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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国之王幼弱未壮，汉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数年之后，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气方刚；汉之傅、相称病而赐罢，彼自丞、尉以上遍置私人；如此，有异淮南、济北之为邪！此时而欲为治安，虽尧、舜不治。 “但是，现在天下却基本安宁，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许多大国的封王年龄还小，不到成人的时候，汉朝廷所任命的太傅、相正控制着王国的权力。再过几年，封立的诸侯王基本都成人，血气方刚，朝廷所任命的太傅、丞相只能称病辞职而被罢免，诸侯王在封地内，县丞、县尉以上的官员都是他所安置的私人党羽；到了这种地步，他们还会做出不同于淮南王、济北王谋反的事情来吗！那时要想使国家长治久安，就是像尧和舜那样的圣人，也无法做到。 黄帝曰：“日中必！操刀必割。‘今令此道顺而全安甚易，不肯早为，已乃堕骨肉之属而抗刭之，岂有异秦之季世呼！其异姓负强而动者，汉已幸而胜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袭是迹而动，既有征矣，其势尽又复然。殃祸之变，未知所移，明帝处之尚不能以安，后世将加之何！ “黄帝说：”中午阳光最好的时候，一定要晒东西！手中握有利刃的时候，就要不失时机地宰杀牲畜。‘现在如果按照这一原则行事，要保全臣子、安定君主很容易做到；如果不早采取措施，等到骨肉之亲已犯罪，再去诛杀他们，难道与秦朝末年君臣兄弟相互残杀有什么不同吗！那些自恃强大而谋反的异姓诸侯王，汉朝廷已幸运地战胜了他们，却又不改变异姓王所以能够造反的客观条件；同姓诸侯王也会仿效他们而图谋叛乱，这已有征兆了，其形势又同以前一样。祸患的变化，不知它的去向，像陛下如此英明的皇帝在位都不能平安，保证社会安定，后世又会怎么样呢！ 臣窃迹前事，大抵强者先反。长沙乃二万五千户耳，功少而最完，势疏而最忠；非独性异人也，亦形势然也。曩令樊、郦、绛、灌据数十城而王，今虽以残亡可也；令信、越之伦列为彻侯而居，虽至今存可也。然则天下之大计可知已：欲诸王之皆忠附，则莫若令如长沙王；欲臣子勿菹醢，则莫若令如樊、郦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亡邪心。令海内之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从，诸侯之君不敢有异心，辐凑并进而归命天子。割地定制，令齐、赵、楚各为若干国，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孙毕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尽而止；其分地众而子孙少者，建以为国，空而置之，须其子孙生者举使君之；一寸之地，一人之众，天子亡所利焉，诚以定治而已。如此，则卧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遗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乱；当时大治，后世诵圣。陛下谁惮而久不为此！ “我私下追寻前事的踪迹，大体上是势力强大的诸侯王先造反。长沙王国崐只有二万五千户百姓，在高祖封立的功臣王中，长沙王吴芮功劳小，但他的封国保存最完整，与朝廷的关系疏远，但却最忠心。这不仅因为吴芮的为人与其他诸侯王不同，也是国小势弱这种客观形势使他这样的。假设当初让樊哙、郦商、周勃、灌婴各自占据数十城的封地而称王，到今天很可能已经残灭了；假若让韩信、彭越一类人物，受封为彻侯而安居，他们得以保全至今，也是可能的。