影响到八旗旗人及其子弟。他们“妄事奢靡，相沿成风”：或在歌场酒肆恣意游荡，甚至与统治者最为轻蔑的“优伶”同台演戏；或结交地痞流氓，设局聚赌，打架斗殴，动辄伤人毙命，甚至殴伤、打死父母之事也时有发生；或公开抢劫，掠卖妇女儿童。种种“忘本蔑义”、扰乱社会秩序的胡作非为，连仁宗都觉得“不忍形诸纸笔”[17]。

第二，八旗满族人口不断增加。由于清政府的竭力保密和当时户口簿册的不健全，迄今还无法确切知道八旗满族人口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数目。据王钟翰先生推算，皇太极时满族人口约80万，康熙、雍正、乾隆时约为二百六七十万，道光初年约三四百万[18]，200余年间增加了三四倍。人口的急剧增长，使得原来的一份旗产要养数倍之人，以致“地之所产，不敷人之所食”[18]。

第三，物价的不断上涨。清初以来，各种物价就不断上涨。以米价为例：江苏省的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四府在康熙四十六年前，每升米仅售七文；雍正、乾隆初年，每升已达十余文；乾隆末期，每升总在二十七八文至三十四五文之间[19]。乾隆三年，河北保定稻米每一仓石价自二两六钱至二两七钱五分，为价中；大名每一仓石自一两七钱五分至二两一钱四分，为价贱。这样的价钱，连统治阶级也惊呼：“岂有如此米价尚得为中为贱乎！”[20]物价的急剧上涨，自然加重了八旗旗人及其子弟的负担。

第四，清廷财政的桔据。清朝前期，由于统治阶级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发展生产，社会经济迅速发展起来，户部银库的实存银不断增长。如康熙六年实存银为248．8万多两，康熙六十年为3262．2万多两，雍正十年为4439．2万多两，乾隆三十九年为7395．5万多两。[21]这就使得清统治者可以拿出一部分银两赈济贫苦旗人。然而，乾隆中期以后，由于统治阶级的奢侈腐化，以及连年穷兵黩武的内外战争，至乾嘉之际“所用已逾于所存”[22]，这样，清廷再不能像往昔那样赈济八旗旗人，“八旗生计”问题就更趋严重。

在上述变化了的形势面前，清统治阶级开不出任何解决“八旗生计”的灵丹妙药，只能继续沿用祖宗实行的一套赈济办法：第一，赏赐银两、粮米。这主要有以下三种方式：一是加赏粮米，如仁宗在嘉庆元年继位时，加赏八旗官兵一月钱粮，此后25年间，几乎每年都要加赏一月或半月钱粮；二、是为旗人赎回旗地，交与汉人耕种，年终将所得银两普赏旗人；三是动用内库银两交商人生息，然后将息银赏赐旗人。第二，增加兵额。嘉庆年间增加养育兵8000余人，补八旗步甲2000人，补京城巡捕五营所辖兵马的缺额。第三，禁止在城内开戏园。嘉庆四年，仁宗鉴于“八旗子弟征逐歌场，消耗囊寨，习俗日流于浮荡，生计日见其桔据”，下令“除城外戏园将来仍准照旧开设外，其城内戏园著一概永远禁止，不准复行开设”[23]第四，减轻旗人的负担。嘉庆时期，如御史蒋云宽所述：“直隶差使费用……省北州县有旗办三而民办七者，有旗不办而民独办者。”[24]这些措施虽能聊解燃眉之急，但仍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当时统治集团中虽有人提出建议，令八旗闲散户丁到西北一带种地，但立即遭到嘉庆的斥责：“若如所奏，岂非今京师一空？尤为荒谬之极。”[25]后又有人提出改在京畿地区种地，嘉庆仍认为“格碍难行”[26]嘉庆十八年，清廷在镇压了京畿天理教起义后，发现起义的参加者中竟有八旗宗室海康、旗人庆丰等人，感到十分丢脸。为了避免再发生八旗满族的背叛行为，仁宗一再传谕：“八旗人等，例不准移居城外，宗室更不应出城居住”[27]。显然，这个把八旗旗人及其子弟圈在城内的谕旨，已不再单纯具有“宜加爱惜”、拱卫京师之意，而是表明随着阶级矛盾的尖锐，清统治者对他们也要加以防范了。