那么，治理天下的根本大计就可知了：要想使受封的诸侯王都忠于朝廷，最好的方法是让他们都像长沙王那样国小势弱；要想使臣子不被诛杀剁成肉酱，最好的方法是让他们都像樊哙、郦商等人那样；要想使天下长治久安，最好的方法是分封许多诸侯王国而削减每个王国的实际力量。王国势弱就容易约束诸侯遵守礼义，封地狭小诸侯就不会有野心。使全国的形势，如同身躯指挥胳臂，胳臂指挥手指，都能服从命令，诸侯王国的封君不敢产生异心，从四面八方一致听命于天子指挥。分割王国的封地，定立制度，把齐、赵、楚各分为若干个小国，使齐悼惠王、赵幽王、楚元王的后世子孙都按次序得到其祖先的一份封地，土地全部分割完毕为止；那些封地被划分为许多小国而国王的子孙很少的封国，先把分割的小国建立起来，暂时空悬封君之位，等生育了子孙之后，再让他们做先已建立的小国的封君；原属诸侯王国所有的每一寸土地，每一个百姓，天子都不贪图，这样做只是为了实现天下大治而已。如果做到这些，就是让婴儿做皇帝也会安宁无事，甚至于皇帝去世，只留下遗腹之子，群臣对先帝的衣物朝拜天下也不会发生动乱；这样，皇帝在世时可以实现大治，后代人也会称颂圣明。陛下是怕谁而迟迟不这样办呢！ 天下之势方病大，一胫之大几如要，一指之大几如股，平居不可屈伸，一二指，身虑无聊。失今不治，必为锢疾，后虽有扁鹊，不能为已。病非徒也，又苦。元王之子，帝之从弟也；今之王者，从弟之子也。惠王之子，亲兄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亲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权以逼天子，臣故曰非徒病也，又苦。可痛哭者，此病是也。 “目前天下的形势，正如同一个人得了足肿病一样，一只小腿几乎与腰一样粗，一个脚指几乎与大腿一样粗，平常屈指伸腰的活动都不能如意，一两个脚指搐痛，全身都无法应付。错过目前时机不给以医治，必定成为无法医治的顽症，以后即便是有扁鹊那样的神医，也无能为力了。目前的病还不仅仅是得了浮肿，还遭受着脚掌反转不能行走的折磨。楚元王的儿子，是皇帝陛下的堂弟；可现在的楚王，却是陛下堂弟的儿子了。齐悼惠王的儿子，是陛下的亲侄子；可现在的齐王，却是陛下侄子的儿子了。与陛下血缘很亲近的人，有的还没有被封立为王，以稳定天下，而那些与陛下血缘很疏远的人，有的却已经手握大权，开始形成对天子的威胁了。所以我才说国家形势之险恶，不仅仅如同人得了浮肿一样，还遭受着脚掌反转不能行走的折磨。我所说应该为之痛哭的，就是这个疾病。 天下之势方倒县。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蛮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侮侵掠，至不敬也；而汉岁致金絮采缯以奉之。足反居上，首顾居下，倒县如此，莫之能解，犹为国有人乎？可为流涕者此也。 “天下的形势，如同一个人正在脚朝上，头朝下倒吊着一样。天子是天下的头颅。为什么这样说？天子是尊贵的君主。被称为蛮夷的四方部族，是天下的双脚。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他们是卑贱的臣属。现在匈奴态度傲慢，侮辱朝廷，侵夺地方，劫掠人民，极为不敬，但是汉朝廷却要每年向匈奴奉送黄金、丝绵和采邑的丝织品。双脚反而在上，头颅却在下面，这样倒吊着，谁也不能解救，国家到了如此地步，能说国家有贤人吗？这是值得人们为之流涕悲伤的。 今不猎猛敌而猎田彘，不搏反寇而搏畜菟，玩细娱而不图大患，德可远加而直数百里外威令不胜，可为流涕者此也。 “现在陛下不去进攻强敌而去猎取野猪，不捕捉造反的盗贼而去捕捉圈养的兔子，沉湎于微不足道的娱乐之中而不考虑消除大患，威德声望本来可以远播，但现在距离长安只有数百里外的地方，朝廷的威望和政令没有效力了。这又是值得为之流涕悲伤的事。 今庶人屋壁得为帝服，倡优下贱得为后饰；且帝之身自衣皂绨，而富民墙屋被文绣；天子之后以缘其领，庶人孽妾以缘其履；此臣所谓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崐饥，不可得也；饥寒切于民之肌肤，欲其亡为奸邪，不可得也。可为长太息者此也。 “现在平民居住的房屋，可以用皇帝的衣饰材料装饰墙壁；地位下贱的妓女戏子，可以用皇后的头饰来打扮自己。况且，皇帝自己身穿粗丝黑衣服，而那些富民却用华丽的绣织品去装饰房屋墙壁；天子的皇后用来加在衣领的边饰，平民的小妾却用来装饰鞋。这就是我所说的悖乱。如果一百个人生产出来的丝绵绸缎满足不了一个富人穿用，要想使天下人不受寒冷之苦，怎么能办到呢；一个农夫耕作，却有十个人聚来分食吃，要想使天下人不受饥挨饿，是不可能的；天下百姓饥寒交迫，要想使他们不做奸邪的事，是不可能的。这是应该为之深深叹息的。 商君遗礼义，弃仁恩，并心于进取；行之二岁，秦俗日败。故秦人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借父锄，虑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谇语；抱哺其子，与分并倨；妇姑不相说，则反唇而相稽；其慈子、耆利，不同禽兽者亡几耳。今其遗风余俗，犹尚未改，弃礼义，捐廉耻日甚，可谓月异而岁不同矣。逐利不耳，虑非顾行也；今其甚者杀父兄矣。而大臣特以簿书不报、期会之间以为大故，至于俗流失，世坏败，因恬而不知怪，虑不动于耳目，以为是适然耳。夫移风易俗，使天下回心而乡道，类非俗吏之所能为也。俗吏之所务，在于刀笔、筐箧而不知大体。陛下又不自忧，窃为陛下惜之！岂如今定经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亲各得其宜！此业壹定，世世常安，而后有所持循矣；若夫经制不定，是犹渡江河亡维楫，中流而遇风波，船必覆矣。可为长太息者此也。 “商鞅抛弃礼义和仁爱恩惠，心思全在于进取；他的新法在秦国推行了两年，使秦国的风俗日益败坏。所以秦国的人，家中富有的，儿子长大成人就与父母分家，家庭贫穷的，儿子长大后就出去当卑贱的赘婿；儿子借农具给父亲，脸上就显示出施恩的表情；母亲来拿簸箕扫帚，立即遭到责骂；儿媳抱着怀中吃奶的婴儿，竟与公爹并排而坐；媳妇与婆婆关系不好，就公开争吵。秦人只知慈爱儿子、贪求财利，这与禽兽已经没有多少差别了。直到现在，秦人的这种残余风俗还未改变，抛弃礼义，不顾廉耻的风俗，一天比一天严重，可以说是每月都在发展，每年都有不同。人们在做某件事之前，并不考虑它是否应该做，而只考虑能不能获取利益。现在甚至已有子弟杀其父兄的了。而朝廷大臣只把郡县地方官员不在规定期限内向朝廷上交统计文书作为重大问题，对于风俗的恶化，世风的败坏，却安然不觉惊怪，耳闻目睹都不能引起注意，认为那是理所当然的事。移风易俗，使天下人回心归向正道，这不是庸俗的官吏能做到的。庸俗的官吏只能做一些处理文书档案的工作，而不知道治国的大体。陛下自己又不忧虑这些问题，我私下为陛下感到惋惜！怎么不现在就确定根本制度，使君主像君主，臣子像臣子，上上下下各有等级，秩序井然，使父子六亲各自得到他们应有的地位呢！这一制度一确立，后世子孙可以久安，而后代君主就有了可以遵循的准则了。如果不确立根本制度，就如同横渡江河却没有缆绳和船桨一样，行船到江河中心遇到风波，就一定会翻船。这是值得深深叹息的。 夏、殷、周为天子皆数十世，秦为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远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长而秦无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乃生，固举以礼，有司齐肃端冕，见之南郊，过阙则下，过庙则趋，故自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孩提有识，三公、三少明孝仁礼义以道习之，逐去邪人，不使见恶行，于是皆选天下之端士、孝弟博闻有道术者以卫翼之，使与太子居处出入。