“八旗生计”问题，在有清一代始终未能得到妥善的解决。到了清末，一般八旗旗人及其子弟的境遇更是每况愈下。清末人吴沃尧（字跃人）在他所写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六回里，把旗人的穷形极相描绘得淋漓尽致，对于我们认识这个问题很有帮助。他写道：

有一天，高升到了茶馆里，看见一个旗人进来泡茶，却是自己带的茶叶，打开了纸包，把茶叶尽情放在碗里。那堂上的人道：“茶叶怕少了罢？”那旗人哼了一声道：“你哪里懂得！我这个是大西洋红毛法兰西来的上好龙井茶，只要这么三四片就够了；要是多泡了几片，要闹到成年不想喝茶呢。” 堂上的人只好同他泡上了。高升听了以为奇怪，走过去看看，他那茶碗中间飘着三四片茶叶，就是平常吃的香片茶。那一碗泡茶的水，莫说没有红色，连黄也不曾黄一黄，竟是一碗白泠泠的开水。高升心中，已是暗暗好笑。后来又看见他在腰里掏出两个京钱来，买了一个烧饼，在那里撕着吃，细细咀嚼，像很有味的光景。吃了一个多时辰，方才吃完，忽然又伸出一个指头儿蘸些唾沫，在桌子上写字，蘸一口，写一笔。高升心中很以为奇，暗想这个人何以用功到如此，在茶馆里还背临古帖呢。细细留心去看他写什么字，原来他哪里是写字，只因他吃烧饼时，虽然吃的十分小心，那饼上的芝麻总不免有些掉在桌上，他要是拿舌头纸了，拿手扫来吃了，恐怕叫人家看见不好看，失了架子，所以在那里假装着写字蘸来吃。看他写了半天字，桌子上的芝麻一颗也没有了。他又忽然在那里出神，像想什么似的。想了一会，忽然又像醒悟过来似的，把桌子很很（狠狠）的一拍，又蘸了唾沫去写字。你道为什么呢？原来他吃烧饼的时候，有两颗芝麻掉在桌子缝里，任凭他怎样蘸唾沫写字，总写它不到嘴里，所以他故意做成忘记的样子，又故意做成忽然醒悟的样子，把桌子一拍，那芝麻自然震了出来，他再做成写字的样子，自然就到了嘴了。

这个在茶馆里出尽了洋相的旗人，家里早已一贫如洗，吃了上顿就没下顿，夫妻俩合穿一条裤子，衣服、箱什均已典当出去。尽管他口里还不服软：“咱们吃的是皇上家的粮，哪里就穷到这个份儿呢！”可是他毕竟改变不了穷困的现实，统治阶级也无力赈济他们。这个故事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八旗生计”问题直至清末依然十分尖锐地存在着。

延续200余年的“八旗生计”问题，在有清一代造成了不可低估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首先，加剧了满汉民族矛盾和社会阶级矛盾。

清朝统治阶级定都北京后采取的许多维护八旗满洲利益的措施，都加剧了满汉民族矛盾和社会阶级矛盾。例如，为保持以八旗满洲为主的军事力量，解决八旗兵丁的土地来源，在京畿地区进行的圈地活动，给广大汉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失去土地的汉民困厄万端，有的被迫加人流民队伍，有的被迫投充八旗贵族为奴。在满族贵族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下，汉民中许多无法生存的八旗奴仆和佃户，终于在康熙十二年（1673）底参加了由白莲教首杨起隆领导的北京起义。这次起义虽然被清政府扼杀在襁褓之中，但仍然给予统治者以极大震动。杨起隆起义失败后140年，即嘉庆十八年（1813）九月十五日，北京又发生了林清领导的天理教起义。由百余名破产农民、王府包衣、贫困旗人等组成的起义队伍进攻紫禁城，直捣皇帝居室养心殿，虽为时只一日，却沉重地打击了清统治者，使他们惶惶不可终日。仁宗惊呼：“我大清以前何等强盛，今乃致有此事！”[28]因为这次起义，他还破例下了“罪己诏”，承认“紫禁城之变”“酿成汉、唐、宋、明未有之事……思及此，实不忍再言矣！”[29]在帝王京城连续发生武装起义，这在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说明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加剧，显示了晚期封建统治的深刻危机。