故太子乃生而见正事，闻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后皆正人也。夫习与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犹生长于齐不能不齐言也；习与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犹生长于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孔子曰：“少成若天性，习贯如自然。‘习与智长，故切而不愧；化与心成，故中道若性。夫三代之所以长久者，以其辅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使赵高傅胡亥而教之狱，所习者非斩、劓人，则夷人之三族也。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谏者谓之诽谤，深计者谓之妖言，其视杀人若艾草菅然。岂惟胡亥之性恶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鄙谚曰：”前车覆，后车诫。’秦世之所以亟绝者，其辙迹可见也；然而不避，是后车又将覆也。天下之命，县于太子，太子之善，在于早谕教与选左右。夫心未滥而先谕教，则化易成也；开于道术智谊之指，则教之力也；若其服习积贯，则左右而已崐。夫胡、粤之人，生而同声，嗜欲不异；及其长而成俗，累数译而不能相通，有虽死而不相为者，则教习然也。臣故曰选左右、曰谕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则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书》曰：“一人有庆，兆民赖之。‘此时务也。 “夏朝、商朝、周朝的天子尊位都传袭了几十代，秦作天子却二世而亡。人性相差并不很大，为什么夏、商、周三代的君主有道而维持了长期的统治，秦无道而十分短促呢？这个原因是可知的。古代英明的君主，在太子诞生时，就按照礼义对待他，有关官员衣冠整齐庄重肃穆，到南郊举行礼仪，沿途经过宫门就下车，经过宗庙就恭敬地小步快走，所以，太子从婴儿时起，就已经接受了道德礼义的教育。到太子儿童时期，略通人事，三公、三少等官员用孝、仁、礼、义去教育他，驱逐奸邪小人，不让太子见到罪恶的行为，这时，天子从天下臣民中审慎地选择为人正直、孝顺父母、爱护兄弟、博学多识而又通晓治国之术的人拱卫、辅佐太子，使他们与太子相处，一起活动。所以，太子从诞生之时开始，所见到的都是正事，所听到的都是正言，所实行的都是正道，前后左右都是正人。一直与正人相处，他的思想言行不可能不正，就好像生长在齐国的人不能不说齐国方言一样；经常与不正的人相处，就会变成不正的人，就像生长在楚地的人不能不说楚地方言一样。孔子说：”从小养成就如同天性，习惯就如同自然。‘学习礼义与开发智力同步进行，一起增长，所以无论如何切磋都无愧于心；接受教化与思想见解一起形成，所以道德礼义观念就如同天生本性一样。夏、商、周三代所以能长期维持统治，其原因就在于有教育、辅佐太子的这套制度。到秦朝局面全变了，秦始皇派赵高做胡亥的老师，教他学习断案判刑，胡亥所学到的，不是斩首、割人鼻子，就是灭人家的三族。胡亥头天当了皇帝，第二天就用箭射人，把出以忠心进谏的人说成诽谤朝政，把为国家深谋远虑的人说成妖言惑众，把杀人看做割草一样随便。难道这仅仅是因为胡亥天性凶恶吗？是由于赵高诱导胡亥学习的内容不符合正道。民间俗语说：“前车覆，后车诫。’秦朝所以很快灭亡，覆车的辙迹是可见的；但如不避开，后车又将倾覆。天下的命运，决定于太子一人，要使太子成为好的继承人，在于及早进行教育和选择贤人做太子的左右亲随。当童心未失时就进行教育，容易收到成效；使太子知晓仁义道德的要旨，是教育的职责；至于使太子在习惯中养成善良的品行，就是他的左右亲随的职责了。北方的胡人和南方的粤人，刚出生时的哭声一样，吃奶的欲望和嗜好也没有什么不同；等长大之后形成了不同的风俗习惯，各操自己的语言，虽经多重翻译都无法相互交谈，有的人宁可死也不愿到那里生活，所以出现这样大的差异，完全是教育和习惯所形成的。所以我才说为太子选择左右亲随、及早进行教育是最为紧迫的事。如果教育得当而左右都是正直的人，那么太子就正了，太子正天下就可安定了。《周书》上说：”天子一人善良，天下百姓全都仰仗他。‘教育太子是当务之急。 凡人之智，能见已然，不能见将然。夫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是故法之所为用易见而礼之所为生难知也。若夫庆赏以劝善，刑罚以惩恶，先王执此之政，坚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时；据此之公，无私如天地；岂顾不用哉？然而曰礼云、礼云者，贵绝恶于未萌而起教于微眇，使民日迁善、远罪而不自知也。孔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毋讼乎。‘为人主计者，莫如先审取舍，取舍之极定于内而安危之萌应于外矣。秦王之欲尊宗庙而安子孙，与汤、武同；然而汤、武广大其德行，六七百岁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余岁则大败。此亡他故矣，汤、武之定取舍审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审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诸安处则安，置诸危处则危。天下之情，与器无以异，在天子之所置之。汤、武置天下于仁、义、礼、乐，累子孙数十世，此天下所共闻也；秦王置天下于法令、刑罚，祸几及身，子孙诛绝，此天下之所共见也；是非其明效大验邪！人之言曰：”听言之道，必以其事观之，则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礼谊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罚，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观之也！人主之尊譬如堂，群臣如陛，众庶如地。故陛九级上，廉远地，则堂高；陛无级，廉近地，则堂卑。高者难攀，卑者易陵，理势然也。故古者圣王制为等列，内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后有官师、小吏，延及庶人，等级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 “人的智力，能认识已经发生的事，不能认识将要发生的事。礼的作用在崐于将某一行为在它即将发生之前给以制止，法律则是对已发生的行为进行惩罚。所以法律的作用易见，而礼的作用难知。用奖赏来奖励善行，用刑罚来惩治罪恶，先王推行这样的政治，坚定如金石；实施这样的法令，准确无误如春夏秋冬四季；有了这一公正的原则，政治才能像地载天覆一样无偏无私；怎能认为先王不使用奖赏和刑罚呢？然而，人们一再称赞的礼，可贵之处在于能将罪恶杜绝在尚未形成之前，从细微之处推行教化，使天下百姓自己不知不觉地日益趋向善良、远离罪恶。孔子说：”审理讼案，我与别人一样；然而我一定要使讼案不发生！‘为君主出谋划策，首先应审定选择什么，抛弃什么，取舍标准在内确立，相应的安危后果就会表现于外。秦始皇想尊奉宗庙安定子孙后代，这与商汤和周武王是相同的；但是，商汤、周武王广泛推行德政，他们建立的国家得以保存了六七百年；秦始皇统治天下只有十多年就完全覆灭了。