从杨起隆起义失败，直至清朝灭亡，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民族人民的反清起义连绵不断，他们的口号大多是“反清复明”、“兴汉灭满”。正如清世宗所指出的：“从来异姓先后继统，前朝之宗姓臣服于后代者甚多，否则隐匿姓名，伏处草野，从未有如本朝奸民假称朱姓，摇惑人心若此之众者。”[30]这说明清统治者优待八旗满洲的国策，是有清一代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激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次，削弱了清朝的防御力量。

如所周知，清朝军队主要是由八旗军和绿营军组成，八旗军队是清政权的支柱。清统治者定都北京以后，为巩固政权，竭力使八旗旗人长期保持他们精于骑射的特长。但历史事实却与他们的愿望相违：由于八旗旗人获得了种种特权，其子弟受到了严重腐蚀，由他们组成的八旗军队也很快腐败起来。他们在衣着上“竞尚鲜华，多用纳缎，以穿著不及他人为耻”，又“往往耽于口腹，饱银一经人手，不为度日之计，辄先市酒肉，以供醉饱，不旋踵而赀用业已告竭。又支领官米，随即贱价售与铺家，只顾目前得银使用，不肯稍为储蓄，而家中食米转零星用贵价向铺户来买”[31]，有的当月钱粮不足花销，遂将次月钱粮典当出去，形成了恶性循环。如此久而久之，娴长骑射的民族特技就逐渐丧失了，八旗军队的质量日趋恶劣，战斗力大为减弱。三藩叛乱时，吴三桂就说过：“清朝军中向者旧臣皆勇猛，今甚衰弱矣，焉能及前人哉？”[32]事实也正是这样。康熙十六年，清安亲王岳乐在浏阳将吴三桂部将王绪“围之数重”，连观战的吴三桂都以为吴军“全没矣”，然而风云突变，“少顷，闻交枪连发如急鼓，清兵纷纷堕骑。王绪军冲突无前，莫有樱其锋者，深入敌境，获全胜而返”[33]。这一仗充分暴露了八旗军的腐败衰弱。清统治者对此虽有觉察，但已回天无术了。各地的八旗驻防军都是养尊处优，久不操练，成为货真价实的老爷兵。乾隆四十九年，嘉庆随乾隆至杭州阅兵，“（八旗）营伍骑射，皆所目睹。射箭箭虚发，驰马人堕地，当时人以为笑谈。”[34]嘉庆十四年，清廷对其精锐之师健锐营和火器营进行了考核，结果27200余名兵了中，“列头等者仅六十名”[35]。如此腐败的八旗军虽不能打仗，但在骚扰百姓。抢劫财物、拐卖妇女儿童等方面却变本加厉，如驻防太原的八旗兵了，“，漂悍，窝盗为匪，肆无忌惮。居民指满城为梁山泊”，而地方官“深知满营骄悍，不敢追究”[36]。军纪之败坏，军心之涣散，战斗力之削弱，必然使清朝海防武备空虚，并逐渐丧失了抵御西方殖民主义侵略的力量。因此，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八旗军队的腐朽，成为中国在鸦片战争中失败的重要军事原因。

清廷定都北京以后，在全国建立了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制度。由于它是落后民族在军事上征服先进民族而建立起来的，特别是此后长达30余年的民族征服战争，使清统治者认识到，只有进一步依靠满洲八旗军，才能维持和加强自己的统治。因此，保持和维护八旗满洲的优越地位，就成为这个制度的一个重要特点。这样一种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制度，正是“八旗生计”问题之产生和不能获得有效解决的根本原因。不管清代历届统治者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始终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而“八旗生计”问题的长期延续，则又加速了末代封建皇朝的灭亡。

注释：

[1]努尔哈赤兴起时，关外满洲“原旗有黄、白、蓝、红四色，（万历四十三年）将此四色镶之为八色”（《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二），成为八旗，是为满洲八旗。皇太极时期又设置了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

[2]《清太宗实录》卷七，天聪四年五月壬辰。

[3]《清太宗实录》卷十七，天聪八年正月癸卯。

[4]《清仁宗实录》卷三十九，嘉庆四年二月乙巳。

[5]《清朝通志》卷八十六，《食货略六》。

[6]肖一山：《清代通史》卷中。

[7]《清史稿》卷一四三，删法二。

[8]《清朝文献通考》卷一九七，刑法三》。

[9]《清朝通志》卷七十二，《选举略一》。

[10]《清朝通志》卷七十三，《选举略二》。

[11]昭槤：《啸亭杂录》卷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