这里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商汤、周武王决定取舍很慎重，而秦始皇决定取舍不慎重。国家政权，本来就是一个大器物；现在人来安置器物，把它放在安全的地方就安全，放在危险的地方就危险。治理国家的情况，与放置器物没有什么不同，关键就在天子把它安置在什么地方。商汤、周武把天下安置在仁、义、礼、乐之上，子孙相传数十代，这是天下人所共知的；秦始皇把国家安置于法令、刑罚之上，几乎祸及自身，而子孙被灭绝，这是天下人有目共睹的。这不是充分证明了取舍不同后果就明显不同吗！有人这样说：“要判断某人所说的道理正确与否，必须观察事实，那样，说话的人就不敢胡言乱语了。’现在，有人说，治理国家，礼义不如法令，教化不如刑罚，君主为什么不拿商朝、周朝、秦朝盛衰兴亡的事实去观察、分析呢！君主的尊贵，如同大堂，群臣好像堂下的台阶，百姓如同平地。所以，如果有九层台阶，堂的边角远离地面，那么，堂就显得很高大；如果台阶没有层，堂的边角接近地面，堂就很低矮。高大的堂难以攀登，低矮的堂屋就容易受到人的践踏，情势就是这样。所以古代明君设立了等级序列，朝内有公、卿、大夫、士，朝外有公、侯、伯、子、男等封爵，下面还有官师、小吏，一直到普通百姓，等级分明，而天子凌驾于这个等级序列的顶端，所以，天子的尊贵是高不可攀的。 里谚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谕也。鼠近于器，尚惮不投，恐伤其器，况于贵臣之近主乎！廉耻节礼以治君子，故有赐死而无戮辱。是以黥、劓之罪不及大夫，以其离主上不远也；礼：不敢齿君之路马，蹴其刍者有罚，所以为主上豫远不敬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贵，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礼之也，古天子之所谓伯父、伯舅也；而令与众庶同黥、劓、髡、刖、笞、、弃市之法，然则堂不无陛呼！被戮辱者不泰迫呼！廉耻不行，大臣无乃握重权、大官而有徒隶无耻之心呼！夫望夷之事，二世见当以重法者，投鼠而不忌器之习也。臣闻之：履虽鲜不加于枕，冠虽敝不以苴履。夫尝已在贵宠之位，天子改容而礼貌之矣，吏民尝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过，帝令废之可也，退之可也，赐之死可也，灭之可也；若夫束缚之、系绁之，输之司寇，编之徒官，司寇小吏詈骂而笞之，殆非所以令众庶见也。夫卑贱者习知尊尊者之一旦吾亦乃可以加此也，非所以尊尊、贵贵之化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废者，不谓不廉，曰’不饰‘；坐污秽淫乱、男女无别者，不曰污秽，曰’帷薄不修‘；坐罢软不胜任者，不谓罢软，曰’下官不职‘。故贵大臣定有其罪矣，犹未斥然正以呼之也，尚迁就而为之讳也。故其在大谴、大何之域者，闻谴、何则白冠牦缨，盘水加剑，造请室而请罪耳，上不执缚系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闻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颈而加也。其有大罪者，闻命则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人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过耳，吾遇子有礼矣。’遇之有礼，故群臣自；婴以廉耻，故人矜节行。上设廉耻、礼义以遇其臣，而臣不以节行报其上者，则非人类也。故化成俗定，则为人臣者皆顾行而忘利，守节而伏义，故可以托不御之权，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厉廉耻、行礼义之所致也，主上何丧焉！此之不为而顾彼之久行，故曰可为长太息者此也。“ “俗语说：”欲投鼠而忌器。‘这是一个很好的比喻。老鼠靠近器物，人们尚且怕砸坏器物不敢扔东西打它，更何况对于那些接近皇帝的亲贵大臣呢！君主用廉耻礼义来约束君子，所以对大臣可以命令他自杀而不能刑杀和侮辱。正因为如此，刺面的黥刑、割鼻子的劓刑都不施加到大夫身上，因为他们就在君主身边；按照礼的规定：臣子不敢察看为君主驾车的马的年龄，用脚踢了为君主驾车的马所吃的草料，就要接受惩罚，这样做是为了及早防止臣下对君崐主有不敬行为。现在诸侯王、列侯、三公这些高级官员，都是天子要改容礼待的人物，相当于古代天子所称的伯父、伯舅；而现在却使他们与平民百姓一样接受刺面、割鼻、剃须发、断脚、笞打、辱骂、斩首示众等刑罚，这样不正如同堂没有台阶了吗！遭受杀戮凌辱的人不是太迫近皇帝了吗！不提倡廉耻，那些 手握大权的大臣，不是就要虽有朝廷大员的地位却像刑徒罪隶那样毫无羞耻之心了吗！望夷宫事变，秦二世被判重罪，就是投鼠而不忌器的惯习。我听说：鞋不管怎样光鲜，都不能放在枕头上，帽子不管怎样破旧，不能用来垫鞋底。如果一个人，曾经出任过高级官员，天子曾庄重地对他以礼相待，吏民曾对他俯伏表示敬畏，现在他有了过失，陛下免去他的官职是可以的，斥退也可以，命令他自杀也可以，诛灭也可以；如果陛下下令让人用绳子把他捆绑起来，押送到管理刑徒的官府，罚他做官府的刑徒，管理刑徒的小吏可以对他责骂笞打，这些恐怕是不应该让百姓见到的。如果卑贱的人熟知达官贵人一旦犯罪被贬责，我也可以对他进行凌辱，这是不利于提倡尊重高官、礼敬显贵的。古代大臣有因为不廉洁而被罢废的，不说他不廉洁，而说是‘不饰’；有犯了污秽淫乱、男女杂居罪名的，不说他淫秽，而是说他‘帷薄不’；有因为软弱无能不能胜任的，不说他软弱无能，而说他‘下官不职’。所以，显赫的大臣即是确实犯了罪，仍不直接点破他所犯的罪过，还是迁就他，为他避讳。所以那些罪在严谴、斥问范围的大臣，听到严谴斥问就身穿丧服，白帽悬挂毛缨，带着盛水的盘和佩剑，自己来到专用于官员请罪的请室，接受处置，君主并不派人去捆绑牵引他。其中有犯了中等罪行的，听到了判决罪名就自杀，君主不派人割他的脖子。犯有大罪的，听到判决旨意之后，就面向北方叩拜两次，跪着自杀，君主不派人揪着他的头发斩下首级。君主可以说：“您自己犯有过失，我对您是以礼相待的。‘君主对臣以礼相待，群臣就会自爱；君主以廉耻约束臣子，臣子就会重视气节品行。如果君主以廉耻、礼义对待臣子，而臣子却不用气节品行报答君主，那他就不像个人了。这种习俗如果蔚成风气，那么做臣子的都只考虑操行，而不去考虑利益，坚守气节而尊重大义，所以君主可以放心地委托臣子掌管治国大权，可以把尚未成人的君位继承人托付给大臣辅佐，这就是推行廉耻、提倡礼义带来的结果，君主有什么损失啊！放着这样的事不做，却长期地实行戮辱大臣的错误办法，所以我说，这是值得深沉地叹息的。” 谊以绛侯前逮系狱，卒无事，故以此讥上。上深纳其言，养臣下有节，是后大臣有罪，皆自杀，不受刑。 贾谊是因绛侯周勃先前被逮捕下狱，直到最后也没有查出罪证，所以用这样的话来讽劝文帝。文帝认真地采纳他的建议，注意用礼义气节对待臣下，从此之后，大臣犯罪，全都自杀，不受刑杀的凌辱。 七年（戊辰、前173 ） 前七年（戊辰，公元前173 年） [1] 冬，十月，令列侯太夫人、夫人、诸侯王子及吏二千石无得擅征捕。 [1] 冬季，十月，文帝下诏令规定：对列侯的母亲、夫人、诸侯王的儿子以及二千石以上的官吏，不经批准，不得擅自逮捕。 [2] 夏，四月，赦天下。 [2] 夏季，四月，大赦天下。 [3] 六月，癸酉，未央宫东阙罘灾。 [3] 六月，癸酉（初二），未央宫门前的东阙上的楼阁罘发生火灾。 [4] 民有歌淮南王者曰：“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帝闻而病之。 [4] 民间传唱着有关淮南王的歌谣：“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文帝听了感到不安。 八年（己巳、前172 ） 前八年（己巳，公元前172 年） [1] 夏，封淮南厉王子安等四人为列侯。贾谊知上必将复王之也，上疏谏曰：“淮南王之悖逆无道，天下孰不知其罪！陛下幸而赦迁之，自疾而死，天下孰以王死之不当！今奉尊罪人之子，适足以负谤于天下耳。此人少壮，岂能忘其父哉！白公胜所为父报仇者，大父与叔父也。白公为乱，非欲取国代主；发忿快志，剡手以冲仇人之匈，固为俱靡而已。淮南虽小，黥布尝用之矣，汉存崐，特幸耳。夫擅仇人足以危汉之资，于策不便。予之众，积之财，此非有子胥、白公报于广都之中，即疑有专诸、荆轲起于两柱之间，所谓假贼兵；为虎翼者也。愿陛下少留计！”上弗听。 [1] 夏季，文帝封淮南厉王的儿子刘安等四人为列侯。贾谊知道文帝一定要重立淮南国，就上疏进谏说：“淮南王刘长悖逆无道，天下臣民谁不知道他的罪恶！陛下免其死罪而流放他，这已是他的幸运了，他自己得病而死，天下臣民谁不说他该死！现在尊奉罪人的儿子，恰恰会导致朝廷承担毁谤之言。刘安等人年岁渐长，怎能忘记他们的父亲呢！春秋时期楚国的白公胜为了给父亲报仇，报复的对象是他的伯父和叔父。白公发动叛乱，并不想取代君主占有楚国，只是想发泄怒火实现自己的愿望，敏捷地用手把利刃插入仇人的胸膛，本是要同归于尽而已。淮南地虽小，但黥布曾用它起兵争夺天下，汉朝廷能战胜他，只是天幸。给予仇人足以危害朝廷的资本，这个决策并不高明。给予他们大量积蓄的资财，他们不是像伍子胥、白公胜那样在广阔的都市复仇，就可能像专诸、荆轲那样在朝廷之上行刺。这就是所说的给盗贼送上兵器，给猛虎添上翅膀。希望陛下考虑！”文帝没有听他的话。 [2] 有长星出于东方。 [2] 有彗星出现在东方。 九年（庚午、前171 ） 前九年（庚午，公元前171 年） [1] 春，大旱。 [1] 春季，发生大旱灾。 十年（辛未、前170 ） 前十年（辛未，公元前170 年） [1] 冬，上行幸甘泉。 [1] 冬季，文帝去往甘泉宫。 [2] 将军薄昭杀汉使者。帝不忍加诛，使公卿从之饮酒，欲令自引分，昭不肯；使群臣丧服往哭之，乃自杀。 [2] 将军薄昭杀了汉朝廷的使者。文帝不忍心以国法杀他，就派公卿去与他喝酒，想让他自杀，薄昭却不肯自杀；文帝又派群臣穿着丧服，到他家中大哭，薄昭才自杀。 臣光曰：李德裕以为：“汉文帝诛薄昭，断则明矣，于义则未安也。秦康送晋文，兴如存之感；况太后尚存，唯一弟薄昭，断之不疑，非所以慰母氏之心也。”臣愚以为法者天下之公器，惟善持法者，亲疏如一，无所不行，则人莫敢有所恃而犯之也。夫薄昭虽素称长者，文帝不为置贤师傅而用之典兵；骄而犯上，至于杀汉使者，非有恃而然乎！若又从而赦之，则与成、哀之世何异哉！魏文帝尝称汉文帝之美，而不取其杀薄昭，曰：“舅后之家，但当养育以恩而不当假借以权，既触罪法，又不得不害。”讥文帝之始不防闲昭也，斯言得之矣。然则欲慰母心者，将慎之于始乎！ 臣司马光曰：李德裕认为：“汉文帝杀薄昭，确实很果断，但却有损于义。当年秦康公送晋文公返国时，曾发出这样的感叹：见到舅父，似乎母亲仍然在世一样。何况当时文帝的母亲薄太后还健在，她只有这一个弟弟薄昭，文帝杀薄昭毫不留情，这不是孝顺母亲的做法。”我却认为，法律是天下共同遵守的准绳，只有善于运用法律的人，不分关系亲疏，无所回避，这样才能使所有的人都不敢依仗有人撑腰而触犯法律。薄昭虽然素来被称为长者，文帝不为他选择贤人做师傅去约束他，却任用他掌握兵权；他骄横犯上，以至于敢杀朝廷使者，不是依仗有人撑腰而如此大胆吗！假设文帝赦免了他，那与后来成帝、哀帝时朝纲废弛的局面又有什么不同呢！魏文帝曾称赞汉文帝的美德，但却不赞成他杀薄昭，说：“对舅父之家，皇帝应能让他们安享富贵，不应给他们干政的权力，既然违法犯罪，却又不得不按法律论处。”这是讽刺汉文帝不及早限制薄昭，才导致了以后的恶果，魏文帝的评论，是很正确的。由此看来，要想宽慰太后之心，还是从开始就谨慎地行事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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